【大纪元2017年03月05日讯】饶毓泰，1892年－1968年10月16日，江西省临川人，1913年入学、1917年12月18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遭到“斗争”和关押，1968年10月16日上吊身亡。
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5日，上海人，1919年入学、1920年6月15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68年被逮捕入狱一年半，精神一度失常，身患重病，1977年1月13日去世。
王均，1898年4月7日－1968年5月，江西省安福县人，1924年入学、1926年6月15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52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刑8年，刑满后在老家村中“监督劳动”，1968年5月被抓走“斗争”及关押，关押中被红卫兵打死，家人至今无从知道他的死亡时间和地点。
肖光琰，1920年8月5日－1968年12月11日，福建福州人，1942年入学芝加哥大学，1946年3月22日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68年12月11日在监禁中死亡，当局宣称他“自杀”。他的妻子甄素辉（大连海运学院英文教员）和15岁的独生女肖络连两日后一起服毒自杀。
陈梦家，1911年4月12日－1966年9月3日，浙江上虞县人，1944年和妻子赵萝蕤一起到芝加哥大学。赵萝蕤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陈梦家在美国做了青铜器研究并写了一部书稿。1966年遭到毒打和侮辱，9月3日上吊身亡。
检视多年来寻访调查收集到的长长的文革受难者名单，我意识到，其中有多达五人，曾经留学芝加哥大学，也就是我现在教书的地方。
五名受难者的名字和简历如上所列。他们的名字是按照其在芝加哥大学的年代排列的。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年代跨度，是从1913年到1948年。饶毓泰、叶企孙、王均、萧光琰四位都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得到学士或者博士学位。陈梦家曾在这里作研究并取得相当多的成果，同时他的妻子赵萝蕤在这里学习并取得博士学位。五人中三人学习自然科学，两人研习人文学科。其中三人是教师，二人是研究人员。他们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受到深重迫害。二人被打死，二人在遭到殴打和折磨后“自杀”（这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所以必须加上引号），一人曾被逮捕入狱，精神失常患病而死。
芝加哥大学建于1892年，远不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历史有三百多年），历史略长于北京大学（建于1898年）。校园主体是多座巍峨的浅灰色石头筑成的哥特式建筑。校园甬道用大片的石块铺成。不难想像，九十年前，八十年前，六十年前，他们五个人，从这些甬道上走过，就像现在的学生，有明亮的眼睛，红润的面孔，轻快的步伐，来到大学，为了追求知识，为了成长，为了准备将来的工作。所不同的是，那时候他们从中国来，要坐长时间的海船，他们也没有越洋电话可用于跟家人联络。多年学习之后，他们毕业了，像所有的毕业生一样，离开学校。他们坐着船回到中国，开始了他们的事业、家庭，等等。然后……
然后是文革开始，他们被害死了。
什么时候？在哪里？怎么？为什么？――我们应该问。
饶毓泰
这是饶毓泰先生在1913年6月填写的入学登记表：他1891年出生于中国江西，1911年毕业于南洋学校。
这是饶毓泰先生的毕业记录卡：他在1917年12月18日取得科学学士学位。“将来的职业”一栏里写的是教育和科学研究。
这是饶毓泰先生的成绩单：他的成绩很好，绝大多数科目都得到A和B。据说那时候还没有所谓分数的“通货膨胀”，得到这样的成绩远比现在难。
我在大学行政办公室里读著这些卡片和记录，九十多年前的历史似乎一下子被拉到眼前，具体而明晰。他在1913年来到芝加哥大学。那不是清朝皇帝退位后第二年吗？他考上出国留学生的时候是22岁，那时候已经算一个不太年轻的年龄。他以前是不是还一直梳着一根大辫子，像所有的清朝时候的男人一样？是不是行礼的时候还要下跪和磕头？但是，当时他显然对传统中国学者不了解的现代科学怀有兴趣，而且，也对地球另一面的生活怀有兴趣，才参加竞争性的考试，然后飘洋过海，来到芝加哥，学习物理学。（他考上了江西省派留学生。）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但是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有这样强烈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所以我猜，以这种精神，假使孔子活在19世纪初，也许也会这样整装乘船来美国学习物理的吧。看到照片上穿西装打领带梳平头的年轻的饶毓泰，真是充满朝气的样子。
记得我刚到芝加哥大学教书那一年，关于这所学校最令我兴奋的事情之一是，在一份为新生印发的简明的校史年表上，看到测出了光速的阿尔博特·迈克尔孙（Albert Michelson）曾在这里任教。我马上想到了我12岁的时候，在一本物理课本上读到过，光的速度太快了，但是物理学家设计了一个十分巧妙的装置：一个快速旋转的齿轮和远距离相隔的反射镜，测出了每秒钟三十万公里的光速。我一直希望看到这个无比聪明的装置。原来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曾在这里工作啊。
查看资料，测了光速的迈克尔孙（1852-1931）在1892年出任刚刚建立的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主任，1907年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个美国人。当年，饶毓泰先生亲眼看到这位老师的时候，也一定是非常欣喜的吧。我猜。
饶毓泰先生1917年在芝加哥大学得到学位以后，还在这里上了一些课。后来他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21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到中国后，1922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办了物理系（那是中国大学的第一个物理系，尽管多年一直只有两名教师）。1949年时他是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由于他的先驱和领导作用，他和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曾被称为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因为京剧界有四个最著名的花旦演员被称为“四大名旦”，他们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卿。）而他又是四人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位。这四人中的前三人都曾在芝加哥大学学习。
他们那一代人值得尊敬。可以想像，饶毓泰那时来美国学习，除了物理学本身的不易，还要克服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各种困难，而且那时候的美国环境也没有现在开放平等。但是他们没有退缩，他们坚持下来了，以开阔的胸襟和顽强的毅力，学会了他们要学的，然后带到中国去，艰难创业，建立了中国的现代科学研究和教育。对比之下，看看有些留学生，在美国遇到些困难，又不想下苦功继续钻研西方学术，只学上一套时髦理论，以骂美国为能耐，以爱国主义自居，实际上于国于民毫无益处，真令人叹息。
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以后，饶毓泰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当时，像他这样的老教授，都要反复“检讨”自己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教育”而具有的“资产阶级思想”，才能“过关”得以继续在学校里教书。这种“思想改造”过程还被官方称作“洗澡”，意思是说你原来很脏。官方还有更下流的说法叫做“脱了裤子割尾巴”。
尽管有一系列这样的“政治运动”，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党政干部告诉我说，到文革前，饶先生在中国物理学界一直受到所有人的高度尊敬，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他说，系里有会议的时候，如果饶先生来了，每一名教师都对他很恭敬，因为他可以说是中国物理学界每一个人的老师，或者老师的老师。（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要通过文革把已经被排斥的这样的老教授再残酷打击置之死地吧。──这是从革命领导人角度来看的有效办法。）
文革开始。北大校园里不但贴满了充满暴力语言的大字报，而且很快就开始了打人甚至打死人，游街，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抄家，在“斗争会”上“坐喷气式飞机”（即低头弯腰双手后举的姿势），还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以及“牛棚”──即校园监狱。在学校里设立这一套暴力迫害机构，是人类学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文革中北大（还有中国所有的大学）停课五年以上，全体学生被发动起来“斗争”校内和校外的“阶级敌人”。据北京大学的记录，文革中北京大学所有的教授，除了一人，全部被“立案审查”。文革中北京大学有63人被害死亡，正教授中有百分之十被害死。（请见我的文章《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中文大学，2006年第一期）
饶毓泰是一级教授，属于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导文件清楚规定了的主要打击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当时连一些中小学教员都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后来，他又被指控为“里通外国”，文革中所列的主要重罪之一。1949年后，不允许中国人自己出国留学或者旅行，这种罪名当然就扣到了曾经早年到外国留学的学生像饶毓泰这样的人身上。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饶毓泰已经七十五岁高龄，但是仍然不放过他。我访问过的一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老师说，有一天在校园里看到饶先生，腰弯著，弯得那么厉害，身体快要挨到大腿根上，极艰难、缓慢地往前挪步，可见他已经被折磨到什么程度了。这位老师自己当时也被关押和“劳改”，体力和精神上都感到很难支撑。他说，饶先生年纪比他老三十岁，痛苦一定更为深重。
1968年8月，毛泽东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以及科研文化机构“占领上层建筑”。军工宣队来到北大以后，立即对已经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加大力度。9月底，全校所有的教员职工，不论年龄性别以及是否家中有很小的孩子，都必须集中住宿在教室楼里，二三十人一间，每天早中晚三班，“揭发”，“斗争”，“交代”。有的人还被单独“隔离”，或者遭到昼夜连续审讯和殴打。物理系的人集中住宿在北大东门外的“物理大楼”中，包括本来就住在校内集体宿舍里的人和有很小的孩子的女教职工。“有问题”的人还被单独监禁隔离。这样强制集中住宿，显然是为了加强威慑力。在物理大楼中，天天开“斗争会”，“游街”，所有的老师都必须“揭发”别人，也一个一个地被别人“揭发”。在那一阶段，北京大学有24人“自杀”。饶毓泰是其中之一。
物理大楼里没有床，人们睡在物理实验桌子上。老年人尿频，夜里多次上厕所。实验桌子比一般的桌子高，饶先生个子比较矮，已经77岁高龄，夜里上厕所上下桌子很不方便。一天早晨他去厕所，吵醒了别人，为此遭到斥骂。
1968年10月16日，饶毓泰悄悄离开物理大楼，回到北大校内燕南园41号家中，在自来水管上吊身亡。家中没有绳子，他把家里一块没有用过的新布，顺经线竖着剪成长条，拧成绳子，挂在自来水管上。
那时候“专案组”正逼他“交代”和胡适的“关系”，并且要在第二天为此“斗争”他。1949年以前，饶毓泰是北大理学院院长，胡适（1891─1962）是北大校长，这就是他们的“关系”。但是，显然这样的回答满足不了那些一心抓出更多更大的“阶级敌人”的“专案组”。物理大楼的人看饶毓泰不见了，开始寻找。当他们到饶家（走路十来分钟远），发现他已经死亡。
饶毓泰的独生女儿饶慰慈，在清华大学工作，被指控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在1968年4月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井冈山兵团”抓起来，先关在校内，后来押到远郊区。逼迫她“交代”和“揭发”曾和同事谈话“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攻击文化大革命”。她被打得半死，腿被打残，并且一度神志失常。（对这种当时要判重刑的“反革命言论”，实际上也只有用酷刑来压榨逼迫。）打她的有男学生，还有女学生。（他们这样打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那时学校已经整整两年不上课，学生的能量被引导为这种残忍的发泄。）这个“反革命案”造成二十多人被打伤或致残。她的同事刘承娴不堪虐待在扣押地跳楼身亡。后来她又被送到北京卫戍区“保护性关押”。
饶毓泰被关被害死，她当时根本不知道。她被毒打后数年卧床不起，慢慢神志恢复清醒过来，才听说了父亲的死。
饶毓泰死后，骨灰没有保留。绝大多数文革受难者死后都是被这样对待的。文革不但毁灭他们的生命，而且要永远毁灭他们的名字。文革后，1978年在八宝山为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这是当时的统一说法，作为“平反”的一种方式，但是不直接称为“平反会”，而用了委婉的说法。）仪式上放着一个骨灰盒子。那个盒子其实是空的。
饶毓泰没有写下遗书。他的遗物都由那时的北大当局处理，于1978年归还他的女儿，有他的一些书和一笔存款。他的女儿把书送给了图书馆，把存款捐赠给物理系作为奖学金。
2000年，中国物理学会宣布建立了饶毓泰物理奖。从把他害死到以他的名字设奖，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能够以他的名字设奖，是对他所代表的科学和教育的价值的肯定。但是，在发表的关于饶毓泰的生平介绍中，不提他是在文革中受迫害而“自杀”的。需要把事实说出来。因为对社会生活来说，重要的不仅有科学和教育，还有人权和真话。
叶企孙
叶企孙先生在饶毓泰先生之后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他也学习物理学。
因为不知道当时他的姓名如何拼写，试了几次不同的拼法，才找到了他的学籍卡片。可是总的来说没有费很多时间。大学行政办公室的一名年轻职员做事有条不紊。他先在从A到Z排列的抽屉柜子里找到了学籍卡片，然后到另一个办公室里找出在微缩胶卷上的学习成绩单，印了出来。
我想起了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读书。已故戏剧专家吴晓铃先生曾说起，他在1930年代因为爱好中国文学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转学到了北京大学。看到北京大学的办公室里一群职员还拿着毛笔抄各种文书，觉得北大是旧中国低效率的缩影，因为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全部用卡片制，两个系合用一个秘书，效率高得多。想不到二十年后因为查找这五名受难者的资料，再次印证了吴先生的话。在有电脑之前，卡片索引就是有效率的管理方法。
学籍卡片上记载，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生于上海。父亲是清华学校的中文教授。他的成绩单上，大多数科目都得到了A、A减、和B，只有很少的三个Ｃ。芝加哥大学在1920年6月15日授予他科学学士学位。得到学位后，他还在这里继续上课半年。
学籍卡片上有他的父亲的名字，是用拼音写的。我从中文资料上看到他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曾赴日考察教育约半年，1914年应聘任清华学校国学教师。叶企孙自己则在1913年进入清华学校，1918年毕业离开。认识叶企孙的人说他有很好的中国文学修养。看来他和父亲两代人，都属于当时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积极向外国学习知识的人。应该说这是一种平衡而健康的方式。
在学籍卡片上有“将来的职业”一栏，叶企孙填的是“研究和教物理”。确实如此。他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到哈佛大学，在1923年6月获博士学位。回中国后叶企孙一直在学校工作。他自己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清华并非正式大学，只是留美预备学堂。1925年底清华开始建立大学本科，叶企孙是组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人。这个系培养了一批物理人才。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物理系被取消。叶企孙被分配到（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教授没有了自己选择学校应聘的自由）北京大学物理系，直到文革。在北大，饶毓泰是他常有来往的同事和朋友。文革中，他被强迫“交代”与他来往的朋友的名字。
文革开始后，叶企孙像饶毓泰一样，被作为“牛鬼蛇神”“揪”了出来，遭到红卫兵的“批斗”。在1968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把他逮捕（那时候国务院、军委都可以出面“逮捕”平民百姓，不像文革前一般要由司法机构出面），关押在监狱中（不是校内的“牛棚”了），连续进行审讯。罪名是1930年代的一桩“特务案”。关押一年半后，1969年11月，他被释放回到北大，然而继续被“审查”。当时他已经病重。1972年，北大当局（当时是毛泽东的警卫部队的军人掌管北大）给他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个“处理”的意思只是不把他送到监狱和劳改农场去而已。
当时，亲友也受迫害自顾不暇，叶企孙终身未婚也就没有家庭能帮助他，加上他是“特务案”，没有人敢跟他接触来往。叶企孙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后来又生病，据目击者说，看到他腰弯得十分厉害，神情恍惚，鼻涕希拉，衣衫褴褛，样子十分可怜。
毛泽东在1976年9月死亡。毛泽东死亡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毛泽东死亡两年后，北京当局开始逐步给文革受难者平反。
叶企孙没有能等到那一天，他在1977年1月13日去世。他在1987年得到“平反”，其时他已经去世十年。以后的变化，也和中国在经济上的变化一样，是有戏剧性的。1995年，清华大学为他铸造了一尊铜像。2000年出版的《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是他的传记，也写到他的文革遭遇。
这本书和其它文革后出版的科学家传记有所不同。这本书材料充分翔实，而且在描述他早年的活动以及大量引用他年轻时代日记时，力图肯定叶企孙那时（而不是被“思想改造”之后）的志趣、品德和行事方式，致力于勾勒出叶企孙和他的学生们体现的早年的清华精神。
这本书对叶企孙在1949年以后的遭遇，做了客观仔细的说明。1949年1月中共军管会接管清华大学。1950年叶企孙出任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1月16日他在全校干部大会上作第一次检查，没有通过。1月22日他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作第二次检讨，升级到检讨自己的“九点错误，四点思想根源及三点改正办法”，仍然没有通过。1月24日第三次检讨，算是通过了，但仍然遭到多项攻击，其中之一是指责他不参加“土改工作队”。清华大学党委“关于叶企孙的情况报告”中说：“他现已在清华失去了威信。故拟不再采取群众大会方式对之进行批评，打算找一些人帮助他一下，如没有什么变化，就拖着尾巴过关，以后再耐心地在长期中给以教育。”（该书498页）
书里详细说明了叶企孙的“特务案”。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他曾指导毕业论文的清华学生熊大缜，应邀到了冀中共产党的部队，运用专业知识制造炸药、无线电等军用器材，后来熊大缜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被用石头砸死。三十年后，又为熊大缜和叶企孙的关系把叶企孙也抓进监狱。
书的作者很用心地为叶企孙辩白，说他绝不是国民党的“特务”。这样的事实说明当然是对的，然而也让人感到困惑。在文革三十多年之后，难道还只能进行这样的辩护吗？在文革时候，人们除了竭力声辩“我不是特务”“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外别无他法。现在还不能把事情说得明白一点吗？
文革的迫害是群体性的，大规模的。文革对其打击目标和方法是预先明确规定的。文革领导者们相当具体地指导了在全国同步同时进行的迫害和虐杀。文革害死了以百万计数的人民。用法律术语来说，这是群体灭绝罪，是反人类罪。文革绝不仅仅是对个别人因弄错了事实造成了冤案。用“冤案”来描述叶企孙、饶毓泰的死亡是不准确的。
饶毓泰和叶企孙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正是物理学兴旺发展的年代，而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又是当时的学术前锋。在上面写到的测量光速的迈克尔孙教授之后，还有多名芝加哥大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而在此之前，获奖者都在欧洲。迈克尔孙教授出生于普鲁士，犹太人，两岁时来美国，在矿区小镇长大。曾经有一部电视片，描写了在他17岁的时候，尽管受到一名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教师的反对，他还是得到帮助而进入了海军学校，毕业时成为一名物理和化学教师，后来成为杰出物理学家。在芝加哥大学里现在有一座建筑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芝加哥大学校园里还有一座高大的铜铸艺术雕塑，就在物理系大楼的对面，纪念1942年费米在这里领导完成的重大工程，即建成了第一个由人控制的链式原子能反应堆。记得1978年文革结束不久的时候，市场上仍然很少有文学或者历史书卖，大家都只有看科普读物和物理学家的传记，其中费米夫人写的《原子在我家中》是很受欢迎的一本。书中写到，费米趁领取诺贝尔奖的机会离开故乡意大利来到美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妻子是犹太人。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结盟，使他们面临危险。他们来到芝加哥大学以后，由于美国和意大利宣战后，有关法律使他们成为“敌国侨民”。但是这没有妨碍他们完成这项重大的研究。
1869年海军学院没有因为种族歧视而不录取迈克尔孙，芝加哥大学没有因为费米夫人的种族以及他们夫妇从战争敌国来而把他们当敌人。想想看，如果芝加哥大学也采取纳粹的或者文革的政策，会发生什么情况？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一系列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后面，都是需要有人道精神和良性制度作基础的。
王均
王均，后改名为王博之，1968年5月在江西省安福县五家田村家中被红卫兵抓走，“斗争”和关押一段时间后被打死。他的家人至今不知道他是哪一天死亡的，也不知道他的尸骨在哪里。
芝加哥大学的成绩报告单记载，王均来芝加哥大学以前，在东京法政大学学习，1921年到Wooster（Ohio）学院学习，1925年2月进入芝加哥大学，6月15日开始高级课程班学习，1926年6月15日被授予教育哲学学位。表上也说明他是基督教长老会教友一员。
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王均进入芝加哥基督教长老会神学院学习一年。我在这个神学院的图书馆里，在一本名录里看到关于他的如下记载：
王均，生于1898年4月7日。入Wooster College，1921年；在芝加哥大学得到哲学学位，1926年；在芝加哥的长老会神学院学习，得到证书，1927 年；成为牧师，1928年；在湖南省常德长老会教会传道；任教于南京金陵大学；出版《宗教与人生》（中文），1933年。1928年与Ruth Li结婚，有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通讯地址：中国南京，金陵大学。
那是1939年印刷的一本人名录。在那以后，发生了什么呢？
1938年，日本军队占领了南京。当时正值王均第二次来美国。他的妻儿从南京逃难回到湖南常德妻子的老家。王均赶回中国和妻儿见面，后来又从湖南到江西他的老家安福县。1940年他和朋友在安福县办起了第一所中学。他还在老家五家田村修了一项水利工程，那时修的水坝至今还在用着。
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1951年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他先在安福县中学任教导主任，后来被迫离开转到永丰县中学任一般教师。1952年3月12日，王均正在上课时，被安福县派来的民兵抓走。5月12日，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八年徒刑。那年他55岁。
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写道，在1950年12月到1952年中，“关押各种反革命份子27万，管制3万，处以极刑（杀）71万。”（《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国情手册》，马宇平，黄裕冲编写，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37页）。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说的则是杀了100万。毛泽东亲自领导“镇压反革命”运动，发出102个电报，在1990年代发表在《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书中。毛在这些电报中规定要处死刑的人数的比例，还亲自给北京等地算出按照比例要处死的人数。毛和他的文稿编辑们，都没有觉得这样按照比例和下达指标来杀人，是否有什么不妥，哪怕仅仅是在说法上。毛的思想和现代文明世界相隔之远，可见一斑。
王均在江西贵溪县的劳改农场服刑，1960年刑满后继续留在那里，1963年被遣返到安福县五家田村。他的妻子李德珍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原为安福县中学教员，也被停职回老家“监督劳动”。
文革开始后，王均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到“批斗”。他被关“牛棚”，被戴高帽子游街，跪搓板，被拳打脚踢。1968年5月，江南镇上召开“批斗”大会。他的妻子被叫去“陪斗”（这也是文革的新名词之一）。他已经站不起来了，是被放在板车上拖来的。他妻子走近时，他告诉妻子说：“我已经许多天不能饮食，腰骨也被打断，恐怕顶不住了。”
“批斗会”结束后，主持“批斗”的人让他妻子回家，叫她送米和油盐来“牛棚”给王均吃用。第二天他妻子带了东西去，他们却说这些不用了，王均已经转移到别处去了。他妻子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他。
他的四个儿女都不在老家工作，也不敢回家探望。和“反革命”父亲的来往会给他们带来严厉惩罚，他们已经从别人身上看到过教训。他的1958出生的外孙，从来没有见过他。
文革结束以后，安福县中学的一位老教师告诉王均的一个亲戚，1968年他被关在“牛棚”的时候，和其他三个老师被叫去抬死人到附近的蒙岗岭去埋。死人用席子卷著。他们不知道那是谁。埋入土中以前，有个老师掀开席子看了一下，认出那是王均。可是他们长久以来一直不敢说。
王均的儿女们请那位老师带领他们到记忆中的那个地方去看。他们在那里为父亲建了一块石碑。现在那一带已经开辟成了一个公园。碑前常有鲜花，是王均以前教过的学生和他们的孩子献的。他们也自己印了一本小书，纪念父亲。
文革后，他的儿女多方申诉，到了1987年4月2日，安福县人民法院发出判决书，改判王均无罪。（指1952年判的八年刑。我们也会注意到，他和上面写的叶企孙的“特务案”是在同一年得到平反的。）至于在文革中的死亡，那是红卫兵所做，没有记录。文革中这类案件很多，都不予追查。
芝加哥基督教长老会神学院的建筑明亮整洁一尘不染，那里的工作人员温文尔雅谦恭有加，楼间的草坪和花坛繁茂兴盛管理良好。王均原来是会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工作下去的。这并不是什么奢侈的愿望。但是想不到，希望有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会死得如此凶险，如此悲惨。
纵观王均的一生经历，他在青年时代显然是个认真探索和不断追求的人。他并不出身于有钱人的家庭，却先去了日本又到了美国学习；他先学习法律，又学习教育，最后学习神学，然后以教育和宗教服务为个人事业；他用中文写了一本书，也用英文写作（现在纽约的一个图书馆里有他写的一本书，是他的英文文章汇编，出版于1937年）。他一直在努力。革命者当然可以和他有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人生安排，但是却没有权利打他关他杀害他。这样毁灭了他，是一种重大的犯罪。
（未完待续）
附记：在这篇文章之后，笔者又发现了另外八名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过的文革受难者。会另文写出。#
文章来源：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www.chinese-memorial.org
成文时间：2006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