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实为中共病毒。2020年3月1日，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在布碌崙八大道游行，呼吁民众远离中共、远离瘟疫。

【法轮大法在长春二零二三年二月十八日】

2023年02月18日，中国上两个月经历了新冠病毒（COVID）疫情带来的死亡潮。医院挤爆，尸体横陈，火葬场不堪重负的情景触目惊心。而中共于周四（2月16日）宣布，抗疫创造奇迹，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引发国际卫生专家的质疑。

2月16日，习近平主持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宣称对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完全正确”，“群众是认可的，成效是巨大的”。中共还宣称，已经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

中共对疫情防控所吹嘘的所谓成就，立即引发了国际卫生专家的质疑。

CNN报导说，这是中共正在寻求将“清零政策”政治影响降至最低的最新信号。

长达几年的“清零政策”重创中国经济，影响了老百姓的正常收入，并限制了人们的行动自由。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封锁、关闭、隔离和几乎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核酸检测后，去年11月底，中国爆发了罕见的全国性抗议。12月初，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中共突然宣布解除“清零政策”，导致疫情海啸席卷中国大陆，随即药品短缺、医疗系统和火葬系统崩溃，一大批顶尖学者死亡。

染疫死亡率全球最低？引发质疑

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宣称，中国的COVID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但CNN说，专家们表示，中共的这一评估只会突显出该疫情对中国的影响依然存在的深刻问题。

截至2月9日，中共官方报导的染疫死亡人数为83,150人，这只包括在医院死亡的感染者，不包括那些死在家中的病例。《纽约时报》说，中共官方公布的COVID总计死亡人数仍然低得惊人，四个互无关联的学术团队的估计得出的结果显示，死亡数字被大大低估。

专家们说，那些被中共排除在死亡统计之外的人可能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

《纽时》说，如果依据外国研究人员的估计，中国的人均死亡率又超过了许多亚洲国家的官方死亡率，而这些国家从未采取过像中共那样的如此激进的压制措施，或持续如此长的时间。

CNN报导，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严忠（Yanzhong Huang）认为，不能指望中共政府承认疫情的真实死亡规模，因为人们会问：政府执行清零政策付出如此多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怎么可能最终得到这样的结果。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说：“关于中国的COVID死亡人数仍有许多疑问——如果它们（中共）能公布更多信息，特别是与COVID爆发之前的年份相比的全因死亡（all-cause deaths）数据，可能是有用的。”

中共所公布的官方数据多次遭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批评。世卫组织紧急状态部负责人瑞安（Michael Ryan）在1月11日记者会上表示，世卫相信“中国严重低估了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

瑞安此前表示，中共公布的数字在入院人数、入住ICU（重症监护室）人数，特别是在死亡人数方面，没有充分反映出这种疾病的真实影响。

五大原因说明中共抗疫对人民来说不是胜利

对执政的共产党而言，对外公开有多少人染疫死亡的问题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习近平将抗疫成功描述为中共体制优于西方的证据，如果官方报告的死亡人数很高，这种说法就很难成立。

以下几点说明中共抗疫对人民来说不是胜利：

第一，“清零政策”影响到其他疾病患者就医，导致死亡人数增多。国际卫生专家黄严忠2月16日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文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过去三年，中共聚焦的“清零政策”是以损害其它公共卫生领域的巨大代价实现的。例如，根据国家卫生委员会的数据，在2020-21年，城市地区因脑血管和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比2019年的水平增加了70万人。即使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这个数字也令人警醒。这很可能是中共的抗疫政策阻止了病人及时获得医疗护理的结果。

第二，地方政府在过去几年实施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快速封锁和集中隔离，耗空了政府的金库。与此同时，持续不退的房地产危机使得地方政府的收入陷入困境。路透社报导说，2022年，中国各省在COVID遏制措施上花费了500多亿美元；根据华创证券和高盛公司汇编的数据，在执行“清零政策”的三年里，政府估计仅在核酸测试上就花费了2000亿元人民币（292亿美元）。

近日，武汉退休老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削减医疗福利。有网友说，“果然，没有一次核酸是免费做的，延迟退休也是我们这代人倒楣！！！”

第三，黄严忠在2月16日的文章中说，北京的治理失败也明显体现在去年12月初的突然政策转变中。北京没有采取渐进方式解除封锁，没有为政策转变做准备，而是突然宣布清零政策即将结束。地方政府之后并没有试图“拉平曲线”（世界各地的流行病学家普遍提倡的策略），而是鼓励所谓的“应阳尽阳”和“快速过峰”的策略，加上医疗用品、病床和ICU设备紧缺，导致COVID-19感染和死亡人数在12月和1月呈爆炸式上升。他早就警告说，中共寻求“快速过峰”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死亡。

黄严忠说，中共突然重新开放后死亡人数居高不下，与此同时，政府缺乏积极参与，这引发了民众对该政权确保民众健康的能力的质疑。

黄严忠在去年年底曾批评中共没有更好地利用过去几年的时间为解封做准备。他说，中共本来在2年半前就应该开始准备更多的重症监护床位和更好的疫苗接种覆盖率，但却一心专注“清零政策”，而使得用于做上述准备工作的资源减少。

第四，“清零政策”重创中国经济和民众就业。到2022年底，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一直是共产主义政权的支柱——已经跌至多年来的最低水平。疫情的防控措施令人窒息，使得中国的就业形势严峻，年轻人受影响最为突出。1月17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表示，2022年12月份，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城镇调查失业率为21.1%。

第五，中共借疫情，加强对民众的控制能力。黄严忠说，中共错误的、反复无常的防疫政策暴露了习近平政权的一些基本事实。与之前从邓小平以来中共党魁试图使决策更加技术化和集体化相反，习加强了中共治理的非科学和非民主特征。与其说是为遏制大流行病提供了最有效、最高效的解决方案，不如说是许多“清零”策略扩大了政府对人民的控制能力。随着大流行病的发生，中共政府看到了一个几乎不受限制地监视和控制人民的机会。

黄严忠说，这除了暴露出习近平的决策从根本上是专制的，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转变也削弱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毕竟，中共政府花了近三年的时间来强调这一疾病的严重危险性，并发誓要避免其它国家采取的“与病毒共存”的做法。然而，在去年12月，政府的说法突然完全相反：它通过淡化病毒的严重性来证明放弃清零政策的做法是正确的，而且它采用的正是它自己曾经嘲笑过的适应主义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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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2020年年初震惊全世界的疫情，源于中国武汉的中共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已蔓延到全球多个国家。海外第一大中文媒体大纪元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武汉病毒）最准确的称呼是“中共病毒”，因为这次疫情是中共隐瞒真相，才导致疫情扩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消息来源：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