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仙”陈歌辛。（网路图片）

【大纪元2017年03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叶蓁报导）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十里洋场，歌舞升平，涌现出众多明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光彩夺目的一页。而当中共占领大陆，这种文化盛况一去不返，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明星也成为专制统治下的受害者。
以流行音乐为例，上海滩出了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歌仙，是40年代备受瞩目的作曲家，也是50年代中共冤判的55万“右派分子”中的一位受难者。他曾立志为辛劳民众写歌而改名“陈歌辛”，岂料事与愿违，“为辛者而歌”变成了“因歌而辛酸”。陈歌辛因自身非凡的音乐才华受到中共的利用及迫害，最终在艰辛困苦中走完一生。

陈歌辛和妻子金娇丽。（公有领域）

才华天纵的高产作曲家

陈歌辛生于歌舞繁华的上海，中学毕业后曾短暂师从梅也、弗兰克两位犹太音乐家，学习钢琴、声乐、作曲等音乐知识，十几岁时就能熟练弹奏钢琴。陈歌辛一生未进行专业系统的学习，却凭借对音乐浓厚的兴趣和与生俱来的天赋，成长为上海音乐界的传奇作曲家。

1930年，风流儒雅的陈歌辛加入“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舞团，担任钢琴教师，同时在上海的几所中学教授音乐，并从事歌曲创作。同年，他结识热爱艺术的富家少女金娇丽，并缔结良缘。美满的婚姻激发陈歌辛的音乐灵感，多年来，他的流行乐创作一直处于巅峰状态，写下许多广为传唱的歌曲。而周璇、姚莉、龚秋霞等上海歌手，大多唱过他写的流行歌，成为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

《永远的微笑》是陈歌辛亲自填词、作曲，献给妻子的歌，旋律舒缓悠扬，歌词真挚缠绵，被“金嗓子”周璇演绎得情真意切。电影插曲《初恋女》由他作曲并演唱，将诗人戴望舒的新作《有赠》改编入流行歌，成为上海乐坛的创举。而由陈歌辛作曲的《夜上海》，以其浓郁的爵士乐风格，展现了国际大都市的风情，成为上海滩最知名的歌曲之一。经典歌曲还有《凤凰于飞》《蔷薇处处开》《苏州河边》……

据陈歌辛的长子陈钢回忆，父亲写歌可谓神速，一晚上甚至能写出三四首。他常常在半夜兴奋地叫醒妻子，展示新歌，还自信地表示：“明天一拿出去，全流行。”那时，陈歌辛以作曲为主，偶填歌词，为上海电影创作插曲。他喜欢在旋律中融合中、西方音乐的特点，而且高产高质量，风格多变，他也被世人冠以“歌仙”美誉。

谱写流行音乐传奇

艺术家以高水准的作品传世留名，少年成名的陈歌辛作为上海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也在音乐史上创造一个个流行歌的奇迹，至今传为佳话。他一生创作两百多首歌曲，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红遍全球的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

1940年，陈歌辛为电影《天涯歌女》创作插曲，由姚莉首唱演绎，瞬息间风靡上海的歌舞厅和电台。二战结束后，这首歌被翻译成英文，传入美国，由当时最著名的爵士歌手弗兰克·莱恩翻唱，更于1951年荣登美国流行音乐榜的冠军之位。

当时美国人还愿出百万美金的版税寻找原作者，然而中共却在大陆大搞“清算美帝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造活动，煽动中国人的反美情绪。陈歌辛迫于政治压力，只得委曲求全，放弃赴美领取巨款。然而无法否认的是，这首歌是中国第一首走出国门、又被外国人翻唱的流行歌，陈歌辛也将凭此永享芳名。

陈歌辛多以春天和花作为音乐主题，但他并不是一个沉醉于风花雪月的浅薄才子，相反地，他在国难当头时表现出中华民族的风骨与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抗战初期，他因创作几首抗战歌曲，于1941年12月16日被日本宪兵绑架，关进“极司菲尔路76号”魔窟，受尽三个月的酷刑。

1946年初，中华民族迎来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黄历新年，陈歌辛以“庆余”为笔名，创作贺年新歌《恭喜恭喜》的词曲。这首歌只有四句曲调，却有五段歌词，像是一首回旋往复、唱不完的诗歌。歌词中“恭喜”二字出现次数多达数十次，但原唱姚敏、姚莉兄妹曾表示不会感到厌烦，反而觉得朗朗上口。后来，这首歌经邓丽君等歌手翻唱至今，成为每年必唱的贺岁金曲。

一念之差，改写后半生命运

再有才华的艺术家，一旦被中共沾染，几乎无一例外地下场悲惨，哪怕才气纵横如“歌仙”，也是在劫难逃。

早在1938年，陈歌辛在中法戏剧专科学校任音乐教员时，便和中共地下党扬帆来往密切，共同为“新华电影公司”的电影《儿女英雄传》译配苏联歌曲。虽然陈歌辛没有加入中共组织，但上海左翼文人夏衍、田汉等人都曾“引导”他创作宣传中共革命的作品。《不准敌人通过》《度过这冷的冬天》等“抗战歌曲”，便成为他生命中的一批另类作品。

在抗战胜利后，陈歌辛应夏衍之邀，奔赴“进步文人”云集的香港。1946年底到1950年，他在香港的确过了一段安逸生活，创作颇丰，但同时也因更多地与左翼文人交往，对中共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与信任。1950年，夏衍回到上海担任中共的文化局长，力邀陈歌辛回乡。他又欣然允命，却不知此举让他彻底落入比虎狼还凶残的中共手中。

在上海，陈歌辛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又受聘于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作曲配器课程。这对一个没有留洋背景、从未在音乐院校进修的作曲家来说，几乎是无法想像的，而“天才”陈歌辛却做到了。当然，在中共的政治“领导”下，他也和其他艺术家一样，凡有创作必须歌颂中共、歌颂无产阶级，他的作品已不复民国时期的艺术光辉。

而他早期的作品也屡遭中共打压，这与中共有计划地清算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在中共的价值观中，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属于“靡靡之音”，反映“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或“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流行歌曲自然也在清算名单上。1949年7月，中共在北京成立“中华全国音乐协会”，要求所有的音乐创作必须为工农兵服务。

很快，陈歌辛的《渔家女》被打成“反动”的“黄色歌曲”。文联主席还发表文章《批斗黄色音乐》，污蔑黎锦晖、陈歌辛等人的作品。等到1957年，毛泽东发动“大鸣大放”的“阳谋”罗织知识分子罪名时，陈歌辛在“未鸣”“未放”的前提下被划为“右派分子”，发配到安徽白茅岭老干农场劳作，从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歌仙”陈歌辛。（网路图片）

遭逢大饥荒，忍饥挨饿客死他乡

为何陈歌辛会被划为右派？历史的记载中，或可寻出两个原因。一是指标压力。音乐家贺绿汀曾在一次会议公开隐情，说“反右斗争”时他受到中共官员陈毅的保护，本该属于他的右派名额由陈歌辛“顶替”。还有一个原因，是他1957年的绝笔之作《梅花开咯》，在歌名与歌词内容触犯中共大忌，被判为音乐界的“草木篇”。

因受到“右派”罪名的牵连，陈歌辛的家人境况也十分艰难。继承音乐天分的长子陈钢，在上海音乐学院背负“右派孝子贤孙”的骂名，因为父亲的关系不得以和女友分手；次子陈铿是个数学奇才，原本在复旦大学读书，却被下放到江西喂猪；幼子陈东过早地缺失父爱；女儿陈小丽变得一言不发；妻子金娇丽则一人担负起家庭的全部重担。

同在农场“改造”的作家艾以，有机会见证陈歌辛生命最后的两年。据他回忆，农场的“右派分子”都住在茅草屋里，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除了白天进行高强度劳动，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围着茅草屋的通铺转，在那里吃饭、休息、“学习”。繁重的劳动，恶劣的物质条件加上孤独无助的生活，每个人都承受着身心的双重压力，生命时刻遭遇无情的挑战。

习惯了大都市的艺术生活，陈歌辛一下子来到荒无人烟的山区，生活与心境的落差让他水土不服，无法适应沉重的“改造”生活。幸好有家人给他接济食品和营养品，支撑着他勉强度日。然而祸不单行，三年大饥荒的到来让“右派”们的日子越发难过。

每逢新年，金娇丽都不辞辛苦，在漫天风雪中步行80里赶到农场，只为与陈歌辛相聚一夜。他们不能像在家里那样，“对饮红茶谈天说地”，只能“用刚洗过旧鞋的泥水放在小铅桶里煮滚而饮”。更为心酸的是，茶还没喝完，农场的哨子又吹响了，金娇丽只能“一路哭到家”。

1959年，农场的广播里忽然传出悠扬的乐曲，那是陈钢、何占豪作曲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当陈歌辛听到了长子的名字，为自己的作曲才华后继有人而无比激动。他立刻写信嘱咐妻子，要一份儿子签名的总谱一睹为快，并给儿子提些建议。然而，金娇丽根本不敢惊动儿子，让这个多难的家庭再生枝节。最后，她买了一本总谱，带给丈夫了事。

1961年，农场口粮锐减，右派的伙食压缩到每天“一干一稀”，所有人都在鬼门关前挣扎。艾以说，农场还流行一种怪病，从“四肢无力、日渐消瘦”变成恶性贫血，死前却“全身浮肿，浑身皮肤肿胀得发亮”。改造刑期漫无尽头，陈歌辛终于挺不过饥饿与疾病的折磨，在农场生活两年后，悄然离世。

1961年1月25日的早上，“右派”们按时起床，准备开始一天的劳作，只有陈歌辛没有动静。邻床的一人走到他身边，“叫他起床，没见反应，便用手推他，仍无反应”。掀开被子一看，大家才发现，陈歌辛“脸色惨白，停止了呼吸，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人世”。

在饥寒交迫、人人难以自保的时代，农场每天都有人饿死，荒山上每天都有新抬去的尸体，草草掩埋后变成野兽的食物。除了他的家人，也许没有人顾得上去关心一位艺术家的逝去。事后，金娇丽赶到农场为丈夫收尸，只能在没有墓碑的墓地里，捡回了206根遗骨。

在这场祸及四千万中国人的大饥荒灾难中，年仅47岁的“歌仙”也悲惨地成为遍野饿殍之一。他的际遇，折射出中共运动的荒唐与残酷。如果他的歌曲依旧盛传不衰，那么，他所承受的苦难也应被历史铭记。#

参考资料：

1.张成觉，《1957’中国音乐》，张成觉出，田园书屋发行，2013年。
2.艾以，《陈歌辛的最后岁月》，《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
3.东西，《上海歌仙陈歌辛的不幸》，收录于《开放》杂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