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案写作的老舍。（网路图片）
【大纪元2017年01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叶蓁报导）盛夏的清早，他拿着一本“毛泽东诗词”，出门前拉着四岁孙女的小手说，跟爷爷说“再见”，这成为老舍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1966年8月24日，这位曾紧跟中共的“人民艺术家”，选择在一潭湖水中悄然结束生命。
就在自杀的前一天，老舍刚刚遭受红卫兵3个多小时的毒打和辱骂。与他同病相怜的，还有北京市文联和文化局的28位作家或艺术家，这便是文革历史上血腥的“八二三事件”。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以笔名“老舍”最为人熟知，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文学家及教育家。他生长于贫苦的旗人家庭，入私塾读书成材，长大后受洗礼成为基督徒。1926年，老舍赴英讲学，以发表《老张的哲学》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抗日战争前后，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问世，因其浓郁的“京味”成为文学经典。
抗战期间，老舍还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之一，辗转武汉、重庆等地，以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抗敌协会”其实是中共想尽办法控制的文学社团，老舍更成为周恩来有意拉拢的对象。
年轻时的老舍。（网络图片）
投向中共后鲜有佳作
文革前，老舍的文名已远播海外。1946年，老舍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中共自篡夺大陆政权后，大力笼络公众人士、国内外精英，藉他们装点门面、稳定政局。《写家春秋——老舍》记载，老舍曾接到“周总理”的亲笔书信，反复读了数遍，更因读到“回来共商建国大计”而落泪。就这样，老舍怀着无限的幻想，于1949年底回到大陆，以狂热的态度投入中共领导的创作活动。
老舍在大陆立即受到中共当局的重视，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受宠若惊的他在名利的诱惑下，逐渐沦为中共的御用文人。自1950年起，他接受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令，创作一系列歌颂所谓“新时代、新人物、新政策”的作品。
作家端木蕻良评价老舍：“写了很多配合任务的东西。”的确，他不仅放弃最擅长的小说，遍涉话剧、快板、鼓词、相声等通俗文体，而且把拥护中共的思想融入作品之中。比如他的话剧《女店员》写道，陶月明不知选择靠近哪个经理，余志芳表态：“你要站，能不站在党这边吗？”话剧《全家福》的剧中人更是高喊：“党和毛主席是我们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一部歌颂“社会主义”的话剧《龙须沟》，让老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大陆作家。然而在中共严密的意识形态监控下，老舍一度感到“好不伤心”。
1952年，他创作话剧《春华秋实》时，不得不接受“集体创作”，以至于耗时十月，先后增删12遍，每次都是改头换面重新改写。老舍后来透露：“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后，那些原作好处即连根拔掉；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1955年，他的旧作《骆驼祥子》再版时，也为了符合新社会的要求，在结尾删除了近万字的内容。
因此，老舍在中共掌权后虽然是高产作家，然而配合当局的“应制之作”中却鲜有佳作传世。他的经典作品都是在1949年前创作的小说，确立了自然朴实、幽默生动的艺术风格，并通过大量使用方言口语展示其非凡的语言天赋。这位受过传统教育且信奉神明的作家，在中共的蒙骗与利诱之下，逐渐扼杀了艺术生命，一步步地走进毁灭的深渊。
老舍代表作《骆驼祥子》插画。（网络图片）
热衷参与文革 最终厄运降临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力拥护中共的老舍却一直被“党组织”排斥在外。据老舍的妻子胡絜青回忆，在五六十年代，老舍提交入党申请报告，得到的却是周恩来登门婉拒。理由是“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有些事“让您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老舍完全听信了这套说辞，表示“听党的，听总理的”。
胡絜青还说，文革开始后，老舍认为自己有必要了解文革，来指导自己的写作。因而，在文革初期，他并非批斗对象，却抱着积极的学习态度参与这场政治运动。据《老舍年谱简编》载，1966年7、8月间，67岁的老舍因患支气管扩张而送医。出院后，医生叮嘱他多注意休息，老舍执意要去上班，到北京市文联参加文革运动的“学习”。
8月23日，老舍穿戴整齐，准备前往文联。出门前，妻子胡絜青本不愿他去单位，他却强调：“‘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其实，面对这场席卷全国的文革运动，老舍并不像表现出来的那么推崇，他的态度也是很矛盾的。就在前两天，他曾对儿女们谈起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并认为文革“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他说：“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
早在1951年10月，老舍发表文章《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表达自己对新社会的热爱，毫不掩饰对政治运动的拥护：“要搞通思想，非参加政治活动不可。”这或许就是他热衷文革运动的初衷。
他还在文中描述了一场中共批斗“恶霸”大会，宣扬儿子揭发父亲的变异伦理观，更说自己变了一个人，和几百张嘴一齐喊“该打！该打！”始料未及的是，一场血腥的批斗厄运如现世报一般降临到老舍自己的身上。
老舍夫妇与女儿。（网路图片）
“八二三事件”始末
女作家杨沫的《自白——我的日记》留下了北京市文联“八二三事件”的叙述。镇压作家萧军是当天事件的导火索。文化局的人在上午批斗萧军，因其态度强硬，就有人打电话请来女八中的红卫兵女学生，帮助镇压萧军。老舍也在上午来到文联，中午要回家时，因汽车司机罢工，便留在办公室。
约下午3点，午后烈日炎炎，一群红卫兵冲进文联。这群中学生个个“头上扎著两条小刷子，腰里系着宽皮带，气势汹汹”。文联、文化局的干部、艺术家们被召集到大院里（两单位在一个大院里），有人高喊：“xx站出来！”那人就急忙从人群中走到大院当中，被迫带上一副用铁丝系着的大木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的名字，加上“走资派”“叛徒”“牛鬼蛇神”等称谓。
加上萧军，共有29位文化名人被唱名揪出，其中就有老舍。《萧军纪念集》中记录了大部分人的名字：老作家骆宾基、端木蕻良，文化局长赵鼎新，京剧演员荀慧生等。大约4点，两辆大卡车把29人运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的院里，那里已经集中摆放了北京各剧团的大量戏装。
红卫兵架起大火堆，烈焰熊熊，一边烧毁“四旧”，一边高喊口号：“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分子xxx！”“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这29人以头顶地，围着火堆跪成一圈，身后是数百名红卫兵。有的拿着木刀、长枪、金瓜锤等道具，有的解下铜头皮带，劈头盖脸地毒打他们约3小时。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中描述：“铜头皮带打下去，一下一块血渍，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里。这29人后有红卫兵，前有大火堆，无处躲闪。”
文革期间，红卫兵大肆烧毁戏服、书籍。（网络图片）
老舍等人回到文联约晚上7点，还要继续接受批斗。杨沫回忆老舍被打伤后的样子：头上盖着一条白手帕，上面有斑斑血渍。天黑后，院里亮起了灯，老舍就在灯下挨批斗。几个女学生紧紧围着他询问，不时用皮带抽打。
文联革委会副主任浩然描述，一位作家忽然跳出来“揭发”老舍，说他在美国时出卖《骆驼祥子》版权，要美金不要人民币。其实老舍于1946年赴美时，人民币并未在大陆流通，更无不要人民币一说。但是丧失理性的红卫兵一听就嚷：让他把牌子举起来！一人从老舍头上摘牌子，大概是被弄疼了，老舍摘下牌子向身边另一个红卫兵打去，遭到这群人变本加厉的毒打。
浩然表示，他从一开始就想保护老舍，红卫兵刚到时还专门给文化部主管打电话：“老舍是保护对象，我们该怎么办。”对方的态度模糊而不耐烦，最后给的说法是“接受群众冲击”。这时浩然见更多的人叫喊著准备围住老舍，他情急之下说：“他打了红卫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来。”西长安街派出所派车接走了老舍。浩然说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老舍。
为什么那些红卫兵有权力大张旗鼓冲进文化机关，对数十位文化名人动手施暴？早在1966年4月，中共发布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文艺界各单位是“反党但社会主义的黑线”，在其中任职的作家、干部理所当然成为被批判的“黑线人物”。
而红卫兵残酷的暴力攻击，与毛泽东的支持有直接关系。同年8月，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运动，各学校普遍成立红卫兵，学生打老师的事件迅速蔓延全国。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并对献袖章的宋彬彬说：“要武嘛。”此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闯入机关或居民住宅，毁坏书籍、文物并肆意殴打“黑线人物”，都得到当局的支持。
文革批斗现场。（网络图片）
老舍沉湖之谜
老舍被送到派出所后，直到半夜才获准回家，并被要求第二天来单位接受批斗。接他的是胡絜青。她是在派出所的小套间里，见到老舍坐在一个空桌子前，拄著脑袋，头上蒙着浸满血渍的白纱布。
回到家，胡絜青把卧房的剪子、小裁纸刀之类的都拿走，怕他寻短见。舒乙回忆，凌晨入睡前，母亲为父亲清理伤口，当父亲脱掉衬衫后，母亲看到他被打的惨状，想哭又不敢哭。“她取来热水，用棉花沾著热水一点一点地把它浸湿泡软，那背心的面纱竟深深地陷在肉里。”受尽侮辱之后，老舍却告诉妻子：“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是最了解我的！”
24日一早，老舍换好衣服，跟孙女道别后出门，就再也没回家。因为老舍失踪，红卫兵还拎着铜头皮带到家中寻人。25日下午，胡絜青接到陌生人电话，要求她快到太平湖来。
她赶到湖边时，只见到打捞上来的老舍遗体：盖着席子，只露出两只脚，黑鞋白袜都是干净的。有目击者告诉她，白天看到老舍坐在湖边的椅子上不动，拿着毛泽东诗词念了一天。晚上他就投湖自尽，估计是两只腿站在岸上，头浸下去死的。
1958年盛夏，老舍在一处荷塘小憩。（网络图片）
天黑了，北京市文联才派来一辆卡车带走老舍的遗体，送往八宝山。有人告诉胡絜青，老舍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不能保留骨灰。清晨回家后，胡絜青发现屋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
同样是25日下午，舒乙在北京市文联拿一张盖有公章的证明书：“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到火葬场操办父亲后事。舒乙说，当时是两个年轻妇女办的手续。其中有个梳小辫儿的说：上面有规定，这样的情况不能留骨灰。
《文革受难者》载，虽然无法查证“规定”的来源，但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或打后自杀的人们，无一留下骨灰。由于大规模的暴力与杀戮，北京非正常死亡人数逐日增加，运往的火葬场遗体既没有标明姓名，也不作血迹清洗，导致焚烧遗体与保管骨灰的困难。同时，中共当局的逻辑是，“他们的生命都可以被用残酷的方式剥夺，对他们的遗体当然也要穷追猛打。”
12年后，老舍得到平反。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曾耗时17个月调查“八二三事件”，最终的审查结论认为它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而是“极左”行动偶然发生在一天的巧合，而且找不到总负责人。但是受害者之一的萧军女儿萧耘分析父亲留下的资料，坚持认为“‘八二三’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
当年遭受迫害的作家、老舍的亲友也纷纷公开纪念或研究老舍受难的历史，对老舍的逝去寄以哀恸，并对文革进行反思。然而，谁幕后操纵红卫兵，谁是迫害老舍的幕后真凶，老舍自尽前在思考什么，谁发现了老舍遗体……这些问题大家莫衷一是，永远成为历史的谜。
老舍的自杀，不仅是他个人的厄运，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劫难。正如季羡林在回忆老舍的采访表示，文革是一场“最野蛮、最蛮横、最没有人性”的悲剧。十年浩劫虽已成为历史，但从未远去，太多有关那段往事的真相仍被中共掩盖、封杀，我们需要通过仅存的史料一窥中共的本质。挖掘历史，走近真相，或许能够发现，灭绝人性的惨案仍然发生在今天。#
参考资料：
1. 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傅光明，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
2. 文革受难者，王友琴，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
3. 老舍年谱简编，舒济，《新文史资料》，1986年第2期。
4. 浩然口述老舍之死，郑实、浩然，《读书文摘》，2009年第7期。
5. 写家春秋——老舍，郎云、苏雷，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