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百年真相之“五大导师”】

【大纪元2017年03月01日讯】虽然中国不像苏联有那么多政治笑话，但近些年来坊间还是流传着一些，笑话背后揭示的是残酷的现实。这其中自然有关于共产党“五大导师”之最后一个的中共党魁毛泽东的笑话。

一则笑话是这样的：话说毛泽东拍了一些政令宣导的影片，并强迫人民观看。他很想知道人民的反应是什么，于是便“微服出巡”。他来到了北京一家电影院观看……当影片结束时，全场的观众都站了起来热情地鼓掌。毛看到此景，心里相当满意。这时，旁边的人突然推他的肩膀, 小声的说道：“喂！你不要命了吗？还不赶快站起来鼓掌！这附近有很多公安啊！”

还有这样一则笑话：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毛泽东关进大狱，受尽刑罚，活活冻饿而死，送到火葬场时身上连一件囫囵衣服都没有。死后，牛头把刘少奇领到火坑地狱。望着下面熊熊烈火，刘少奇说：“天啊，真高兴我升天堂了。”“嘿，嘿，你不要搞错，”牛头说，“这里是地狱呀。”“那是你那么以为，”刘少奇一边烤火一边说：“我可是从毛泽东的监狱里出来的。”

无疑，两则笑话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毛治下的中国，是一个人间地狱。

从相信神佛到抛弃信仰

毛泽东的母亲笃信佛教，幼时的毛跟随母亲也虔诚信佛。据中共史料披露，母亲曾患病，毛就四处求神拜佛，而每逢初一、十五，向摆在堂屋中的神龛顶礼膜拜，更是他必做的功课。1959年6月，毛回韶山时，还对着堂屋中的神龛作了个揖，说：“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1936年，毛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提到了自己与佛教的一些渊源，称母亲对孩子们一直施以宗教教育，小时候自己也信神佛，从小就跟着母亲到庙里烧香拜佛，但父亲是一个没信仰的人。他们曾努力想改变父亲，但都没有效果。

在毛读书后，他“愈来愈怀疑神佛了”，但并不排斥，母亲注意到后，对其进行了责备。后来，父亲因虎口脱险，而转而恭敬神佛，毛却“愈来愈不信神佛”。

1917年，毛受老师杨昌济的唯心主义学说影响，写了一篇作文《心之力》。文中写了自己改变世界的抱负，并“愿诸天先祖，三世神佛护佑”。

同时，文章中还谈到了宗教的教化之功，“故心为形成器世间之原力，佛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耶稣明之故说忏悔，懂耻而不恶。孔子明之故说修心，知止而不怠。释迦明之故说三乘，明心而不愚。老子明之故说无为，清静而不私。心为万力之本，由内向外则可生善、可生恶、可创造、可破坏。由外向内则可染污、可牵引、可顺受、可违逆。修之以正则可造化众生，修之以邪则能涂炭生灵。心之伟力如斯，国士者不可不察。”这说明毛认为宗教可以造化众生。

同年暑假，毛与好友萧子升一起徒步游学，在宁乡的沩山，拜访了密印寺的方丈。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一书中还原了当时的场景。从签名以及认出金佛，方丈判断出了毛非凡夫俗子，判断出了萧子升日后难留中国（注：15年后，作为故宫高级管理人员的萧子升因盗卖故宫文物，携款潜逃，终老于南美乌拉圭）。

当时，方丈和毛之间有一段奇怪的对话。方丈说：“帝王有宗教的天性，特别是唐代的皇帝，封孔子以王的称号，封老子为道家始祖，又派玄奘取回佛经，寺院遍及全国各地。这样，儒教、道教和佛教便共存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中。”

毛对此赞同道：“是的，中国没有像其它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几个宗教和谐地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

闻听此言，方丈说了一句：“阿弥陀佛！”并郑重地对毛说：“只望毛施主记住这句话，日后不要忘记。”毛追问何意，方丈笑而未答。几十年后，中共建政后镇压宗教，尤其是文革灭神佛应该是应验了方丈的预测，而毛显然早已将当年所言置之脑后。

让毛将方丈所言置之脑后开始于其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唯物主义。1919年7月，毛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都要进行改变。同年9月，毛在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将“宗教改良及宗教应否废弃问题”列为重要的一项研究内容。

1927年3月，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表示鲜明的支持，还告诉农民不要信鬼神，要信中共成立的农民会。

1930年5月，毛在《寻乌调查》中，将宗教徒单独作为一种职业，还将宗教徒定义为统治阶级，“统治者是那仅仅占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地主、商人和耶稣教天主教传教士等”，“佛教是大地主阶级利用的宗教”。此时的毛已抛弃了对神佛的信仰。

不过，与斯大林类似的是，毛也认同，在共产党需要的时候，宗教界可以成为统战物件。1937年3月，毛在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说：“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三民主义中国而奋斗的……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也无所不包。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

1940年，毛在延安的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称“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毛在随后还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45年4月，毛在“七大”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宗教问题指出信仰自由，中共容许各派宗教存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还以法律形式规定宗教信仰自由。

然而，毛在中共建政后不久，就变了另一副嘴脸。此前在介绍共产党的“四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篇章中，都提到他们早期都相信上帝，后来在相信或加入撒旦教后，皆走上了反基督、反上帝之路，并通过共产学说开始毁灭人类。而追随马恩列斯之后的毛泽东，也是如此，从相信神佛最终走向了灭除信仰之路。

建政初期对宗教的镇压

中共建政后，信奉“无神论”的中共为了全面推行其意识形态，对宗教展开了大规模的暴虐镇压和对会道门的取缔，焚毁了大量《圣经》和其它经书。中共要求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组织、帮派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并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予以严惩。

此外，中共为了加强对宗教的领导，还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因天主教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而成为了打压的重点。针对天主教，中共成立了由其任命的一个机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目的是对天主教徒进行控制和思想改造。

对于中共的企图，负责上海、苏州、南京教区的龚品梅神父不仅坚决拒绝“改造”和“渗透”，拒绝在教会内开展“反帝爱国运动”，而且让教徒继续接受梵蒂冈的领导。他表示：“我怎么也不能接受他们讲的进化论，这是对上帝的侮辱。”为此，龚品梅还组织并亲自督导了“不投降、不退让、不出卖”的“中华圣母军支团”，阻止圣母军成员向政府登记和退团，拒不参加官方教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1955年9月8日，龚品梅与范忠良、金鲁贤等30多名神父及300多名教徒在上海被逮捕入狱。1960年3月，龚被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在“审判”期间，龚品梅神父对提审员如此说道：“我从来都不会背叛我的信仰，和你们信仰共产主义一样，不会改变。”

1985年7月，在国际社会的营救下，龚品梅神父被假释，但由爱国会软禁看管。1988年1月，中共政府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宣布提前将其释放，恢复人身自由；同年，龚品梅因心脏病被获准前往美国接受治疗，其后一直在美居住。

龚品梅神父的遭遇不仅仅代表了无数天主教神父、信徒的命运，而且亦折射出中共对于所有信仰者的摧残。资料显示，留在大陆的五千多名中国主教、神父或被关或被杀，最后只剩数百人，而那些在华的外国籍神父部分被杀后全部被赶出了中国。

此外，仅在1957年之前，就有1万1千多名天主教徒被杀，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罚款。基督徒、佛教徒、道教徒的命运也莫不如此。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极为普遍。

文革期间对宗教的镇压

经过中共建政初期的镇压，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爆发后的“破四旧”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从1966年8月份开始，“破四旧”的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

海外学者丁抒在《几多文物付之一炬》一文描述了当年的惨烈。以佛像为例，北京颐和园万寿山山顶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国都如此，连偏远的县城也不能幸免。

“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陕西周至县境内，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高祖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

“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

“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为中国‘释源祖庭’。‘破四旧’时它自然难逃洗劫。”“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

……

从对信仰的镇压，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严重程度而言，毛泽东所为超过了斯大林，而这仅是其祸乱中华大地的一部分。

周晓辉：共产党“五大导师”之毛泽东（二）

镇压宗教、破坏传统文化仅仅是毛祸乱中华大地的一部分，一个问题是：毛泽东是如何掌握最高权力的？

党内初露头角与肃反大屠杀

毛泽东早年在湖南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1921年7月参加了中共一大，担任会议书记员。其后，成为中共湖南分部的负责人。在中共秉承苏联旨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图借壳发展后，毛摇身一变，出任国民党组织部长胡汉民的秘书，同时与其他中共党员一道，在国民党内扩大中共势力。彼时，毛在中共党内崭露头角。

为了限制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扩张，蒋介石于1926年3月下旬利用“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收回了一部分党权，并决定北伐。就在北伐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一方面，苏俄和中共导演了一场由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共同发动的政变，免去了蒋介石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重新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进而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

另一方面，中共在北伐地区发动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其目的是通过煽动农民造反，以造成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基础，并阻挠北伐。在湖南、湖北两省出现的红色恐怖最为严酷。

比如，由毛泽东领导建立的湖南各级农民协会号称有518万人，协会不仅形同各级政府，有权有枪，而且自设公堂刑狱，动辄批判斗争，随意逮捕杀人。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即为农民协会所枪决，而北伐军中许多出身于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斗争、关押或捕杀，财产被没收。

中共的暴虐不仅让坚决反共的国民党人，也让那些曾经糊涂的国民党人和军阀清醒地意识到了共产主义的危害。1927年，国民党开始“清党”，抓捕中共党员。中共为此发动几次武装暴动，均告失败，参与秋收暴动失败后的毛则逃到偏僻的山区，盘踞在湖南、江西边界的井冈山一带，建立了中共的第一个根据地，开始发展壮大自己。

不过，手中有了军队、在党内地位有所提升的毛还必须接受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中共中央任命毛为苏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换而言之，毛成为了江西苏区最高领导人，来自上海的命令只有通过其才能贯彻。

然而，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个人权威并没有因为地位的提升而确立和巩固。一方面，当毛将自己的意见与中央的意见合在一起时，必然引起了苏区一些领导人和红军将士的不满；另一方面，来自湖南的毛在一些方面与江西本土领导人存在着矛盾，毛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挑战 。

为了确立和巩固自己的权力，毛以清除“AB团分子”为由，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内部大清洗，其中在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的富田事变中，就有大约七八百名军官以及原江西省行委领导先后被害。可以说，在短短两三年中，毛在肃反运动中就杀了10万人，毛由此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而这不过是其杀伐的序幕。

掌握军权党权与斯大林的影响

在日军侵略东北之时，毛和中共在偏远山区的作乱以及建立“国中之国”之举，让对共产党有着清醒认识的蒋介石深为警惕。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国民政府军先后对中共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围剿。

第五次围剿使中共陷入了绝境，中共被迫放弃根据地逃跑，最终逃到了陕北。在这个中共号称的“长征”实则逃跑的过程中，毛的军事主张在一系列军事失败后被采纳，毛的地位再次上升。

不过， 在2005年出版的英国华裔女作家张戎与英籍丈夫Jon Halliday撰写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揭穿了毛在逃亡中“战略高超”的颂歌，并将其称为“谎言和臆造”。作者认为，长征人数从开始时的8万6千人下降至结束时的不足4千人，除了天气恶劣和地区贫瘠等自然条件外，唯一原因就是毛的拙劣指挥和战略无能……“现在世界公众吃惊的获悉，毛泽东长征神话之一的飞夺大渡河铁索桥一事完全子虚乌有。根本就没有枪林弹雨下的英雄，红军未受干扰就过了河”。

无论如何，毛最终逃到了陕北。在逃到陕北后，毛以派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打通通往苏联之路为借口，铲除了可以与自己抗衡的军队；此后，又设计除掉了盘踞在那里的另一支军队的领导人刘志丹等人。到1938年底，毛已将中共军权、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但令毛如骨刺在喉的是：毛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而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援，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彼时，对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仍掌握在王明等留苏派手中。

如何获得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毛泽东从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模式找到了通道。1938年底，斯大林亲自修订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出炉并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后，毛如获至宝。没有读过多少马列原著的毛，对于《联共党史》却读了至少十遍。该书是斯大林为在政治上彻底消灭异己、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而下令编纂的。

据业已去世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在其撰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披露，毛在对《联共党史》给予极高评价的同时，迅速向延安的各级干部发出学习的号召。1942年，毛更将该书称之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把其列入《整风文献》等，直到六十年代初，其“至尊至荣”的地位才被《毛选》取代。

毛高度评价《联共党史》，除了有迎合斯大林的目的外，更在于该书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开展党内斗争有用的经验与策略，完全可以用来为毛的政治目标服务，为毛夺取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输送弹药”。

如《联共党史》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剪裁历史，这也适应了毛急欲重写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共党史的政治需要。《联共党史》把苏联共产党历史描绘成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生死搏斗的历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个人作用。这一切都引起了自认为是党的正确路线化身的毛的强烈兴趣，给了他丰富的启示。而且《联共党史》还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竭力丑化、贬低党的其他领导人，这又和毛自大、专断的性格相吻合。

正是通过学习该书内容，毛彻底了解了做一个斯大林式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特殊素质，这就是以铁腕统治全党，用意识形态为这种统治服务。由此，毛通过发动整风运动，打倒了留苏派，确立了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上的解释权，并在以后中共的党内斗争中一再运用。

整风运动与夺取最高权力

在中共这场整风运动中，与毛持有异见的人如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还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错杀了很多无辜者，而这个数字至今尚无确切统计。毛泽东为了掩盖这段历史，在建政后将参与整风运动的自己的得力干将刘少奇、高岗等人都先后清洗。而逃亡苏联的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延安的整风运动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习”。

然而，整风运动和文革相同的是，都是整风整人、制造冤假错案和极端残暴残忍；不同的却是，文革是处在毫无外患内忧的和平时期，而延安的整风则是处在全民抗战、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如果国民党、蒋介石在此国难当头之时，也来了这样一场整风运动，也大搞一场深挖共产党特务或其他种种特务的运动，也制造了如此之多的冤假错案，则中华民族大约只有亡国这一条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胆敢如此整风整人，大兴冤狱，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因为它不抗战，假抗战所致。

而不抗战的毛泽东通过这场运动，不仅确立了自己在党内在意识形态各个方面的绝对权威，而且如海外自由作家凌峰所洞悉的那样：毛通过这场整风运动还为他建政以后控制国家、控制干部和控制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控制传媒，箝制民众的思想；控制干部，使之服从领袖；建构完整的政治运动模式。

中共积累的上述种种手段和经验，在其后五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中得以不断运用，甚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民在这样的统治下的生活情况可以想见是多么悲惨，但是更为悲惨的是中共的高压统治和愚民宣传让中国人民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意识不到自己悲惨的处境。

毛听命于斯大林

从中共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听命于苏共，并接受其经济援助，甚至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保卫苏联。毛也不例外。

比如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的武装军事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就是中共。政变发生当日，毛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西安政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定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

但担心东西同时与德日作战的斯大林却电告毛：绝不允许中共杀蒋。希望借张之手杀掉蒋介石的中共只好派周恩来去说服张、杨以及面见蒋介石。在周恩来开口“校长”闭口“校长”，并对其动以“天伦之情”，一再向蒋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联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后，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即停止剿共和联合抗日。

再如1950年，朝鲜率先向韩国发动攻击后，被联合国军打败，因此向斯大林求援。斯大林则要求毛出兵。最终，毛不顾其他人的反对，决定出兵朝鲜，去帮助一个侵略者，其结果是至少五十万士兵丧命。

而毛在斯大林死后，对于苏联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甚为不满，这或许也是出于对自身死后的担心。

2015年，在俄罗斯历史学者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根据新解密的苏联时期的历史档案写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书中，证实毛是斯大林忠实的追随者，他做了很多努力以向他忠于的领导人（斯大林）表示忠诚。

马克思、列宁的追随者斯大林的笔名是“恶魔”，并被苏共其他领导人称为“魔鬼”，追随斯大林这个魔鬼的毛泽东又是什么呢？中共建政后，毛魔鬼的那一面更全面地暴露了出来。

周晓辉：共产党“五大导师”之毛泽东（三）

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在他统治中国近27年中，他抓住一个又一个靶子，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批判运动，将中国人民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之中。特别是由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破坏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可以和毛相比，被他直接和间接害死的人不计其数。

据《九评共产党》透露，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毛的杀人历史

毛的杀人历史早在中共政权建立及建立苏区根据地时就开始了，前边提及的肃反大屠杀就是其大规模杀伐的开始。

毛杀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当然零星运动年年有，月月有，但有计划的杀人运动仍以上述五个阶段为主。

第一阶段在苏区和延安。主要指三十年代初发生在中共内部的“肃反”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在肃反运动中，至少有10万红军被杀。而延安整风运动亦有数万人被害。

第二阶段是建政最初三年的三大运动：土改和工商改造、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海外学者辛灏年先生在讲座中曾言，“一年土改当中杀了260万地主”。国外学者统计镇反运动中有100万到200万人被杀。三大运动中，保守估计死亡人数是240万(中共公布的数字)，实则遇害人员最少在500万人。

第三阶段反右时期。在这场浩大的反右运动中，中共方面给出的数据称，共定性右派317.8万人，其中80%以上是知识份子，不少人家破人亡。蹊跷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右派平反”，却说给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剩余的200多万人哪里去了？

第四阶段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由于毛一意孤行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社会浮夸成风，并导致了3,000至4,000万人被恶死的惨痛后果。

第五阶段是文革时期。在这漫长的十年黑暗岁月，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元帅、各级高官，下至普通百姓，有多少人遇害，至今官方没有确切的数字。美国研究世界大屠杀的权威学者鲁密尔教授研究认为是700万人，海外学者丁抒的研究结论是200万人左右。

在毛统治中国的二十多年中，人命越整越不值钱。1957年的反右，坐牢和自杀的人比1955年的“肃反”多了许多。到了文革，打死的和自杀的数目更是远远超过了“反右”和“肃反”的总和。

毫不夸张的说，毛时代死于冤狱的人数，多于历代冤狱致死者的总和。而历代的开国者没有一个如毛这样嗜血成性，没有一个如毛这样乐于不断的发动运动。这样的毛不是魔鬼又是什么呢？

毛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破坏

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中华民族文化和社会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近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尤其是文革彻底“革”了中国文化的“命”。作为中共最高党魁的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始作俑者，无法推卸责任。

毛和中共对文化道德的主要破坏体现在：

第一、对宗教的迫害和宗教场所的破坏。具体可参与《共产党“五大导师”毛泽东（一）》。

第二、对文物的破坏。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文革“破四旧”中，众多知识分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如民主党派高官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

“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见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第三、在精神层面上的破坏。在中国的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巩固人类道德水准，对那些想回归天国世界的修炼者起到了重大作用。众所周知，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而中共通过打倒知识分子，毁坏书籍和庙宇，向人们灌输读书无用论的思想，让人们放弃了对儒、释、道三家的信仰和遵从。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这直接导致了文革后中国人道德的迅速下滑。

此外，毛和中共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破坏主要体现在对农村传统结构的破坏上。中共建政初期，通过煽动农民进行的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农村中对社会的稳定和对百姓的教化起着重要作用的的士绅阶层，取而代之成为农村领导人的大多是那些无赖农民。当今农村黑社会化就是文革的恶果。

输出革命参与杀伐他国百姓

毛和中共不仅对中国人大开杀戒，而且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和他国民众。根据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程映红教授2006年撰写的《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一文，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年中共对外输出革命的情况。

据该文介绍，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中共做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后，用输出毛主义来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就成为中共对外工作以及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据悉，除了在外事活动中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外，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在所在国散发毛著作、语录、像章、“文革”档、图片，并在使领馆、宿舍区及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画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连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都印制上了毛语录和毛画像。根据新华社的统计，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11月，共有25种外文版毛选计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中共在很多邻国设立的华侨组织、友协和华侨学校，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主义和“文革”资料，甚至建立海外“红卫兵”组织。中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为“革命者”。

作为毛主义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经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人民战争”是“文革”期间输出革命的主要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共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支持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及左派激进势力推翻本国政权，并提供资金等。

比如支持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尼、泰国、缅甸、新加坡、菲律宾等发动武装革命，支持南亚国家发动暴力革命。其培养的一大暴君是柬埔寨赤棉的波尔布特。尽管赤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20多万华人。

此外，印共在60年代中期发生过亲苏派和亲华派的分裂，亲华派走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路线，以马祖达为首，称“印共（马列）”。其发动的“那夏里特运动”主要战略是残杀地主、借贷者、基层官吏和乡村教师在内的乡村精英。在这种杀戮中，马祖达鼓励其成员不用枪支，而是用其它较原始的武器甚至双手去杀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双手和头颅，分解肢体。

“那夏里特运动”很快波及到城市。1970年春天，印度著名的大城市加尔各答的一些大学中，激进学生模仿中国的红卫兵，掀起了学生造反运动。

据印度内政部的统计，印度全国发生的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因暴力事件而导致的死亡都是由印共（毛）引起的。至2009年7月印共（毛）已制造了6,000多起暴力事件，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

类似的屠杀也发生在拉美、非洲。根据中国官方出版的外交史，1967年前后一年多时间里，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个国家中，有近30个由于中共向外输出“文革”以及红色革命而和中共发生了外交纠纷。

中共在戕害中国人民、损害中国的利益的同时，究竟造成了多少他国人员以及海外人员的死亡，目前并没有准确数字，但从上述有限的数字披露中，可知至少在千万以上。

对毛顶礼膜拜的形成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歌曲《东方红》并不陌生，因为它与带给中国人无数灾难的“毛太阳”联系在一起。不过，该曲调却是取材于陕北情歌，1943年由小学教师李锦祺重新填词。

1942年的整风运动最重要结果是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确立了毛的权威，并开始了对其的神化和个人崇拜，典型标志是喊毛万岁，将各种封号贴在毛头上，如“伟大的革命舵手”，唱《东方红》等也变成一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必须遵守和履行的仪式，最后甚至达到了宗教狂热的程度。

中共建政后，环绕在毛身上的光环使中共的追随者和被欺骗的民众视毛为人民的“大救星”，但是由于苏联于1956年谴责了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中共对毛的个人崇拜也暂时放慢了步子，并官方正式表态对此进行了批判。可是，毛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在1958年的讲话中说，要区分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如果一个人掌握了真理，就应该崇拜他。

毛的这种心理为林彪所深知。60年代初，刚刚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的林彪率先在军队开展了神化毛的运动，并推广到全国。1964年5月，军队首先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在这本很快便以“小红书”著称并被人们顶礼膜拜的书的前言中，林彪宣称“毛泽东同志天才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并告诫人们要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随之，全军掀起了学习毛著作的热潮。在其后的3年时间里，军队出版了数十亿册的《毛主席语录》和大约1.5亿册的《毛泽东选集》。

1964年，中共还推出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到了1965年，毛和毛思想已经完全被神化,并且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顶峰。街道上、房间中，到处挂着毛的塑像和照片，毛的“红宝书”遍地都是。而毛本人是非常赞同这种个人崇拜的。他在1965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提到，个人崇拜是一笔政治财产。而且他认为赫鲁雪夫的下台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

对毛崇拜的结果就是文革的疯狂和几百万人的惨死，而今天仍有人不遗余力的崇毛，原因就在于中共一直不敢公开毛所做的诸多恶事吧。中共至今仍将其头像挂在天安门城楼和死尸摆在天安门广场，不正说明中共是最大的迷信者吗？

周晓辉：共产党“五大导师”之毛泽东（四）

通过一个个运动不间断的杀人和迫害中国人，输出革命参与屠杀他国百姓，镇压宗教，毁坏中国灿烂悠久的文化，大搞崇拜……这样的毛泽东已经是十恶不赦了，然而，其所做的坏事还远不止这些。

出卖中国领土和权益

“卖国卖民”是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禀性，“卖国求权”也是其党一贯的方针路线。从中共作为苏俄亚洲支部成立之初，到抗战期间勾结日寇对付国军，到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东北资源换取苏共支持内战夺取政权，中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政党。1949年建政之后，从毛到江更是连续出卖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建政初期，毛泽东和中共担心美国协助退守台湾的国民政府反攻大陆，遂赶赴苏联，与其签订了《中苏同盟条约》以及两个秘密协定。

在秘密协定中，正式承认蒙古独立，让苏联保持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战时允许苏军在华据守，中国海空军基地交给苏俄，东北各港口交苏军使用；中苏以货易货，中国土产，特别是粮食，应尽量输俄；苏联在中国享有特别贸易权、铁路管理权；控制矿权；在中国一些地区，苏联人有自由居住权；应征一千万劳工给苏联，压缩一亿“多余的人口”等等。

秘密协定明显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利益。1989年，邓小平对来访的时任苏联总书记戈巴契夫说：“从鸦片战争起，列强侵略、欺负、奴役中国，对中国造成损害最大的是日本，最后实际上从中国得利最多的是沙俄，包括苏联一定时期、一定问题在内。”邓小平所言大概就包括这个条约和秘密协定。

不仅如此，毛还随意将中国的国土送给周边越南、缅甸、朝鲜、印度等国家。如在越南内战中，为了给越南内的防空增加预警时间，毛1957年同意把居住着2,000名中国人、属于海南岛的白龙尾岛“交给越南北方使用”。时至今日，越南都没有归还白龙尾岛。

再如，给缅甸划走中国18万平方公里的江心坡、南坎。江心坡，相当于安徽省的面积；1962年将长白山部分和天池的一半划给了朝鲜；中印之战后划定的边界，印度多占中国1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紧追毛的最大的卖国贼的江泽民，则正式承认了俄罗斯侵占中国的数百万平方公里国土。中国领土的一再缩减，毛和江是最大的罪人。

感谢日本侵华

当前日本右翼对其侵华战争的态度让很多中国人愤怒，而中国人不知道的是，日本人这样的态度与毛的“宽宏”态度不无关联。据中共官方记载，毛至少6次表示感谢日本侵华，其中有几次如下：

1956年，毛与访华的前日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日本皇军）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呀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的团结起来，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见1999年大陆出版的《大外交家周恩来》）毛之语明显是谬论，中国人再不团结，日本就可以侵略吗？

1960年6月21日，毛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与左派文学家野间宏等人时说过：“ 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见《毛泽东外交文选》）

1961年1月24日，毛与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会谈时、1964年7月10日会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丶黑田寿男丶细迫兼光等时，以及1970年12月，毛与美国记者斯诺会见时都表达了感谢日本侵华之意。

此外，根据海外英文网站的表述，在1972年9月27日晚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见时，毛亦再次感谢日本侵华。

一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率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保家卫国的可歌可泣的战争，在毛的眼里，却成了另外的样子，侵略的日军成了中共的大恩人，也因此，中共政府放弃了战争赔款的要求，这样的毛和中共是何等的不堪？！而日本至今不向中国人民道歉，不愿意赔偿中国人，与毛和中共的态度有一定关联。

朝鲜战争50万中国人异国埋骨

迄今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是，中共一直宣传的“抗美援朝”实则是一场帮助侵略者朝鲜的战争，中共是侵略者的帮凶。

2015年大陆澎湃新闻网刊登了苏联解密档“斯大林毛泽东如何商定中国出兵援朝”，档显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起初朝鲜军队进展顺利，到8月中旬就将韩国军队驱至釜山，并占领了韩国90%的土地。随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在美国空军的不断轰炸下，朝鲜军队开始招架不住，焦虑不安的金日成于是考虑请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在中、苏、朝三方的反复沟通下，毛下令中共军队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

而对于中共帮助朝鲜之举，国际社会的反应是：1951年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四十四票赞成、七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当年5月18日，联合国还通过了提案，要求成员国对中国实行禁运。

这场战争使至少50万中国人葬身异国他乡，侥幸活下来回到中国大陆的不少人，在以后的运动中则不断被折腾而晚景凄凉，而在中共帮助下的朝鲜金氏政权，今日仍在奴役著几千万朝鲜人民。毛的罪孽怎样说得清？

毛时代老百姓的穷苦生活

毛时代不顾基本民生，重点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物资极度匮乏，这也是为何当时的粮、油、布、线一切都要票证。1958年的赶超英美的大跃进更是造成了饿死3,000万到4,000万的惨祸。

在农村，毛和中共还强行推行人民公社，将农民手中的一切个人财产与生产资料划归公有，并且在产品分配上采取了绝对平均主义来分配，造成“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严重抑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生产率极其低下。

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广大农民一年到头只有到年底才能拿到几块钱。更多的农民是透支，倒欠生产队钱。对工人的剥削比资本家更厉害千百倍。

文革更是将国家经济拖入灾难。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位相当于建政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政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文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 -4.1%，1976年增长-1.6%(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

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而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的城市居民，从1957年到1976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和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却只能敬而远之。

此外，中国的中老年人都记得，那时人们的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几代同室并不少见。

再看农民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是普遍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 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这就是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毛和中共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所谓“幸福生活”——一场切切实实的灾难。

更让人费解的是，中共在自己国民困顿重重之时，却大把撒钱“援助”外国。1961年大饥荒期间，仅仅因为阿尔巴尼亚支持毛反赫鲁晓夫，在中国人成千上万被饿死的当口，就给仅有160万人口的阿国200亿元粮食和物资，此外，还给了越南200亿元“援助”。这就是口口声声“为人民谋幸福”的毛和中共的真实面目。

糜烂私生活

与马恩斯列“四大导师”一样，毛的私生活同样放荡、糜烂。毛走出韶山冲后的第一位恋人是陶斯咏小姐，后与其老师的女儿杨开慧结婚，生有三子。

毛逃到井冈山后，本可以在安顿下来后就将妻儿接来团聚的毛，却始终未与杨开慧见面，反而与更年轻的女子贺子珍同居起来，并在未离婚的情况下，在1928年与其结婚，还生下了第一个女儿。而当时，杨开慧带着3个孩子住在离长沙东乡60里的板仓，生活十分穷困，生命危在旦夕，毛两次打长沙都经过此处，也没有进去看看他们，甚至都没有去营救因其被处死的杨开慧。

据网上流传的作者为淳于雁写的文章披露，1982年湖南省政府指令有关部门，维修杨开慧的祖传老宅作为文物保护时，在修补的砖墙缝里，意外发现了用蜡纸包好封存的杨开慧写给毛的7封情书手稿。1990年当局再次修缮杨宅时，又从她的卧室外檐头下，发现藏着同样以蜡纸密封的她在被捕前所写的最后一份手稿。

这些文稿字里行间充满了杨对毛从痴情热恋转化为极度怨恨的“血和泪”，如她在最后的一封信里，指责毛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并写道：“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他丢弃我了，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这证实了先前的极端自私的毛冷酷无情背弃妻子杨开慧的传闻。

让杨开慧如此愤怒的一个原因是毛与贺子珍的再婚。此事被上井冈山探望毛的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亲眼所见，并在随后告知了妹妹。而毛的前秘书李锐还曾透露，杨开慧愤怒的另一个原因是她发现毛强奸了她的堂妹。

中共建政后，毛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我失骄杨君失柳”，中共解读这是毛对杨开慧的思念之情，但从毛极端自私的个性看，这不过又是在作秀。

毛对杨开慧无情，对贺子珍也是如此。1934年在逃跑过程中，毛只顾自己生理发泄，对贺子珍逃跑途中的难处、痛苦根本不管不顾，一年期间竟然使贺子珍三次怀孕，弄的瘦弱多病，人老株黄。

到达陕北后，毛又弃贺子珍不顾，与北京来的女学生、身边的英语翻译吴广慧勾搭成奸，奸情被贺子珍撞破，毛却不找自己的错误，反而让贺子珍去了苏联。贺子珍在莫斯科生下的儿子因病死亡后，她要求回延安，却遭到毛的拒绝，毛将三岁的女儿娇娇送到贺的身边。毛的冷漠导致贺子珍在莫斯科的待遇下降到了零点，后来娇娇在保育院因患重病被医生扔进了太平间，贺子珍为此与保育院院长大闹，保育院院长竟将贺子珍视为疯子关进了精神病院，并且一关就是6年。

而此时，在延安的毛又与电影明星蓝萍，即江青同居。毛依旧并不满足，借邀延安评剧院的四大美女之一的冯风鸣谈工作之机，将其强奸。感觉受到欺骗的冯风鸣愤而离开延安，不知所终。后来，据说冯风鸣在延安的日记在香港等地风靡一时。

1949年12月，毛还在赴莫斯科的火车上将其俄语翻译、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强奸，孙维世也因此在文革被江青害死。此外，当时的影视明星如上官云珠等也被传与毛有暧昧关系。

除了上述这些，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撰写的《毛泽东的私生活》以及其他人的回忆录，披露了更多毛糜烂的私生活，在此不一一赘述。据说，被毛泽东蹂躏的女兵、文工团员、电影明星、杂剧明星、服务员等高达几千人。很多人在被毛糟蹋后，送往海南岛五指山、大小兴安岭等与世隔绝之地，以防泄露中共的最高机密。

从毛以及共产党的其他导师看，当今中共高官们的淫乱的根源也就不难找了。

中共没有彻底否定毛的原因

毛究竟是人民的“大救星”还是“大灾星”至此一目了然。

文革结束后，1981年6月，中共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并对毛作出了官方评价，即肯定毛在中共暴力革命斗争中和在建政7年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严厉批评了毛在其统治后20年（1956－1976）中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包括“反右”、大跃进、文革，称毛对文革“负有主要责任”。

对毛如此评价，是由邓小平定下的基调。作为文革和毛后期的受害者的邓小平和其他拥有类似经历的中共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毛的问题上似乎面临着一个困境。一方面，只有削弱或否定毛的形象、放弃并修改其政策，即证明其错误才能确立中共新政权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否定人们心目中曾经的神圣形象是极为危险的。因为毛一贯的伪装和中共宣传机器虚假的宣传，使一大批中国人，特别是参加过中共暴力革命的老干部和文革中的积极分子，对毛仍旧怀有尊崇的心理。否定毛，很可能导致民众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对产生这个国家的革命的道义合法性产生怀疑。其结果是中共政权处于危机中。

也正是出于维护中共统治的需要，邓小平定调称“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要把毛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作为我们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因此，要对毛的功绩作出“适当的评价”。

1981年的决议暂时解决了对毛和文革的评价问题。几年后，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残存现象至少在公开场合逐渐消失了。不过，毛曾经的“神圣”形象虽然自此有些黯淡，但依旧挂在中共的所谓“圣殿”上。中共只有继续不断重复著谎言，继续欺骗着民众，才能确立其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毛的真面孔依旧被中共刻意掩盖。到了90年代之后，处于政治需要，经过相当修饰的毛的形象，又被人们以不同方式利用，有时还大加颂扬。无疑，不彻底剥掉毛的画皮，就不能使中国广大民众真正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

结语

文革时被杀的四川大学生物系四年级女生冯元春，在“反右”鸣放时题目就是“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集团”，其所言皆为历史所证实。如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画皮正在被揭开，他们藉由共产主义思想毁灭人类的诸多罪恶也正在逐一被曝光。而了解了这些罪恶的中国人，唯一的选择就是彻底抛弃共产党，建设一个全新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