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大法在长春二零二三年三月二日】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安邦乡窑地村法轮功学员孙殿山，因坚持“真善忍”信仰，遭到中共残酷迫害，二零零二年被绑架后遭非法判刑十三年，在狱中受尽酷刑折磨。出狱后他被迫离家漂泊。近日得知，孙殿山于去年在唐山含冤离世，终年74岁。
来自唐山的消息
大概在二零一三年，唐山一个简易理发店里，来了一位男顾客，他要求不能剪太短，不能影响修炼人的形像。店主问他信仰什么？他说：“我修炼法轮功。”店主非常高兴，说：“这太好了，我们是同修！”
“可找到同修了！”男顾客介绍自己是东北人，姓孙，因修大法遭受了十年零八个月冤狱迫害。在狱中，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迫害：搧耳光、揪头发、电棍电、烟头烫、全身前后留下了永久的伤疤。东北冬天零下30多度，非常冷，孙同修被扒光衣服往身上浇冷水、关在冰冷的厕所里，狱警喊着：“冻死他！冻死他！”很多人以为他被冻死了，当他们去看时，他不但没被冻死，一摸他身上还暖暖的，跟穿着羽绒服似的。
出狱时，他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样。十年零八个月里，家人都不知道他是死还是活。家人问：“你是人还是鬼？”“我是人，我回来了！”
回来后他才知道：儿子因他被绑架受到惊吓，患病而死，儿媳也走了，只剩下小孙女。妻子带着小孙女艰难度日，房子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为避免再度被迫害，他带着妻子和小孙女流落到唐山，做临时工艰难的维持生活。再苦、再累、再难，他都没放弃修炼，没忘自己的使命，每天抓紧时间学法，坚持讲真相救人，走到哪里就把大法的美好传递到哪里。
由于邪恶的干扰，孙同修经常搬家换住处，居无定所。在身心双重的重压下，他于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时年七十二岁。由于疫情小区封闭，我们没能见他最后一面。近期才打听到，他的名字叫孙殿山。希望看到本消息的东北同修，互相转告，并转达唐山同修的哀悼！
孙殿山自述修炼大法的美好及遭中共残酷迫害的事实
二零一五年八月，孙殿山向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院寄送控告中共恶首江泽民的控告状。以下是他自述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及遭中共残酷迫害的事实：
修炼大法身心受益
我是一个酷爱知识的人，特别喜欢阅读做人方面的古今伦理书籍，见贤思齐，时刻用古代圣贤的做人标准要求自己，但终觉得理性尚浅、不得要领。后来走入佛教四年。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二日，我在长春市般若寺敬香时，与一位法轮功修炼者相遇。他说自己以前也是信佛的，一九九二年改信法轮功了。他简单的介绍了法轮功的内容，我听后觉得太好了。在他的帮助下，我参加了长春市二道区化油器厂俱乐部举办的李洪志大师济南讲法录像学习班（共十天）。
在这期间，我都是在无名的泪水中度过的，洪大的宇宙法理，无法形容的巨大慈悲，细致入微的说教，丝丝入扣的理性升华，无不在改变着我全身每一个物质结构与精神全部，能够真切的感觉到压在我身上的无数大小石块，纷纷的卸了下来，轻松的使我从未感觉到那样的愉悦。师尊那洪大的慈悲把我从宇宙封隔着的数千冰峰下溶化，苦涩的泪水由里到外奔涌而出，把我满身的污垢和脏的思想一下子洗刷干净。做人的标准、做人的目地、如何返本归真已经清晰可见。
自修炼那天起，无论大事小事，我总能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把他人的利益放到前头。比如在街上买菜从不挑拣，找零钱从不抹零去梢，心中真的体会到农民种菜的不容易，卖菜人起早贪黑的辛苦。
我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作，活儿总是拣重的干。原来我是一个脾气不好，个性特别强的大男子主义者，这些都在大法修炼中善化了，妻子看到我从根本上的转变后也走入大法修炼。在大法的修炼中我的家庭更幸福。
我在三十岁时得的黄胆性肝炎一直没去根，一遇到着急上火的事马上就犯，外加上胆囊炎、高血压、脉管炎等疾病，修炼前我每个月的药费最少得500元以上。自从得法那天起，这十几年来累积的病，修炼不到一个月全都不翼而飞，至今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因为身体好了，我最后在哈尔滨空军医院给开的300元一付的药无用场，被扔掉了。
没有病是构成一个人幸福的主要部份，不但自己没有了痛苦，也直接减少了家人的生活负担与精神负担，没有了医疗费用的支出，家庭自然就会富裕，这是最直接的物质利益，这完全是有形的“客观实证”。没有了病痛也是最好的经营与服务社会及家庭幸福的根基，心里自然就轻松愉快。这就是最明显、最直观的身心受益。
和平理性的沟通却频遭拘禁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在长春市居住，江泽民以一己之私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长春法轮功学员自发的到长春市政府、吉林省政府说明情况。七月二十二日上午，这两个政府门前水泄不通，全是自发来自长春市的法轮功修炼者，一开始政府就从能调动的官方和民间渠道调来各种各样的大轿子车，强行把法轮功修炼者架上车拉到四十里以外的地方随意把人一放，目的是缓解政府门前的压力。法轮功学员们是抱着和平与信任政府的态度，过程中这么大的人数没有暴力流血冲突。
后来政府要登记法轮功修炼者的情况，我们也想证实大法与自身的清白，也很配合这种登记，我和其他法轮功修炼者们先后被车拉到长春市体育场，我把个人的实际住址都提供给了政府后回家。可是三、四天后，长春市二道区白云派出所两个警察却非法对我进行了抄家，这次抄家把我的全部法轮功资料都抄走了。这还不算完，两天后，我被白云派出所警察非法拘禁在长春市二道区白云宾馆四天。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期间，我又被白云派出所警察非法拘禁在长春市二道区白云宾馆十多天，直到过了十月一日后几天才被放回家。因为长春市法轮功学员人数众多，铁北看守所早已经关满了，所以我们这些自由职业者才由派出所出面监视居住。
在佳木斯看守所遭折磨一度瘫痪
面对随时都会发生的非法拘禁，我决定离开长春市，于二零零零年春天来到佳木斯市居住。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两点三十分，我与十三名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修炼者在佳木斯市高玉华家学法。佳木斯市前进公安分局二十多个警察非法用工具将防盗门撬开，闯入屋内，不由分说把我们十四个人强行戴上手铐绑架到前进公安分局。过程中我谴责警察行为的无理与非法性，结果被四、五个警察拳拳打脚踢，倒在地上，警察还要求我把棉服倒着穿，就是在后背系扣，在我力争下，他们才罢休。到达前进分局后，警察把我反铐起来，就是两手后背在臀部以上铐着，手铐中间加了一条长铁链子，然后从上门框甩到另一边去后弄成捣链，目的是用捣链把我吊在门框上。起空后很快我就落到地上，这样反复了三次后，他们才没能得逞。强迫画押后，于下午五点我被绑架到佳木斯市看守所。
我被非法关入佳木斯市看守所18号房。警察将我推进去关上号门走了。此时一个犯人头（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警察委派的管事犯人）慢条斯理地吩咐下边的犯人按规矩办，随后上来一个犯人怪声怪气地说：“把衣服脱下来。”我以为要搜身检查，就把棉服脱了下来，谁知那个犯人还让脱，我又把内衣脱了下来就停下来了，那个犯人没好气的大声吓唬再脱，这时只剩裤头儿了，最后赤身裸体。这时牢头叫下面所谓的“打手”们拿两个脸盆，让我靠墙蹲下，轮番不间断地往我头顶心浇凉水，这是每个被关押的人，只要是警察不特别提出关照的人必须过的一关，直到你冻得挺不住向他们求饶为止，目的是向你随意勒索财物打下伏笔。
我被浇了18盆凉水，大约四十分钟，他们看我没有求饶，但当时我已经浑身发抖了，牙齿咯咯直响，大概看我年纪大的原因吧，就停了下来，然后让我披着棉袄坐在铺头上，将近元旦的佳木斯天气，室内温度也只有零上10度左右，刚浇完冷水，只披着棉袄，那冷的滋味可想而知，新进来的人，头半夜不让睡觉，六、七个小时的时间。看守所的第一天真的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直到凌晨才睡了几个小时。
佳木斯看守所里每天两顿饭，早上八点半开饭，每人一碗白菜土豆汤，两个窝头儿，每个二两，新去的人只能给一个。为什么给新来的一个呢？理由是必须得把肠子饿细了、肚子饿小了。如果不听安排，只能给半个窝头儿。汤，新来的只能给半碗没有土豆、只有几片菜叶的稀汤，土豆只能给跟牢头关系好的人专用，吃不了下顿饭接着吃也不给其他犯人吃。
我在佳木斯市看守所被非法关了八个月，饿昏好几次，体重由170斤下降到110斤左右。我睡觉时打呼噜，牢头就让“坐班”的人把我叫醒，如果再打呼噜，就罚不让睡觉了。我由于吃不饱、缺觉，二零零三年六月份瘫痪了一个月，上厕所都是爬着去。有一次我爬着去洗脸，只觉的一阵头眩目黑，一个跟头从铺上栽到地上，半边脸擦破了皮，眉头也卡坏了。
佳木斯看守所要求犯人每天紧挨着盘腿坐两个小时，谁动了就罚靠墙撅着——双手从后背竖直靠在墙上，直到昏倒为止。可是给牢头或警察钱和物的人可以在一旁自由休息，一切都是看“礼”行事。
遭冤刑13年 狱中受尽折磨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三日，我被转送至黑龙江省香兰监狱，一入狱就被送入集训队（被称作“狱中之狱”）。香兰监狱与佳木斯看守所在管制上没多大区别，只是能吃饱，但体力活儿太重。在佳木斯看守所我的身体已经被折磨到了极限，繁重的体力劳动根本无法承受，我要求不出工被狱警拒绝，因为罢工，我遭到拳打脚踢在地。这次事件过后我被非法转到牡丹江监狱。
一入牡丹江监狱还是先被送入集训队。当时我们有十八位大法弟子在集训队，但是不让我们说话，上厕所都有人看着。为了抗议这种非法、非人的管理模式，二零零三年十月三日早晨，我们十八位大法弟子用集体炼功的方式反迫害。后来狱方执法队来了，将我们分别押入小号。我一进小号，五、六个警察包围了我，两个警察架住我的胳膊，把我弄成低头90度，然后其他警察轮番上来，有用膝盖猛力顶胸的，有用膝盖猛力顶胃的，有猛踹膝盖后部的，有用黑胶棒浑身肆意猛打的，有用电棍浑身肆意乱电的。在这次被关小号过程中，只要是警察随时喊站我没站，他们两、三个警察就进来对我施暴，这样的施暴先后四次以上。即便如此，我们大声喊话，集体绝食，四天后我们被强行灌食，说是灌食，实际上就是一种残酷的迫害。一把玉米面、四两大粒盐、一斤水的混合物，用口撑子将嘴撑开往里灌，然后送回小号，一天只给一饮料瓶水，
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十月底，我们被从小号放出来，被转到各监区强迫劳动。我被转到一监区，让犯人轮班看着、监视。
二零零四年八月，司法部派人到监狱视察，牡丹江监狱为不出现意外，将我们法轮功学员分别关押到离视察人员远的地方，分别由十几个犯人和狱警看着，从狱内医院派专业医务人员拿着不明注射性药物，如发现谁喊话就会遭到注射。
酷刑演示：脚镣
二零零四年底，我和大法弟子张德辉说话，五监区二中队的狱警赵某某因此就把我强行押入小号，一关就是33天，因我强烈反抗，狱警给我戴上48斤重的脚镣，双手用手铐铐上，然后六、七个狱警用电棍、黑胶皮棒将我一顿电、一顿打、一顿踢，最后将我的手铐钉到地铺上。十二月份的东北天气，不让穿棉衣，只穿一身单衣，小号内的温度不足零上10度，脚上还戴着48斤的铁脚镣，大铁环子扣到脚脖子上，可想而知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双手被手铐铐的都肿起来了，手铐铐了四天，狱警看我的手肿的发紫，请示狱里后把手铐摘掉了。脚镣是戴到24天时摘下来的。这33天的折磨我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一个多月后才有所恢复。
二零零九年十月，司法部给全国各监狱下达了必须将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人员进行百分之百的“转化”，达不到标准的监区长就下岗（失业）。这道指令一下，各监区长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真是不择手段、挖空心思的利用各种方式完成任务。十月十五日，监区狱警说，只要我写“三书”就给减刑，甚至不出去劳动也行，只要写“三书”能解决的条件他们都答应。我坚持不写，他们说：“那我们可不客气了。”十月十六日上午九点，他们把我从车间叫到监舍，按他们研究好的方案，将我的衣服脱光，两手强行垂下，用胶布从肩头一直缠到手腕处，腿部从膝盖上部缠到脚脖处，然后抬到厕所，一脚踢倒在地上，用水管子往身上浇冷水，一边浇一边用竹笤帚上拆下的竹条抽。我被浇了三次水，挨了三次抽，直到我被折磨得不能动了他们才住手，然后就这样把光着身子的我坐在椅子上继续用胶带绑在椅子上，打开窗户，冻着。晚上把我和椅子放到水房门口，打开后窗，他们两人一班轮班看着我不让睡觉，只要一闭眼，就扒拉我。这一切的折磨就是要到写“三书”为止。在这种残酷的迫害下，我被迫告诉看守，你去告诉监区长，我有话和他讲。监区长从生产车间回到办公室，我对他讲：你用这种方法让我写“三书”，写出的东西能是真的吗？你们这样做，你不知道是犯法吗？以后事发，你们可是共同犯罪啊！我可以告诉你，我写的是假的。我的语气没有任何过激的情绪。监区长无奈地摆摆手，假的也行。就这样我违心地留下了污点。自此减了两年零八个月的刑期。我于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七日走出监狱。
我是被地方政府派人从监狱接到乡政府，是我的远房侄子在等我，当时是晚上八点半，我侄子在他们的文件上签了字，证明人已经送回来了。我急着问我的家人都在哪？才知道家人都去唐山我大儿子那里了，我侄子详细的说了家中的一切情况，我得知：我被抓后，家人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去公安局、派出所、法院、看守所打听，这些部门就说不知道。我的妻子、儿子都以为我被打死了，要不怎么一点信都没有呢？一连烧了好几年的纸。我二儿子一股心火病了一年没起床，因无钱医治只能在家挺着，一年后去世了，临死前，因吃不进饭去，向他妈要瓶奶喝，因没钱，我妻子将自己的长发剪下来卖钱买了几瓶奶，将儿子的生命延长了两天。二儿子去世，留下一个七岁的孙女，儿媳无奈只好改嫁，自此一家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