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网路图片）
【大纪元2017年02月04日讯】“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一曲传唱大江南北的《天仙配》，成就了中国五大剧种之一的黄梅戏，更让人们记住了一个坠落凡间的“七仙女”——严凤英。
或许还有很多人不了解，戏台上仙凡相恋的故事本源，其实讲述的是孝感动天的美德故事；严凤英在戏曲名家的光环背后，则有一段含冤莫白、血泪无限的伤痛记忆，至今仍是国民不堪回首的人间惨剧。而为历史设下重重迷障的幕后元凶，正是窃取大陆政权的中共。
严凤英（右）《牛郎织女》剧照。（网路图片）
学戏，以生命为赌注
1930年，严凤英出生于安徽桐城，乳名鸿六。这个戏曲界的精灵，恰恰生长在黄梅戏之乡。在她成名以前，黄梅戏只是山村草台上的地方小戏，唱戏的人更为乡邻所不齿。桐城人几乎都会哼唱一两句小调，但如果有人以歌戏为职业，便会受到家族的惩罚。严凤英自小耳濡目染，便爱上了黄梅戏，13岁时偷偷跟同族的艺人严云高学艺。
天生的好嗓子加上生动的表演力，使严凤英很快成为戏班里的佼佼者，别人学三遍才会的戏，她能一遍成功，大约一年后便登台献唱。
女孩学戏触犯了宗族的禁忌，她差点被族人沉塘。为了保命，严凤英只得背井离乡，走上搭班唱戏的卖艺之路。她在江淮一带漂泊，结识丁永泉等老辈黄梅戏名家。每当老前辈在台上演出，严凤英都用心观摩，一点一滴模仿。再加上女子特有的细腻天性，她演绎旦角越发得心应手。
过去的人除看戏外，更讲究“听戏”，因而对演员唱功的要求非常严格。老艺人常常训练她，唱戏必须唱到前后左右的观众都能听清的境界。因在草台唱戏，四面都有观众，如果远处的人听不到，就会喝倒彩、扔石头起哄；如果听不清，就会讽刺演员“嘴里含个萝卜”。
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严凤英每天坚持吊嗓子、练身段，唱完戏后还会特地询问站得最远的小贩，有没有听见、听清。草台搭戏的演艺经历，助她锤炼了精湛的技艺。
黄梅戏一行历来有“男怕《会母》，女怕《辞店》”一说，因《小辞店》要求旦角在台上演唱50多分钟，最考较功夫。而严凤英15岁时就能从容驾驭此剧的主角柳凤英，也因此更名“严凤英”，在戏曲界崭露头角。她的唱腔明快清圆，演技惟妙惟肖，更善于吸收京剧、越剧、民歌等传统艺术的长处，表演风格自成“严派”一家。
就在严凤英醉心曲艺事业的发展时，戏外的世界，由于中共的建政，早已换了人间。50年代以来，中共一边打着“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旗号，一边残忍地把响应政策的社会精英划为“右派”，并加以迫害。那么严凤英在这场政治漩涡中如何选择呢？
严凤英（中）《天仙配》剧照。（网路图片）
“七仙女”背后的故事
1951年，严凤英在安庆“群乐剧场”演出。这时中共干部与“新文艺工作者”渗入演艺界，“帮助”严凤英等“旧社会”的艺术家接触“新文艺思想”。由于受到中共谎言的毒害，她陷入“旧社会把我当成草，新社会把我当作宝”的荒谬逻辑中，对中共、“新社会”充满感激之情。因而，严凤英除了表演《打猪草》《闹花灯》等传统戏外，还唱改编戏，为中共的土改、反霸、抗美援朝等运动涂脂抹粉。
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家喻户晓的《天仙配》为宣传中共的婚姻法而出现。中国人从古代到民国时期，对待婚姻大事都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要经过合八字等诸多仪式，体现了敬天信神的理念。中共占领大陆后，于1950年颁布“新婚姻法”，歪曲传统婚姻为包办、买卖婚姻，鼓吹自由婚恋。为推广新法，传统戏《天仙配》被路洪非等“新文艺家”篡改成符合一部政治需要的新剧。
1953年，严凤英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一年后参加华东区戏曲会演，并首次饰演“新天仙配”的旦角七仙女。
195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翻拍电影，严凤英经典的七仙女形象就此确立。片中，原本奉旨下凡的七仙女成了私自下凡，秀才董永变成农民，主动焚契并赠送董永银两的傅员外成了百般刁难的恶霸……面目全非的《天仙配》沦为当权者操纵的工具，却成为多年来红遍海内外的艺术影片。
伴随着电影的轰动效应，黄梅戏一跃成为全国大剧种，社会上涌现出一系列跟风的戏曲电影；一心一意遵照中共政策的严凤英，也成了为黄梅戏做出巨大贡献的艺术大师。
歌舞升平的表象背后，包藏不住中共败坏传统文化、毁灭国民道德的祸心。1966年爆发的文革运动，将神州大地变成血腥的修罗场，那些追随中共的文艺家几乎没能逃脱厄运的降临，严凤英几乎是被迫害得最惨的一位。
严凤英（左）《女驸马》剧照。（网路图片）
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
遭文革批斗，对严凤英来说是一场无妄之灾。初期，她因为演唱黄梅戏，被扣上“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封资修代表”等荒唐的罪名，屡遭“文批武斗”的折磨。严凤英感到茫然：为民众唱戏、受民众欢迎、在“旧社会”受压迫、在“新社会”要求进步，怎么都成了罪行？
1968年3月，因受四年前“天津黑会”反江青运动的牵连，她与一批文化精英，被污蔑成“围攻样板戏，反对江青”的罪人。
与严凤英一同蒙冤的柏龙驹说，这次定罪发生在文革的第三年，中共“需要扩大‘战果’来证明它的‘必要性’和‘及时性’”，便“抛出一批各界代表人物来‘祭旗’”。而他们反对样板戏的直接罪证，来自对观摩现代京剧一事的造谣和污蔑。
1964年，江青在北京发起全国性的京剧现代戏会演，安徽省以省委宣传部的徐味为首，组织七人观摩小组北上观戏。在省文化局工作的柏龙驹与严凤英等三位戏曲演员随后进京，在人民大会堂观看“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看戏时，他们仅从专业角度发表几句评论。没想到四年后，这次北京之行被官方定义成“有预谋、有计划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大罪。安徽省观摩组与严凤英一行人，都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1968年4月5日，政府机关报《红安徽报》发表歪曲事实的社论：1965年（时间误写），徐味为首的“代表团”与“戏剧界的牛鬼蛇神”，围攻江青的革命现代戏。报上说：“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但至今没有批判处理。”次日，剧团内外的造反派轮番提审严凤英等人。
柏龙驹记得，那天是周六，造反派扣下严凤英，逼她揭发省委、宣传部、文化局等一干人的反动证据。尚存道德底线的严凤英明白，这是要通过她制造一大批冤案，因而缄口不言。一直僵持到晚饭时分，造反派才放她回家，但命令她下周一上午上交材料，否则后果自负。严凤英想不通，为什么造反派要逼她出卖良心。周日晚，她冒着“串供”的风险来到柏家，倾诉内心的委屈与困惑，临走前留下一句话：“我站得直做得正，只是眼前难熬啊！”
严凤英（右）《春香传》剧照。（网路图片）
在死神面前的批斗
4月7日夜里，严凤英痛苦呻吟，丈夫王冠亚惊醒后发现了她的绝命书，才知道妻子偷偷服下大量安眠药求死。王冠亚只好一面叫长子请医务室的医生抢救，一面带着妻子的书信，向进驻剧团的军代表刘万泉求救。岂料刘万泉不顾人命，带着几个造反派直闯王家，对神智尚清的严凤英进行“床前批斗”。
刘万泉等人不理会王冠亚的苦苦哀求，怒斥严凤英，自杀是“叛党行为”、“对抗文化大革命”，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她眼不能睁、口不能言、泪流满面、口吐白沫时，这帮人才扬长离去。王冠亚趁机把妻子送到了附近医院的急诊部。那时自杀的“反革命”如果没有单位介绍信，医院一律拒收，而且认为“反革命死一个少一个”。王冠亚不敢离开妻子，只好让长子再去求刘万泉。
几经周折，长子拿来了介绍信，医生检查后却安排严凤英转移住院部。从市中心的急诊部到郊区的住院部，严凤英早已错过最佳抢救时机。到了住院部，她一身单衣，躺在走廊的水泥地上等待救治。两个年轻的医生为她施救，却不见效。王冠亚看到一个老医生戴着“反革命”的黑色袖章打扫厕所，上前求他诊治。老医生却说：“他们叫我医，我一定医！”但是，没有人敢替“反革命”做主。
就在造反派的批斗、亲人的焦虑与医护人员的互相推诿中，严凤英于1968年4月8日清晨5点停止了呼吸。还差5天，就是她的38岁生日。
著名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网路图片）
尸骨未寒 解剖寻罪证
对生命最残忍的方式，莫过于致人于死地，但是代表中共意志的军代表，却要千方百计地继续迫害死者。刘万泉出面，“揭发”严凤英是国民党特务，喝令医生当场解剖她遗体，寻找她吞下的“罪证”——发报机和照相机。为了这个不合常理的罪名，没有学过解剖的医生拿来医用小斧，当众剖尸。
他先脱去严凤英的衣服，用斧头从咽喉一直砍到腹部，除了100多片安眠药，什么罪证都没找到。刘万泉还不死心，下令继续“深挖”。医生一斧劈开尸身的耻骨，致使膀胱破裂，喷出尿液。杀人魔鬼这才停下迫害的黑手。
事后，刘万泉被评为“活学活用毛著的积极分子”，还被调任到外省保护起来。文革结束后，安徽省派出的调查组找到他询问严凤英一案，他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而且振振有词称自己是奉命行事。他说，文革就是要打倒“反革命分子”，“在安徽，不打严凤英打谁呀！”
文革期间自杀的“反革命”成千上万，“造反者”发现后，出于愧疚的心里或者树立“反面教材”的需要，往往会选择及时抢救。而刘万泉“奉命行事”的做法，不仅逾越批斗的权力范围，更泯灭了做人的最后一点良知。
刘万泉的行径是极端的个案，却也代表文革中当权者的可怕暴行。发动文革暴动的中共当局，以及亲手实施迫害的造反派与军代表等，加诸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以及所有民众身上的，是惨无人道的迫害和无法挽回的伤痛。
十年之后，这场浩劫应如何反思，又该如何定罪？中共官方除了清算“四人帮”，为冤死者恢复名誉外，仍然在维护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对当年的真相讳莫如深。
这种善后策略，对上掩盖了元凶毛泽东的罪孽，对下淡化了一众暴民的罪行，最终呈现在国人面前的，还是一个永远“光明正确”的党。
1978年，严凤英在悲惨离世的十年后，得到平反的虚名，当年一手导演人间惨案的军代表，一直隐匿在未知的角落，安度余生。
好在中国还有一批正义人士，彻底追查刘万泉的下落，曝光他的恶行，要给严凤英家人一个交代，还民众一个真相。
海外知名人士苏晓康、解滨等人，都公开撰文表示，刘万泉的行为构成反人类罪。《国际刑事法院罗马条约》规定，任何以极端残暴的方式迫害或大规模残害他人的行为，即反人类罪。文革时期出现的反人类罪犯，何止刘万泉一个？中共执政至今犯下的反人类罪，又何止文革一次运动？
七仙女“私闯”人间，严凤英错信中共，一同成为文革运动的牺牲品。善良的人们都希望，文革会是中华民族的最后一场劫难。然而中共对历史的极力掩盖与“有保留”地反思，恰恰在警示人们，在中共体制之下，文革式的人间惨剧不会结束。#
参考资料：
1. 柏龙驹，《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之死》，《炎黄春秋》，2000年第8期。
2. 王小英，《母亲，严凤英》，《黄梅戏艺术》，1998年第3期。
3. 苏晓康，《我们的“七仙女”——记黄梅戏女演员严凤英之死》，《开放》杂志网。
4. 解滨，《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开放》杂志网。
责任编辑：张宪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