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3月02日讯】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发展和校园暴力迫害的发展同步紧密相关。一套前所未有的迫害模式在清华附中和其它最早组织起红卫兵的学校中形成。这套模式也随着红卫兵组织在全国的建立而普及。
一、刘澍华之死
刘澍华是清华附中物理教师，高一（5）班班主任。在红卫兵兴起并达到最盛时期的所谓“红八月”中，1966年8月26日，在该校红卫兵组织的“斗争会”上，他和一批老师和干部一起遭到红卫兵的侮辱和毒打。“斗争会”后，他从清华大学内的高烟囱上跳下身亡，时年26岁。身后留下怀孕的妻子和瞎眼的老爹。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名叫“红卫兵”的学生小组，毛在信中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毛的支持使得红卫兵组织迅速扩展到全国，也使得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学校掌握大权，对学校里面和外面的所谓“阶级敌人”展开了残酷的暴力性“斗争”。红卫兵还把清华附中改名为“红卫兵战校”。
1966年8月18日，毛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100万红卫兵手持毛的语录本，喊着惊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口号走过广场。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他们的代表被召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毛握手谈话。这在当时是无上的荣耀。
在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的所谓“红八月”中，校园暴力迫害急剧升级。在清华附中，对教职工和学生的大规模暴力迫害肆无忌惮地发展进行。从打耳光、砸拳头发展到有专用的打人工具，从小规模的打人发展到在公众场合毒打被“斗争”的对象，从零星的暴力行为演变为普遍发生的殴打和折磨。
1966年8月26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开全校性的“斗争会”。会场在清华附中五楼大教室。主持“斗争会”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卜大华。“斗争会”是晚上7点钟的时候开始的，叫喊加上殴打，一直进行到深夜12点钟左右才结束。中学生的年龄，该是贪睡的时候，但是此刻却可以夜以继日地“破四旧”、抄家、打人，甚至通宵不停。笔者调查记录的多例杀害，都发生在半夜。仇恨、权力和残暴行动，可以带来生理上的兴奋和刺激作用，简直如同一场激烈的球赛或者精彩的电影可以造成的。当文革研究进一步深入的时候，这应该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方面。“红八月”中的红卫兵可以算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
举行“斗争会”的大教室有156平方米，是清华附中最大的集会场所，位于教学楼五层西侧。大教室有东西两个门。“斗争会”开始前，一般的教职员工，列队从东门进去，然后面朝西坐下。“黑帮”则排队从西门进会场，站成一排，等候“斗争”。所谓“黑帮”，是指那时候已经被当作“阶级敌人”“揪出来”的一些人，有该校的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共青团委书记顾涵芬，办公室副主任张秀珍，以及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的老师等。“黑帮”的全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这个罪名当然极其荒唐，然而是用来称呼革命的打击对象的很有威慑力的方式。“黑帮”进门以后，站成一排，等候“斗争”。
刘澍华196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清华附中教物理，兼任班主任。8月26日以前，他还没有被划进“黑帮”之内。刘澍华从东门进了会场，就想往一般教职员工的那边走去，但是被红卫兵喝斥住了。红卫兵手指一排“黑帮”，大声地命令他：“站那边儿去！”
刘澍华只好站到了“黑帮”那一边。站在这一边还是那一边，这时候生死攸关。站到了那一边，就成了“阶级敌人”一类，那天晚上将遭到红卫兵任意打骂。而一个人被划到哪一边，是由红卫兵来决定的。至今，还有些学者很欣赏毛的关于“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其实，只要肯看看这个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想像一下自己是那天晚上的刘澍华，由一群红卫兵中学生决定圈入“敌我矛盾”之列并且由他们对被圈入“敌人”范畴的人任意殴打侮辱，就会懂得毛的这一理论的危害有多么大。
在那天晚上“斗争会”的过程中，所有的“黑帮”都遭到了残酷野蛮的殴打。一位在场的老师说，被“斗争”的人先站着，后来被喝令跪下。跪得高了或是低了（指跪着的姿势身体挺直还是屈俯），都被红卫兵喝斥并因此遭打。红卫兵用铜头军用皮带，还有用塑料跳绳拧成麻花状的一种鞭子，猛抽“黑帮分子”。当时正是炎夏，人们都只穿单薄的衣服。军用皮带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体上，一抽一个血印。
当时刘澍华班上的一名女学生说，那天晚上，大教室的桌子椅子都撤空了，学生们按班排队来的，一个挨一个坐在地上，紧挨着，这样大教室里坐了特别多的人。刘澍华跪在大教室前面。有红卫兵拿皮带抽刘澍华的背，是很宽的皮带。这个学生还说，她坐在靠前的地方，看得很清楚。打刘澍华的时候，高二的一个女生红卫兵特别凶，不断用尖利的嗓音高喊“打倒大流氓刘澍华”。
这是一个典型的文革时代的“斗争会”。除了拳脚交加和皮带鞭子抽打，还有声嘶力竭的“揭发”和“控诉”。“揭发”和“控诉”的内容，或是无中生有的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或是并不错的事情却都说成是“反革命罪行”。进行期间频繁穿插著高呼口号：“坚决打倒黑帮”“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以及当时喊得最多最响亮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一句。简单明确而凶狠严厉的文革理论的支持，仇恨心理的激发和自激，狂热的领袖崇拜，个人心中原来被文明社会日常规则压抑了的邪恶念头的爆发，多种因素配合，造成了那天的丑剧也是惨剧。
那天晚上被“斗争”的人中，首当其冲的是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韩家鳌。他们是清华附中的所谓“黑帮头子”。红卫兵命令他们二人在衣服的前襟上缝上一块黑布，黑布上写上白字：“黑帮大头”，“黑帮二头”。1966年夏天他们就一直戴着这样的标记走来走去，时时遭到打骂和侮辱。他们被毒打过很多次。万邦儒的肾脏被严重打伤，便血，头上被打出了一个大裂口，长久不能愈合。以后他落下了肾病和胃病。
一名在场的受访者说：那天挨斗的“黑帮”中间，被打得最厉害的是刘澍华和邢家鲤。邢家鲤是清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分管清华附中，被红卫兵称作“黑帮总头”。他平日不在清华附中上班，这天特别被抓到附中来，红卫兵打他打得特别凶狠。
那天晚上刘澍华是被“斗争”的“新人”。他不是学校的领导人，也不是业务上突出的教师，原不可能成为所谓“黑帮”或者“反动学术权威”；他年纪尚轻，也不可能在1949年以前有所谓“历史问题”，但红卫兵说他是“流氓”。
刘澍华那时刚结婚三个月。在和其妻子由恋爱至结婚之前，他追求过另一女同事。那名女士不情愿，曾经到清华附中校领导那里抱怨刘澍华纠缠她。一名副校长为此跟刘澍华谈了话，刘澍华也就停止了追求。这件事情过去后，刘澍华另外找了对象并结了婚。
1966年六月初文革伊始，学校停课。上面派“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领导运动。“工作组”取代了原来的学校领导，他们支持红卫兵学生反对学校领导和教师，号召“大揭发”。学校里贴出了大量的“大字报”，“揭发”了各种各样当时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个人言行。刘澍华以前追求一名女士未成的事情也被“揭发”出来。但直到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群众”，不至于遭大会“批斗”。
在1966年七月底，毛泽东指责“工作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命令他们撤出学校，也就是说，毛泽东号召对教育工作者的攻击升级。“工作组”离开学校后，红卫兵在清华附中执掌了大权，立刻对“黑帮”们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的“斗争”，也就是公开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殴打和侮辱。此外，打击的范围也扩大了。刘澍华也被圈进了“敌人”一群。
清华附中的教室楼造有三个大门，当时只用了两个门作出入口，西侧的大门是封了的。红卫兵在封了的西侧门上贴了一张刘澍华的漫画像，有饭桌那么大，上面写了“大流氓”三个大字。一名被访者还记得细节：漫画上画的人，嘴唇比较厚，撅著，还抹上了红颜色，脸上的五官很像刘澍华，整个形象则是流氓相。
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是高中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年龄为18岁或者19岁，而且都是男生，这个年龄的男生可能对一个男老师的恋爱产生过分的兴趣和非分的关注。每个社会中也总会有一些人怀着恶意对他人的隐私加以窥探和攻击。在平常的情况下，这种不正常的心理和恶意会受到社会常规和法律的控制，学校老师也会对年轻人的冲动加以引导和教育，一个正常人也会对自己的内心加以反省和纠错。但是在1966年夏天，一方面，红卫兵从文革最高领导人那里得到了杀人不用偿命的前所未有的特权，得到了可以任意“斗争”即殴打侮辱老师和其他“牛鬼蛇神”的前所未闻的特权，另一方面，他们在性方面的变态心理和潜藏的对他人的恶意也在“革命”名义底下急剧膨胀，不但形成了下流的想像，而且导致了残忍的行动。后一个原因，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8月26日晚上红卫兵殴打折磨刘澍华比对别的老师更加凶狠。这天晚上，红卫兵的毒打和侮辱，造成了刘澍华的死亡。
实际上，8月26日下午，刘澍华就和清华附中共青团委书记顾涵芬（女）一起遭到了残酷“斗争”。在高二的教室里，他和顾涵芬被强迫跪在前面。有人“控诉”他们的“罪行”。“控诉”一阵，就打他们一阵。拳打脚踢之外，还用铜头皮带抽打他们。顾涵芬的眼睛被严重打伤，肿起来像一个鸡蛋鼓出来。顾涵芬当时30岁，她在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清华附中担任共青团团委书记。她的丈夫刘松盛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教员，他们住在清华校内教工宿舍。斗争会后，红卫兵把她丢在楼外的自行车棚子里，她倒在地上不能动弹。她的丈夫刘松盛到学校里来把她背回了家。顾涵芬到清华校医院看病，校医院要求有红卫兵的批准。校医院没有眼科，刘松盛到清华附中请求红卫兵同意到北医三院看病，红卫兵派了人带顾涵芬去医院。她的一只眼睛被打得几乎瞎掉，剩零点零几的视力，仅能感觉到一点光亮。她还被剃去了半边头发，成为所谓“阴阳头”。因多次挨打受折磨，她的身体受了重创，后来两次怀孕都小产，到第三次才保住婴儿。
8曰26日晚上，顾涵芬在家中，加上眼睛受了重伤，没有被揪到晚上的“斗争会”去。刘澍华却在晚上继续被“斗争”。他班里的学生说，刘澍华跪在地上，打他最厉害的是高三的一个女红卫兵，一边打，一边还用尖利的声音高喊革命口号。“斗争会”一直进行到半夜才结束，然后红卫兵头头宣布，明天，8月27日，所有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一律“下班”，即下到班里搞运动。在场的一名老师说，那时全体老师都听懂了的潜台词是：明天，一律挨斗挨打。
在此之前，教员与学生是分开“搞运动”的，因此除了被“揪出”的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一般教员还不必面对面地经受学生的“揭发”“批斗”。红卫兵命令教师“下班”，那就是以班为单位，每班学生分管几名教员，后果必然是参与“斗争”教员的学生会更多，被“斗争”的教员也会更多。实际上，8月26日白天，在一些班里已经“斗争”了班主任，高三（2）班的班主任童常珍，被强迫跪在教室前面，遭受全班学生的“批判”。一个家长也来“控诉”她，一边还用小棍子敲她的头。其实，这个家长的孩子在文革前很得班主任童常珍的栽培，此刻为了“划清界限”，表现得特别激烈。该班红卫兵也抄了童常珍的家。
半夜“斗争会”结束后，刘澍华回到了他所住的集体宿舍“明斋”（这个楼现在仍在清华校园中）。当时刘澍华的妻子在山西，对他那样一个普通教师来说，要把妻子从外省调到北京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两地分居。另外，刘澍华在北京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房间，他和别的男老师同住一个房间。他回到房间以后，理了一下床上的东西，就悄悄地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同屋张亦鸣老师那时候在房间里，但是不知道刘澍华到外面做什么去了。
刘澍华离开房间以后，是否去过别的地方，无人知道。他最后是到了清华大学西南门烧锅炉的高烟囱顶上，跳了下来。他是往烟囱的里面跳下去的。烟囱的里侧空间窄小，刘澍华的身体是直立落下去的。烟囱很高，身体落地时的撞击力非常大。看到他的尸体的人说，他的两根大腿骨，深深插进他的身体，尸体因此缩短了。尸体上满是血和黑色的烟灰粉末。第二天早上工人给锅炉通灰的时候，发现了刘澍华的尸体。
刘澍华死了，26岁。红卫兵斥之为“畏罪自杀”。刘澍华何罪之有？那些毒打他的人，才是有罪。如果要称他的死亡是“自杀”，也需要在“自杀”二字上加引号，因为这实在不是平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而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如此严重的侮辱和毒打所致，也是他感到整个文革大形势下暴力迫害将无限期延续而造成的绝望所致：明天等待着他的，还是这种拷打和折磨；惩罚和侮辱几乎是毫无限制的；这种大规模的有系统的迫害，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他只有在继续忍受侮辱与毒打还是死亡之间做选择。这是被强迫的“自杀”，与被杀害在悲惨程度上没有区别。
在刘澍华死亡那天的前后日子，北京城里每天有几十到几百的普通居民被红卫兵活活地打死，还有大批的人在面临被打死的情况下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避免更大的侮辱和恐怖。文革中发生过大量的这种在受到严重的侮辱与殴打之后被迫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这样的“自杀”者中，甚至包括了在文革开始阶段凶狠的红卫兵的父母。红卫兵的父母作为共产党领导干部，在下一轮文革运动中也被毛当作一个要全面攻击的群体。这种“自杀”，应该称为“文革自杀”，在历史上得到特别的关注和分析。
刘澍华死亡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他老家还有一个瞎眼的老爹。年轻的刘澍华，是刚刚开始教学生涯的教师，是老人晚年要依仗的儿子，是新婚的丈夫，也是即将成为父亲的人。他的生活本来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清华附中的老师说，得到刘澍华的死讯后，他的妻子和老父亲曾经来过清华附中。我们可以想像，当怀孕的年轻妻子和瞎眼的老爹千里迢迢地从山西赶来，知道他们的丈夫和儿子是那样摔死在烟囱里的，他们有多么悲伤和痛苦，而且在文革期间，他们当然得不到任何帮助。
这些直接害死刘澍华的人，是清华附中的学生，也是他们自己家里的儿子或女儿，可是他们变成了红卫兵，袖子上戴着红袖章，腰里系着军用皮带，手捧著毛语录本，于是他们就有了权力去害死他们的老师刘澍华。他们中至今无人承认有罪，也没有人道歉。这项犯罪还没有被清算。
二、暴力迫害与红卫兵组织同步发展
文革中打人和打死人的大风气，是和红卫兵的发展同时产生的。这是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却至今未被关于文革的研究所承认。
刘澍华死亡的时候，红卫兵暴力已经不只发生校园里，而且发生在整个北京城。一批教育工作者和北京居民已经被红卫兵活活地打死。刘澍华被毒打而死的前一天，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抄家。结果李文波当场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警察抓走，两个星期后刘文秀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李文波被打死的第二天，8月26日上午，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教学楼前开大会，红卫兵负责人在会上激昂地说：“阶级敌人在向我们报复，我们坚决不能手软。”“阶级敌人用白色恐怖向我们进攻，我们要用红色恐怖来还击。” 紧接着，有人把初二（1）班学生蒋文佳（女）从学生中抓出来，拉到台阶上，当众搧她耳光。她的父亲蒋南翔是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在1966年6月被中共中央派来的“工作组”作为“黑帮”“揪”了出来，他的女儿也就变成了“狗崽子”。会后，当日白天发生了上述毒打学生和班主任的事件，当日晚上发生了毒打刘澍华等老师的“斗争会”，这一“斗争会”直接造成了刘澍华的死亡。
清华附中红卫兵在8月27日发布了一篇题为“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的文章，铅印后（由于技术落后，更因为权力当局对印刷，也就是对传媒的极其严格的控制，在当时要铅印文章是很难的，铅印本身就代表着权力和权威），广为传播和散发。“十点估计”的第三点写道：“目前，有些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弟被反革命杀害了。”事实上，当时根本没有一个红卫兵或者“红五类”子弟被“杀害”，更不要说“一些”了。在当时打人打死人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形势下，这一说法不但是在捏造事实，而且是在激发和煽动更加严重的暴力迫害，实际的后果也是如此。
1966年8月26日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红卫兵毒打的那天，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日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8月27日，死亡人数又再次加倍。此后日死亡人数日日增加，只在8月31日那天陡然跌落，因为那一天毛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那一天红卫兵都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接见去了，抄家打人暂停。然后，在天安门的盛大集会之后，死亡人数在9月1日又猛然回升。在9月1日那天，被打死人的日死亡人数达到了最高峰。
“红卫兵”最初是清华附中的一个学生小组的名字。从1966年6月2日开始，他们用这个名字在学校发表大字报，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这张大字报说，“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这张大字报是在1966年6月1日电台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之后贴出的。在清华附中邻近的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也是在那一天成立的。
关于“红卫兵”最早出现在何时，至今没有定论。1967年红卫兵举行过盛大的庆祝活动，庆祝红卫兵“诞生一周年”，那时他们宣称红卫兵是在1966年5月29日在圆明园成立的。文革以后，还有一些出版物把那一次的红卫兵成立活动写得甚为庄严和神秘。后来，又有人发表文章说要比29日晚两天。
假如邓小平没有否定文革，假如“红卫兵”作为共产党的常规性的青少年组织没有在1978年被取消，那么，“红卫兵”的成立可能会被当作重要纪念日，早两天还是晚两天大概就需要考证了。现在可以清楚看到的是，不论是早两天还是晚两天，1966年初夏在北京的少数中学里，都出现了一些高级干部子弟组成的小组，都使用非常“革命”的名称，如“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等，它们的出现，很明显，都是当时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文革的一系列内部文件所导致的。
文革的“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发出），迟到1967年才公开发表，而在1966年春天的时候，这个《通知》只“传达”到党内“县团级”以上的干部。这个文件里由毛泽东亲自写的段落里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在同一时期下发的中央文件中，还有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都是非常明确的指令。一般老百姓还被蒙在鼓里，高级干部的子弟们则闻风而动。当时在党内一定阶层传播的，还有中央级干部“彭罗陆杨”被清洗的消息。笔者访问过的一位前中学校长说，1966年5月初，她听到该校的高级干部子弟在议论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有问题”，非常惊讶，连忙去询问上级，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管”。后来她才知道，该校干部子弟当时也已经在讨论如何攻击学校领导人了。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是1966年5月25日贴出反对北京大学当局的大字报，比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不论是5月29日还是31日的成立日期为早。6月1日，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这是一个全面行动的信号。第二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就开始贴出大字报，激烈攻击学校当局，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个腔调。如此迅速的反应，无疑显示那些红卫兵的发起者不仅拥有特殊的信息渠道，更有强烈的政治欲望，即他们自称的“革命觉悟”。
后来，“红卫兵”蔓延全国成为声势浩大的新组织的名称，不但因为这个名称比“红旗”、“东风”之类适合做大型组织的名字，也显然因为这个名称的字面含义更富有个人崇拜和对“阶级敌人”的攻击意味。文革前共产党的青少年组织叫“共产主义青年团”，表明意识形态和成员年龄，但是和保卫领袖、政党和政权没有直接的关连，也不针对“敌人”或者反对者。
红卫兵肆无忌惮地施暴，也因为毛泽东下令把工作组撤出学校，红卫兵执掌了学校的领导权。北京中学校的工作组，是由共青团中央领导的，1966年6月初被大批派到中学去取代原来的学校领导人，宣布学校全面停课，并且支持那些最早起来贴大字报攻击原校领导的学生。在清华附中，1966年6月9日工作组进驻学校，6月10日起原校领导就被“打倒”，并关进校中的西小院。工作组支持“红卫兵”小组，说他们是“革命左派”，并让“红卫兵”小组的发起人进入工作组建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成为学生中的领导力量。
七月底，毛泽东指责“工作组”和当时领导“工作组”的刘少奇、邓小平“压制学生”，命令撤销各学校的“工作组”。然而事实上，假使当时没有“工作组”的引导和鼓励，一般的学生和教工根本不会起来攻击学校的领导。毛泽东说工作组“压制学生”，实际上是他要把文革引向更为激烈的方向。
一般来说，“工作组”对暴力有一定的控制。“工作组”召开大会“斗争”校长万邦儒时，有一个学生提来一桶水（也有人说是贴大字报用的浆糊），要往万邦儒的头上倒，工作组成员制止了这个学生。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一些人用暴力方式“斗争”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以后，清华附中工作组长刘晋是中央团校干部。他说，共青团中央领导在6月8日派他去清华附中时，就明确要他“支持革命，支持红卫兵”。他这样做了，也得到了红卫兵的欢迎。但是他很快和红卫兵有了分歧，原因之一是红卫兵采用暴力方式“斗争”原学校领导人；另外，红卫兵也冲击同学，特别是父亲刚刚被“打倒”的一些学生。红卫兵和工作组产生了矛盾。红卫兵们的父亲都是有相当高地位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他作为工作组长，在七月下旬到那些反对工作组的红卫兵学生家里访问，想要请家长来制止他们的孩子。没有想到，一名军队干部家长反而质问他：“团中央为什么不能怀疑？”他立即到团中央向领导汇报。他们都很震惊，因为意识到上面发生了他们还不知道的大情况。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上，刘少奇失去了权力，军人林彪取代了刘少奇的第二号人物的位置。
1966年七月底，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后，又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毛泽东的这封信还作为正式文件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印发。学校的局势马上发生了戏剧性的大转变。一方面，红卫兵组织首先在北京各中学纷纷成立，并且成为各个学校的控制势力。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打人行为立即普遍爆发。戴高帽子游街，挂黑牌子，剃“阴阳头”，用铜头皮带打人，在1966年8月初在北京的中学里一下子泛滥开来。后来流传全国的“牛鬼蛇神歌”也是在那时候编出来的。在最早建立红卫兵的学校，暴力迫害也是最早开始的，其中有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还有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年7月31日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成立了红卫兵，8月5日就在校园打死了该校最高负责人卞仲耘。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盛大集会，当时的说法是“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这次接见和后来的7次，都由电视现场直播，也都拍成了纪录电影在全国放映。报纸也曾经发表大量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簇拥在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身边喜笑颜开挥舞小红书的，主要是中学生。8月18日那一天的活动中，受到重点报导的是中学生红卫兵，最受瞩目的是三个中学，即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和师大女附中。那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得到了50张上天安门城楼的票，是各中学里拿到票最多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头头在城楼上集体受到毛的接见，他们中和毛泽东握了手的人，以后几个星期没有洗手。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在城楼上发表演说，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8月2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文章，标题是“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文章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啊，我们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我们一定坚决做您的最忠实最勇敢的‘红卫兵’。”那时候，红卫兵的名称上还加著引号。
第二版上，发表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后的署名文章。毛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之后，说了“要武嘛”，此时，这个学校的校长已经被打死两个星期了。这样的盛大集会，这样煽情的新闻报导，其中包含的旨意和对全国青少年的号召，是十分清楚的。
“红卫兵”三字起初还需要用引号括出。此后，红卫兵在全国普遍建立，包括边远地区和乡村。“红卫兵”三字变成了汉语里普遍使用的一个新词。
也就在8月18日之后，红卫兵暴力急剧升级。据笔者的调查，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教育局和三个学校的领导人，鲜血流在音乐堂的舞台上，教育局长肋骨被打断。8月19日晚，北京外语学院附中红卫兵，在校园打死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职员张福臻。8月20日清晨，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被毒打和关押后坠楼身亡；同日中午，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在“斗争会”上被打死。8月22日，北京第八中学红卫兵在连日折磨后导致学校负责人华锦死亡。8月25日，北京师大二附中红卫兵在校园打死了语文教师靳正宇、学校负责人姜培良以及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上午打死了居民李文波、晚上打死了校长梁光琪。8月26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殴打教员和学校领导人，“斗争会”后刘澍华跳烟囱身亡。8月27日，北京西城区宽街小学红卫兵打死了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打死了中科院的工人陈彦荣和一个老年女人。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还可以看到一系列在8月18日以后被打死或者被毒打后自杀的北京居民的名单。还有一些受难者，现在找不到他们死亡的确切日子，但是可以确定他们是在8月18日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被害的。
1966年8月5日，刘澍华“自杀”身死十天之后，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一期“内部”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不可能读到其中内容。据看到这份简报的高级干部说，这份简报写道，从8月下旬到9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这份“简报”把暴力杀戮和上千人被打死视为红卫兵的“累累战果”，鼓励和支持之意，溢于言表。
根据文革当局所做的“内部”统计，1966年8月下旬到9月5日，北京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清华附中所在的北京海淀区，人口总数和密度都没有市区高，但是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海淀区在北京各区中名列第三，仅仅次于西城区和崇文区。
除了天安门广场的大型集会、接见和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权力当局还布置警察系统协助红卫兵抄家打人、运送和处理死尸。在北京最炎热的季节，处理突然增加的数千具死尸，也需要当局的行政能力，而不能只靠红卫兵的暴力。
从文革发动者的角度来看，鼓动中学生开展红卫兵运动，是非常有利和成功的一个步骤。大学生受到教育较多，不够野蛮。从笔者在《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的总况描述可以看到，即使在1966年8月24日清华附中等12所中学的红卫兵把暴力迫害的各种方式带进清华大学之后，北京的各大学并没有发生像中学里那样众多的杀戮事件。在中学红卫兵中，由18岁上下的高中生充当头头，15岁左右的初中生充当打手，造成了北京1966年的“红八月”杀戮。这种杀戮，按照文革发动者的意愿，把文革引向极端。
在1966年8月，北京中学红卫兵不仅引导了大学和小学，也引导了国家机关。据一名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被访者说，在他们那里，在8月18日之前，虽然有大字报以及被“揪出来”的人在劳动，但是没有打人、游街、戴高帽子和罚跪这一套，是在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那里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负责人林枫，8月18日早上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接见红卫兵，晚上就在党校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戴高帽子游街，敲簸箕自报“罪行”等等。这一套都是从中学红卫兵那里直接模仿来的。
通过8月18日这样的大型集会以及随之开始的“革命大串连”，北京的红卫兵也把暴力迫害引向全国各地。8月18日在天安门上发表演讲的有两个中学生，除了北大附中的彭小蒙之外，还有“毛主席家乡”来的代表、长沙第一中学的谢若冰。谢若冰回到长沙后，该校红卫兵就贴出大字报“勒令”所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集中开会，并且在会场上用铜头皮带殴打“黑五类”子弟。
在笔者所作的涉及全中国一百多所学校的调查中发现，无一例外地在1966年殴打和侮辱教育工作者，没有一所学校在文革中没有发生暴力迫害。分散于各省各地的学校，发生了性质和表现都非常相似的暴行：校园“劳改队”和校园监狱（后来被称为“牛棚”），暴力性“斗争会”，“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人被侮辱虐待；把部分城市居民驱逐到原籍农村，抄家，剃“阴阳头”，强迫唱“牛鬼蛇神歌”，捣毁文物和书籍，铜头皮带殴打；以及暴力迫害造成的成批死亡。主持施行这些暴力行为的是红卫兵组织。上文报告了清华附中在1966年夏天发生的校园暴力概况，非常明显，在全国学校普遍发生的，就是清华附中的模式。这套模式的基本构件，贯穿于文革的前三年。
当然，这个模式中的一些构件，不一定是清华附中第一个发明的。比如，根据笔者的调查，校园“劳改队”是在北京大学最先正式建立起来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在北大附中最先提出的，打死教育工作者是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开始的。但是“劳改队”和“对联”在产生后也很快就在清华附中开始实行。文革暴力迫害作为一整套模式，清华附中是最先开始实行的学校之一。而作为施行暴力迫害的驱动力量的红卫兵组织，确实起源于清华附中。此外，这套模式也随着红卫兵组织在全国普遍建立而传播、复制和衍生。这也就是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贡献给文革的，不仅仅是一个“红卫兵”的名称，还有这样一套暴力迫害的模式。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提供了暴力迫害老师和同学以及校外居民的样板。
上文叙述了红卫兵是怎样一步一步由文革领导人扶植引导而发展起来的，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是，毛把这一名称、这一组织和这一套暴力迫害模式，通过红卫兵运动，从数个学校推广到全北京，进而推广到全国。
三、清华附中红卫兵施暴的部分细节
实际上，在清华附中，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在8月26日的“斗争会”之前已经开始了。一名受访者（当时的学生）说：在清华附中的西南小门，红卫兵用树枝荆棘扎起来一个围挡，下面留了一个小洞，说是狗洞，因为附中老师们很多都住在清华大学，这是一个从附中到大学必走的小门。那里有红卫兵把守，每天万邦儒、韩家鳌等人到学校来，只能从狗洞里钻过来，还要被守洞的红卫兵抽打，向他们身上吐痰。我记得当时学生们都可以从小门来回，只有校长必须钻狗洞。
副校长韩家鳌，文革前兼任初二（1）班的副班主任。8月初的一天，这个班的学生把他抓到该班的教室里面，全班学生用棍子、鞭子和铜头皮带轮流殴打他。他先是站着，后来被按下跪着，再后来被打趴在地上。除了几个学生因为是“黑五类”家庭出身不具打人“资格”之外，其他的学生被强迫必须参与殴打韩家鳌。有一个学生不愿意打，就有红卫兵激发他说：“你不记得韩家鳌迫害你了吗？打！”这里的所谓“迫害”，指的是，清华附中学生住宿在校，因为这个学生尿床，韩家鳌安排他和另一个也尿床的学生住在同一间宿舍里，这本来是一个好意的安排，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却被用来激发仇恨和暴力。
韩家鳌曾经在这个班里办了“外语丛书角”，把一些学外语方面的书放在那里，给学生阅读的方便；他也曾经给一个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学生买了一本英文小词典。这些都成了他的罪行。打了一个多小时后，韩家鳌被打得浑身是伤，医院不给“牛鬼蛇神”看病，他只好让家人到药店买了大量治疗跌打损伤的传统中药“云南白药”，天天就著烧酒吃下去，以减轻疼痛。当时韩家鳌33岁，从不喝酒，服用“云南白药”需用烧酒才起作用，他学会了喝酒，并且从此天天喝酒。他的腰在1966年被打伤后，30年来一直疼痛。他说：“鲁迅写过一篇《我是怎么写起小说来的》，我可以写一篇《我是怎么喝起酒来的》。”这是他的幽默感，却浸透无比的历史辛酸。
清华附中红卫兵在附中校园大量使用暴力的时候，在清华大学打人还不那么严重。附中红卫兵因此批评大学红卫兵太文、太无能，声称要“教育教育”大学生。8月中旬的一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带领中学生到清华大学校园游行，游行中间把清华大学的前领导人之一艾知生抓来“游街”。游行的终点站是清华大学西大饭厅，在那里继续开大会“斗争”艾知生，在“斗争会”的台子上，附中红卫兵把艾知生踩在脚下，一顿痛打。
在刘澍华被打的前两天，8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集全北京市12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造反”，实际上是中学生红卫兵把大规模的抄家打人之风全面带进了清华大学。那一天，12所中学的红卫兵分乘大卡车来到清华园，和清华大学红卫兵配合行动。他们命令拆毁清华大学建校时期修筑的标志性建筑──刻有“水木清华”的汉白玉牌楼（这座牌楼在1990年代重建），大吊车拉倒牌楼后，红卫兵命令在“劳改队”中的“牛鬼蛇神”把石块背走；“牛鬼蛇神”运石头的时候，背后有拿着铜头皮带的红卫兵吆喝打骂。中学红卫兵和大学红卫兵一起到各系打人。清华大学校园内的甬道上，留下了一滩一滩的血迹。无线电系的教授和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还有人在血迹旁画了一个大圈，又写上“狗血”两个字。这12所中学里也有北京师大女附中，该校红卫兵在清华大学“造反”过后，又到了靠着清华大学的北京大学教工宿舍“燕东园”，抄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的家，撕毁了他的藏画，查封了他的书籍。
8月24日晚上，清华附中副校长韩家鳌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拖到清华大学的科学馆。韩家鳌的家住在清华大学校园中荷花池附近，就是中学课本里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所写的地方。一公里长的路上，他的鞋子被拖掉了，红卫兵一路走，一路打他，一个红卫兵还把他的头按在地上，用脚踩上，说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引用毛泽东的语录。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也被抓来，红卫兵命令韩家鳌打万邦儒，说“你不打他，我就打你”。
那天夜里，万邦儒和韩家鳌都被关在清华大学科学馆。被揪到科学馆挨打的还有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刘冰、艾知生等等。他们被逐个叫到一间小房间里挨打。折磨了一夜后，到第二天中午，给他们一人一个窝头吃，领窝头的时候，每个人必须先说一句“王八某某某吃窝头”，否则立即再遭打，那是清华大学的大学生红卫兵命令他们这样咒骂自己的。在折磨侮辱人方面，大学的红卫兵不甘落于中学红卫兵之后，并且都有“创造性”。
万邦儒和韩家鳌在科学馆被关押殴打了一夜一天，被附中的红卫兵拉回到附中。韩家鳌被抓走以后，他家的老人和孩子，不知道他被抓到哪里去了，又不见他回来，他们出门看到路上的两滩血，以为韩家鳌已经被打死，只有回家痛哭。
清华附中的地理教师张葆林，看到同事们这样挨打挨斗甚至自杀，她不知道灾祸什么时候会临到自己头上，于是在自己家里跪在地上，叫她的儿子仿照红卫兵在“斗争会”上的样子打她，说要“练习承受红卫兵的殴打”。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那样的拷打和折磨，竟然事先进行“彩排”。
1966年8月北京曾下大暴雨，清华附中路边的排水沟排水不畅，引起积水。在校园“劳改队”里的老师们被命令清理水沟。做完以后，红卫兵命令他们互相泼沟里的混水，互相殴打，还命令男老师打女老师。
一位当年的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一天他看到清华附中的另一个副校长吴玉良走在路上，一个红卫兵走上去，迎面打了吴一个大耳光，又几拳把吴打倒在地，然后扬长而去。吴玉良倒在地上，过一会儿自己爬起来就走──这时已经过了打人的高潮。
一位当年的学生告诉笔者，有两位老师忍辱负重的耐受力，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一位是孔令仪，一位是羊涤生。孔令仪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教师，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后，被贬到清华附中，教高三的数学，教得非常好；羊涤生也是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到清华附中的。文革中“右派分子”是现成的打击对象，加上有人说孔令仪是孔子的后裔，似乎更是罪上加罪。但是，这两个人不论怎么挨打被侮辱都一言不发，默默忍受。这个学生说他觉得这两个老师从1957年起就被人踩在脚下，有了耐受力。
这种叙述让笔者感到悲凉。为什么清华附中有过这样的年代：老师被学生打得要吃“云南白药”、要练习怎么被“斗争”、怎么下跪？也觉得今人有必要想像一下，你是否能忍受那样的毒打和侮辱？你在那样的恐怖面前会害怕到什么程度？然后，可能才会思考一下，与其像张葆林老师那样胆战心惊地“彩排”挨斗、像孔、羊二位老师那样无言地承受毒打，何不设法制止这种恐怖境况再次出现？
在清华附中，被打被虐待的不仅仅是老师，还有学生。红卫兵提出了“红五类子弟”“黑五类子弟”这样的新名词和新概念，大力推广“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子女，也成为攻击对象。
红卫兵不仅自己大量书写张贴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强迫一批所谓“黑五类”出身的学生抄写这一对联。也就是说，这样的学生不但被侮辱，而且被强迫自辱。高三学生戴建忠和另外3个学生一起被强迫各写“对联”100副并在各处贴出。可以想像，仅仅这400副“对联”就可以造成什么样的视觉环境。事实上，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学校园里，这副“对联”是张贴最多最广的东西之一。
对所谓“黑五类子弟”──更有侮辱性的流行的说法是“狗崽子”，红卫兵不但张口骂，而且动手打，或者采取其它暴力行动。在宿舍里，一些“黑五类”子弟的床头被贴了侮辱性的大字报。初二学生章立凡的父亲是“大右派分子”章乃器，他的蚊帐和被子被红卫兵同学撕毁。
高一（2）班学生杨爱伦，父亲1949年以前在当时的政府海关做事，被认定为“坏家庭出身”；另外，她学习成绩优秀，还是学校体育队中长跑运动员和文艺队的独唱演员。由于她的“坏家庭出身”以及在文革前被认为是“好学生”，她在1966年7月底就开始在班里被红卫兵“斗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导人之一到她的班上详细指示如何整她。她被禁闭在一间小屋里；她在宿舍的铺盖被扔了；她被强迫写“检查交代”；她到食堂买饭有红卫兵在身后押送监视。在这种情况下，1966年8月8日，杨爱伦到清华园火车站附近卧轨自杀，火车头把她铲出了轨道。她没有死，但是脸部和身体受到重伤，失去了三个手指，成为永久性伤残。
不到两个星期之后，1966年8月20日，也属“家庭出身坏”的高二学生郭兰蕙服毒自杀死亡。郭兰蕙的父亲在1949年以前曾经在当时的政府中工作，由于这样的“家庭出身”，她就成了“狗崽子”并受到“批斗”。郭兰蕙的同班同学说，8月20日是星期六，红卫兵通知郭兰蕙，星期一必须来学校，要开她的会。“开会”的意思是什么，在当时的语境下非常清楚。郭兰蕙在回家的路上喝了来苏水。到家的时候，她母亲看到她脸色不对，知道她服毒以后，立即把她送到医院，当时她还没有断气。
两位认识郭兰蕙的学生说，红卫兵曾经在学校中当众宣布，因为郭兰蕙是自杀，医院打电话向清华附中询问她是什么人，清华附中红卫兵告诉医院，郭兰蕙是“右派学生”，于是，医院不加抢救，让郭兰蕙躺在医院的地板上渐渐死去。红卫兵不但对郭兰蕙的死亡毫无怜悯之心，而且用得意的口气在学校里告诉其他学生这些情况，显示他们主宰生死的权力和威风。郭兰蕙死时19岁。
就在刘澍华被“斗争”而死的同一天，1966年8月26日的上午，清华附中高二（1）班四个所谓“黑五类”出身的学生郑光召、戴建忠、赵伯彦、刘喜鸿，遭到该班红卫兵的集体殴打，红卫兵抡开了铜头皮带和棍棒，向他们称作“狗崽子”的同学大打出手。当天下午，这四个所谓“黑五类”又被强迫跪在学校空地上拔草根“劳改”，身后站着手持皮带、凶神恶煞的红卫兵。当年，这幅恐怖画面深深印入多位老师和学生的记忆里。当天晚上，郑光召等四人被关在学校不准回家。郑光召出现尿血、抽搐和昏迷，几乎死去。以后，他们被监禁在宿舍，不得允许不能出学校门。
在清华附中，特别流行给被“斗争”的女同学剃“阴阳头”，即把头发剃去半边。笔者采访过的该校人员很有限，提供了被剪“阴阳头”的女同学名字就有：高三的张蕴环、高二（1）班的杨柏龄和陈向明、初二（3）班的王淑英和孙淑绮。
在当时北京的其它中学里，剃“阴阳头”的侮辱一般只施加在女老师身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却以这种方式虐待女同学，这在当时的“红色恐怖”中都算少见的。
北京作家史铁生在1966年时是清华附中初二（3）班的学生。当笔者问起他的班上是否打了同学，他回答说，打了，打得不重。笔者问，不重是多重？
史铁生说，打了两个女同学。是红卫兵打的。让她们跪在教室里，用皮带和拳头打了，剪了她们的半边头发。记得笔者当时不禁追问：这怎么还叫“不重”？
史铁生是作家，使用汉语词汇应当比较准确，当然也懂得这样殴打折磨，对两个15岁的女学生来说，是“重”还是“不重”。他这样说，是因为在1966年的清华附中的环境里，有大量更为严重的罪恶发生，所以如果不是被“往死里打”，不是被打到生命垂危的程度，不是像刘澍华和其他“黑帮”那样被打得不想活了，大概就可以算“不重”。
史铁生还记得这两个女生的名字：王淑英和孙淑绮。她们被剪“阴阳头”的原因是“家庭出身不好”。其中王淑英被指控是“隐瞒家庭出身”，这在当时就可以成为一个罪名，可以让红卫兵拿去作为一个理由来惩罚你，从中也可以见出红卫兵的观念，以及他们认为有权力用暴力惩罚同龄人的那种蛮横。史铁生不是“红五类”。他提到，他曾经和同学到清华附中的一个教授家抄家，刚开始动手，就有人来通知说，不是“红五类”的不可以参加抄家，他只好离开。他没有当过红卫兵，而且对被打的人怀有同情，所以记得这些细节。经历、道德观念和记忆的关系在这个例子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1966年8月下旬，开始了全国“革命大串连”高潮。红卫兵得到免费火车票和食宿，到全国各地推广他们已经在北京开始的这一套。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方面要输出革命到全国，一方面担心学校里就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于是，他们决定提前把这些非红五类子弟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八月底后，清华附中的非红五类子弟都被送到房山县的窦店去劳动。而他们自己则到全国各地“串连”去了。
被毒打的还有清华附中传达室看门的老人。看门的人既不可能“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也不可能“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子弟”，一样被打。因为红卫兵照样可以找出“理由”，他们说他是“逃亡地主”，对他大打出手。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不但到本校教师家中抄家，也到学校附近的人家抄家。他们在清华大学的教授家中，砸毁艺术品和书籍，搜索黄金和外币，而且殴打被抄家者。八月下旬的一天，红卫兵把抄家抄来的东西，主要是书籍，也有其它物品，在清华附中大操场上堆了有一个房间那么大一堆，点火燃烧。烟尘飞舞，发出呛人的气味。红卫兵成员围绕火堆，鼓掌欢呼。其他同学不敢近前，远远观望。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还到火车站去殴打那些被“遣返”到农村的“地富反坏右”。在1966年8月9月，有近十万北京居民被抄家后驱逐到原籍农村，占当时城市人口的近百分之二。驱逐的命令由红卫兵发出，强行“遣返”的过程，也由北京中学生红卫兵在警察的帮助下出手执行。大批红卫兵在火车站监督被驱逐者，并且常常施行毒打和侮辱。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在火车站用开水浇烫被驱逐的人。有些在夏天被驱逐出去的人，在农村没有活路，自己跑回北京来，1966年11月，清华附中红卫兵再次到火车站殴打这些人。目击者说，打人的场面十分可怕。
清华附中红卫兵也参与发起了所谓“打小流氓”的行动。他们和其它中学的红卫兵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小流氓”，在万众瞩目之下，殴打被“斗争”的对象。在“打小流氓”运动中，有人被打死，例如在北京第八中学、第十三中学、北京师院附中学和人大附中，红卫兵打死了被他们指为“小流氓”的同学和社会青年。今天去看，不要说所谓“小流氓”显然是一个欲加之罪，就是在红卫兵所用的语汇中，也只称之为“小”流氓，而不是什么大罪犯，可是红卫兵也对他们毒打甚至打死。这就是红卫兵当时的理念。
八月下旬，红卫兵开始所谓“革命大串连”。他们得到政府提供的免费火车票和食宿，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清华附中红卫兵把他们的这一套暴力迫害方式也带到他们的所到之处。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到了贵阳，殴打贵州省文化局的“牛鬼蛇神”。他们打了京剧团的演员，还把贵州省文化局幼儿园的园长也揪来剪了“阴阳头”，并且把她打得遍体鳞伤，满身血印，皮下淤血很长时间不消褪，看上去十分吓人。这个幼儿园园长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刘澍华之死，就发生在这样的一系列暴力迫害事件的背景下。刘澍华的死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偶发事故。刘澍华死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规模暴力迫害，他是1966年8月发生的红卫兵杀戮的无数受害者之一。
以上所叙述的清华附中在1966年夏天发生的暴力迫害，仅仅是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的，因此，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的非常有限的一部分，是冰山的一角。如果能做更详细的调查，如果清华附中的大部分师生能够有机会说出他们身经目睹的红卫兵的暴行和迫害，一定远远不止本文的内容。（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www.chinese-memorial.org
成文时间：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