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合影（网路图片）
【大纪元2017年02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叶蓁报导）提到林徽因，人们最先想到的，或许是才貌双全的民国奇女子，荡气回肠的情感经历，“人间四月天”般的清新诗文。而说起梁思成，人们或许会说，他是晚清名士梁启超的儿子，才女林徽因的丈夫，学贯中西的建筑学家。
或许是他们的“罗曼史”过于传奇动人，也或许是他们在生命的晚年频频与掌权的中共政府“为敌”，至今围绕梁思成、林徽因之间的，总不离爱恨纠葛、文艺创作等风花雪月的话题。
实际上，他们二人生命真正的闪光点，是为中国传统建筑事业鞠躬尽瘁的奉献，以及不惧强权、用生命捍卫大陆传统建筑的胆识。而这些悲壮的往事，在大陆很少被人提及。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合影（网路图片）
民国中的一段金玉良缘
在那个文化一脉相承、大师层出不穷的年代，梁思成与林徽因皆系名门之后，生命从一开始便注定了不寻常。1901年，梁思成生于日本东京，正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的第三年。年幼时，他在父亲的督促下，攻读《左传》《史记》等典籍，积淀了深厚的国学底蕴。1912年辛亥革命后，梁家前往北京，梁思成便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成为学业优秀并擅长美术与音乐的青年才俊。
而林徽因则于1904年生于江南杭州的仕宦人家，父辈都是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父亲林长民是民国政治家，曾撰文引爆“五四运动”；叔父林觉民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徽因幼时受教于姑母，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少女时代，她随全家辗转迁往北京，入读培华女子中学；期间还随父赴伦敦游历，对建筑业萌生兴趣。
1922年，18岁的林徽因与21岁的梁思成相识，双方父母有意促成一段珠联璧合的良缘，二人也因为对建筑的共同爱好迅速成为至交。两年后，梁、林双双越洋，赴美留学，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因宾大的建筑系只招收男生，林徽因只好改学美术，选修建筑的主要课程，与修习建筑系的未婚夫梁思成，在大学校园度过一段单纯而勤奋的时光。
在宾大，梁思成得到西方古典建筑学的真传，打下坚实的基本功。同时他也意识到，中国古代建筑蕴含着更为深厚的历史与艺术价值，亟待他们去挖掘。1927年，这对年轻的未婚夫妇学有所成，林徽因取得宾大美术学院的学士学位，梁思成更是获得建筑系的学士与硕士学位。1928年，两人终成眷属，周游欧洲各地，展开一场建筑文化之旅。
同年9月，夫妻俩返国，入东北大学执教，梁思成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任建筑系主任；林徽因在系里教授《雕饰史》与专业英语。据说他们在授课之余，还负责东北大学主楼、吉林西站等重要建筑的设计，这些融合中西特色的建筑堪称杰作。
遗憾的是，“九一八”事件的爆发令东大建筑系仅存一届便“夭折”。但在二人与其他教师的努力下，依然培养出一批建筑学者。1931年，两人迁回北京，在城东总布胡同3号安家，很快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重要成员，共同为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付出巨大心血。
梁思成绘制的佛光寺大殿图稿（网路图片）
夫唱妇随 与中华古建筑结缘
1932年，梁思成在学社接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主持故宫文渊阁的修复，之后他和林徽因致力于传统建筑文献《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和《营造法式》研究。由于宋代《营造法式》“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梁思成便从清代建筑开始，以故宫为教材，拜老木匠为师，着手另一部典籍的研究。1932年，他完成《清式营造则例》的手稿，为中国留下第一部阐释古代建筑构造做法的学术专著。
那时候，清朝以前的建筑学文献犹如凤毛麟角，《营造法式》几乎是唯一可考的材料，梁思成为追溯中国建筑史的脉络，决定和妻子及学社同人走访全国各地，寻找年代更为久远的古建筑。1933年4月，梁思成赴天津蓟县考察独乐寺，开启中国建筑史上科学考察之旅。从此，他和林徽因等人耗时十余载，踏遍中国15省、200多个县，测绘、拍摄2000多件从唐宋至明清各代的古建筑，都是研究中国古建筑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37年7月7日，梁思成夫妇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佛光寺。他们还没来得及品尝考察发现的喜悦，就被“七七事变”打乱所有行程。抗战期间，梁、林被迫举家南迁，流落长沙、武汉、昆明等地，于1940年迁至四川李庄。
早在离开东北时，林徽因的身体就落下呼吸系统的病根，然而她从不顾惜自身，坚持随丈夫奔赴各地考察，并从事文学创作。战时颠沛流离的生活，令她肺病复发，成为当时的不治之症。为了与受难的中国在一起，她拒绝了赴美救治的机会，从此长期卧病在床。
在战争、贫苦、疾病的多重压力下，夫妻俩仍然甘冒生命危险，坚持古建筑研究。在完成川康地区的调查后，梁思成决定撰写《中国建筑史》。病榻上的林徽因帮他通读《二十四史》中的建筑资料，梁思成则伏案疾书。在简陋的村舍里，他们以惊人的毅力拼命工作著。后来，这部书于1944年完成，梁思成也实现了“《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的夙愿。
梁思成与林徽因合影（网路图片）
保住了奈良、京都，却保不住北京
1944年，在抗战胜利前夕，盟军计划轰炸日本。梁思成亲自去拜访美军指挥官，说：“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奈良和京都存有大量唐代风格的古建筑，一旦炸毁便无法补救，因而他请求军队避开两地，并在地图上标绘出相应区域。这样，日本古都终免一难，梁思成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所作的贡献也为后人传颂。
国难当头时，梁思成夫妇不离不弃，誓与祖国共存亡；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上，更表现出可贵的广博胸怀。1945年战争结束后，梁思成一家再次回到北京，梁思成担任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的主任，林徽因任教授，双双致力于教育工作。然而到了1948年，中共即将攻占北京，城中古建筑的存亡成为夫妻俩日夜悬心的大事。
对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古建筑是心中瑰宝。在各地考察时，他们每发现一处古建筑，便给当地政府写书面报告，陈述其价值与保护措施。轰炸日本前夕，梁思成能够不计国仇，竭力保下古都。他们更认为，北京城是一项人类杰作，大到宫苑城墙，小到牌楼牌坊，无不凝结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精华。因而，他们愿用毕生心血去守候。
1948年冬，梁思成家中来了两位不速之客，是两个中共军人，称代表中共来请教，攻城时应注意保护哪些文物建筑。梁思成立刻在地图上标注出重要建筑和禁止炮击区。梁思成夫妇以为中共和他们一样重视古建筑，感觉距离一下子“拉近”。这也让他们一度产生错觉，帮助中共，便是为国效力。
中共建政后，曾向梁思成请教建筑与城市规划问题，还让夫妇俩编写《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并利用他们的才华参与“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为自己的“面子工程”效力。一时间，梁思成夫妇成为新政权的“红人”。当时的林徽因已患肺结核，身体状况堪忧，却在为中共卖命的同时，努力挽救频临停产的景泰蓝工艺。
作为一名建筑学专家，梁思成非常关注北京的规划和未来发展方向。1950年，他与陈占祥发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倡导保护北京原有风貌，把这座世界仅存的完成古城作为“活着的博物馆”留给后人。这便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反映梁思成对北京城规划的整体构想。他还指出，欧美城市由于无计划地发展，滋生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正是发展北京的前车之鉴。
实际上，中共在建政后，就决定拆毁北京古城，改建成一座工业城市。毛泽东的“理想”就是“从天安门上往下去的时候，要看到下面一片都是烟囱”。梁思成夫妇为此多方奔走，向中共领导阐述保留古建筑，特别是北京城墙、城楼的重要意义。梁思成说：“我们将来认识越提高，就越知道古代文物的宝贵。”还预言：“五十年后，有人会后悔的。”
林徽因更是直闯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与其发生激烈的争论。彭真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好抬出毛泽东：“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当时毛泽东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征。”林徽因只好退让一步，请求中共把城墙改为环城公园，供市民休闲娱乐，以“淡化”封建意义。
微弱的发声无法扭转中共“一边倒”的政策，梁思成夫妻保护古都的拳拳之心，更被中共斥为阻碍改建北京的最大障碍。1953年起，北京城墙陆续倒塌，听着推土机和铲车的轰隆声，夫妻俩肝肠寸断，却也无可奈何。梁思成只能在每座城墙倒塌前，去看最后一眼；林徽因万念俱灰，病情急剧恶化，于1955年4月病逝。
梁思成生活照（网路图片）
大师变“反动派”，于贫病中辞世
过早的陨落，对林徽因来说，或许是一种解脱，让她避开了学者的厄运——文革浩劫。在中共残忍打压知识分子时，他们当年为保护北京城的言论，给梁思成带来了深重灾难。失去挚爱与梦想的他，不仅身体迅速垮掉，其命运更在中共的迫害下飘摇如一叶浮萍。
文革之前，中共在全国范围展开“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文革刚开始，梁思成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清华大学的建筑系里贴满了他的大字报。1966年7月底，清华大学的“革命群众”自主选出“文革领导小组”，每天忙着写大字报、批斗，很快，他们的魔掌伸向梁思成。
一天，梁思成被推出营建系馆，胸腔挂了一块黑底白字的巨大牌子，上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名字上还打着刺目的大叉。这一幕恰巧被他的第二任妻子林洙撞见，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梁思成弯著腰，踉跄著几乎跌倒，十分费力地行走。从此，他每次出门，都必须挂着那块牌子蹒跚而行。林洙看在眼里，脑海里只重复著一句话：“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8月，红卫兵展开“破四旧”运动，在梁家大肆查抄。他们先命令林洙打开所有箱柜，一阵乱翻后，没收了家中收藏的所有文物和存款，还拿着30多把西餐刀具喝问梁思成：“收藏这么多刀子干什么？肯定是要暴动！”最后，他们搜出一把镌刻着“蒋中正赠”的短剑后扬长而去。那把属于林徽因弟弟毕业礼服上的佩剑，被当作“梁思成藏着蒋介石赠他的剑”的罪证传遍清华。
林洙说：“从此以后不管什么人，只要配上一个红袖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闯入我们家，随意抄走或毁坏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梁思成一生收藏珍品无数，如战国的铜镜、汉白玉坐佛等，至今都下落不明。
抄出短剑后，梁思成被隔离到学校的系馆，遭到红卫兵疯狂的鞭打。他被放出来后，工资停发、被迫搬家，最后被赶到一间没有水暖供应的小平房。1972年，梁思成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两位建筑学大师，一对相濡以沫的璧人，至此惨淡收场，给中华民族留下永远的怅恨和遗憾。
清华大学的建筑系教师陶德坚，曾记录了梁思成生前被批斗的惨状。梁思成久患肺气肿，无法起床，却被人用三轮车拉去批斗会。会上，陶德坚作为“陪斗”就在梁思成身边。梁思成不住地喘息，“每喘一下，他全身都要颤抖一阵”；听着他“嘶嘶的哮喘声”，自己的肺仿佛也要爆炸。然而，批斗者视若无睹，不断地揭发批判，“阵阵口号声盖过了梁先生哦气喘声”。批斗结束后，梁思成又被三轮车拉回去……
在中国大陆，短暂的民国初年，犹如浪漫与悲壮交织的复调乐章，总是带给今人无限追忆。那时中西交流、大师辈出，浓郁的文化氛围更是给中共执政前的华夏历史留下最后一道霞光。梁思成、林徽因伉俪，是时代的宠儿，也是时代的悲剧。他们为中华建筑文化付出的心血永远值得历史铭记，而他们凄惨的结局将在中共身上再添一笔深重的血债。
参考资料：
1.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2.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
3.曹长青，《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悼梁从诫》，二闲堂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