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剧作家杜高。他的人事档案被青年学者李辉在北京文物旧货市场发现。（开放杂志资料照片）

【大纪元2017年01月09日讯】1970年的一个冬日，在古都南京，四名知识分子被押赴刑场，罪行是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他们是：姚祖彝、王桐竹、陆鲁山、孙本乔。他们曾历经反右的风暴，却未能逃过更大的劫数。才华、热情、梦想，全部灰飞烟灭。生命的歌，是否已经被时光遗忘？

右派杜高，曾与这四名“罪犯”有过交集—劳教。杜高的回忆，提供了一份虽不完整、但却清晰、宝贵的人物拼图。后来，也有零星的相关评述见诸杂志报端。因此，他们的生命痕迹，并未消逝。残缺的梦，随历史的风，凄然飘飞。

打扫厕所的英语翻译

1962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把大饥饿后存活下来的几百名右派劳教分子集中到北京南郊团河农场。在那里，杜高和姚祖彝一起被编在病号组。姚祖彝负责打扫院内厕所。他外表整洁，沉默寡言，打扫完厕所就独自看书。

杜高说：“有一天上午，风和日丽，大队出工了，院子里很安静。我到院子里晒太阳，看见他把粪桶冲洗干净了，靠在墙边上休息，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很小的书看起来，我走过去问他看什么书，他把书递给我看，是英文袖珍本《傲慢与偏见》。我们愉快地谈起这本小说，我这才知道他是一九四八年燕京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们同在一个组约半年，交谈仅仅这一次。他因为遵守纪律改造表现好，不久便解除劳教，离开右派队，调到职工队去了。”

麦田里飘出俄语诗

王桐竹是杜高在教养队里的好朋友。他年轻、英俊，有才气，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他的父亲很早入党，后来被打成“托派”，开除出党。杜高和王桐竹彼此信任，他们谈形势，也谈文学。在劳教岁月的麦田里，这样一幅画面，永久定格：

“我们在麦田里锄草时，两人并排往前走，他抑扬顿挫地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致凯恩》：‘我回忆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如果我们不是囚徒，如果那里不是劳改农场，那情景可以说是相当浪漫的。”

黑暗中的友谊，凝结在一包烙饼里。“王桐竹一九六三年解除教养，留场就业。他离队的那天同我约定，下个星期天的晚上九点，他将一包食物从厕所旁边的铁丝网下面偷偷递进来，藏在草丛里。那天晚上我假装上厕所，在草丛中果然发现了一包烙饼，我躲在被窝里把它们吃掉了。这是相当冒险的行动，只有王桐竹才对我这样好，我真从心里感激他。”

红围巾和数学奇才

据杜高叙述，陆鲁山和孙本乔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分别毕业于北京农机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他们都是很可爱的青年人。即使在那样饥饿难忍的年月里，他们仍拼着命卖力地干活。在很冷的冬天，他们干活的时候都脱光了膀子，显示出他们青春生命的顽强。”

杜高回忆说，1961年冬天，在清河农场“584”分场劳动时，每到会见亲人的日子，陆鲁山的女友总会出现。一条红色的围巾，给那些沦为贱民的劳教养分子们，送去暖意。

“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红围巾在雪地里显得格外耀眼。这是陆鲁山的恋人，北京一个工厂的女工。陆鲁山戴上右派帽子后下放到工厂劳动，这位姑娘爱上了他，劳动教养后，陆鲁山多次提出同她断绝来往，姑娘坚决不同意，以身相许，等待他早日自由。每到探视日，她从北京一早坐车赶到茶淀农场，带着自己省下的粮食，辛辛苦苦走几十里路来看他。因为没有人来看我，我只能站在监舍门口远远望着那些从北京来的家属们的身影，也就没有机会看清这位姑娘的面容，但我想她一定是非常美丽的。”

美丽的姑娘，她和陆鲁山，是否曾经获得了短暂的幸福？即使答案是肯定的，那快乐的梦，也注定无奈的戛然而止，在一个更寒冷的冬天。

至于孙本乔，则是一个遵守纪律，积极劳动的好青年。“他宁愿忍受饥饿，从不偷吃地里的农作物，干活时也从不偷懒，从不说一句牢骚怪话，在队长面前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很聪明，在一起劳动的大学生们都很佩服他。大学生们干活时常讨论一些数学题，他总能很快地用心算找出答案。”

作家从维熙写过，曾与孙本乔一起在清河制呢厂实习的教师张永贤告诉他：“孙酷爱学习，在工厂实习时每月发16元工资，他花去6元多钱购买了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在实习之余苦读。”

“可怖的一瞬”

“最后的那可怖的一瞬，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1970年的冬日，杜高站在南京街头，“挤在看热闹的人群中，看着开赴刑场的卡车从我身旁驶过。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都被捆绑着，身后插著一块牌子，垂著头，在短短的几秒钟里，我一下认出了站在车前头的姚祖彝，我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但还没有看清楚，车便驶过去了。我站在街头，浑身颤栗，不敢想像他们被枪决的那个可怖的场面。连着几天，政府组织了几个知青到各区居民当中巡回控诉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我没有勇气去听。我不想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但我猜想，他们实在是对这片土地绝望了。”

“难以破译的梦”

在劳改队的国庆文艺演出会上，王桐竹曾经动情地朗诵过歌颂祖国母亲的长诗。这四位各具才华的青年，能够用中文、英语和俄文，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的赤诚。在政治的漩涡里，在饥饿难耐的日子，他们挣扎苦捱，期盼重获人的尊严。然而，青春的顽强，抵不过赤色的凶残。他们，无一幸免的凋零了。

作家从维熙在《金陵寻梦》中写道：“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在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都是有用之才。……他们的灵与肉，早已经成为宇宙之间的烟尘。但这却给我们走过风霜驿路的生者，心灵上留下一个难以破译的梦！”

2006年9月18日，李大立写下文章“千万不要忘记被暴政残杀的同胞–姚祖彝的故事”，讲述了他看到杜高所述有关姚祖彝之死内容后的感想。李大立写：“姚祖彝先生一介上海书生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虽不识，已感怀。想不到仅仅是因为想改变‘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的悲惨处境，追求一种自由幸福的生活，去香港和父母兄妹团聚，就被剥夺了人最宝贵的生命！这是什么样残暴的社会啊！”

李大立还严厉抨击了“母亲打错了儿子”的观点：“笔者上面提到的文章发表后，有人发表不同意见，说中共对姚刘等的暴行，彷如‘母亲打错了儿子，儿子不应该责怪母亲’，这是典型的为共产党开脱罪行的呓语。在西方文明世界，母亲打儿子是犯罪行为，害死数千万同胞的中共有什么资格当我们的母亲？我们什么时候承认过？什么时候投过他一票？还说姚祖彝不属于政治避难，就不应该偷越国境。难道希望永久摆脱社会的迫害和歧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都不可以？什么逻辑！”

在过去的67年里，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一波接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把亿万中国人打翻在地，打入地狱。许多人，侥幸逃过一劫，却淹没在下一轮狂澜。浩劫，残害生命、摧残心灵，毁灭文化。在接连不断的灾难里，受害者有政治领袖、各级官员、知识精英，也有工人、职员、学生等普通百姓。“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罢，都是鲜活的生命，有梦想、有感情，有追求。然而，在中共专制的“绞肉机”内，坚持真理、追求自由，就是与党和人民为敌，会被踏上一万只脚，甚至招来灭顶之灾。多少逝者的故事，为民族的历史做出悲哀的注脚，催人泪下，而又时时提醒幸存者：这一切，并不是梦。#

参考资料：

李辉：《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