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8日，逾千名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盛大游行，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4.25中南海和平上访22周年。游行沿途一些观众表示，他们专门从不同地区赶来法拉盛观看游行，盛赞游行场面振奋人心。

【法轮大法在长春二零二三年二月十六日】

2023年02月15日，到中国医院看病，给医护人员送红包早已成为潜规则，尤其是在COVID-19疫情期间，能否找到床位完全取决于你认不认识哪个人，以及有无给红包。

路透社周二（2月14日）介绍了一位北京金融家的遭遇。四十多岁的史蒂文（Steven，化名）在去年12月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在北京检测出COVID-19阳性，病情曾一度恶化。

当时，他几乎无法行走，只能张大嘴拚命呼吸。他被司机送到医院后，得知没有床位；然后驱车前往另一家医院，再次被拒入院。

在绝望下，他求姐姐利用她的关系网试试。经过几个小时的疯狂打电话，史蒂文被带到了一家拥挤的医院，在儿童病房里得到了氧气和一张床位。因为他侄子的同学的妈妈在那里工作。

史蒂文说：“如果我没有这种关系，我就不会得到床位或药物。”他随后住院了20天。

“如果你认识医院领导 就不会拿不到床位”

路透社说，随着COVID疫情在中国蔓延，急诊室爆满，有特权的病人因为认识熟人、提供贿赂或付钱给有关系的人而缩短在医院的排队时间。有三个患者表示，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看病就医的机会，还有分别在六个城市工作的七名医生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种做法在资源不足的中国卫生系统中早已司空见惯，在北京去年12月初突然取消清零政策限制后，中国卫生系统出现了严重的紧张状况，医院和停尸房拥挤不堪。

根据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篇论文，2021年中国每10万人平均只有4.37张ICU床位，而截至2015年，美国有34.2张。

医生们说，如果病人是政府官员，或与政府官员有关系，或者与医生护士有关系，那么就容易找到一张医院床位。

“你的关系越高，资历越深，你获得的待遇就越好，或者越容易插队。”一位上海医生说，“如果你认识医院的领导，那么就不会有拿不到床位的问题。”

中国医疗资源配给极不均衡

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告诉路透社说：“利用关系寻求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在中国非常普遍。”

他说，随着COVID对资源施加的压力，关系变得更加关键。

“许多有严重症状的农村COVID患者，不会选择主动寻求治疗，相反，他们只能在家里等死。”黄补充说。

中国大陆作家傅国涌曾撰文斥责红包现象说，医院为何成了最黑的地方？几乎每个病人对医院都是既怨又恨，“最根本的还是这个制度的问题”。

他表示，现在的医疗卫生体制是按等级制、世袭制建立起来的，大小权贵及其家属按等级享受最优、次优的医疗保障资源，然后大中小城市的职工、居民根据各自在这个集权社会里所处的身份、地位分别享受相应的医疗服务，最后才轮到无权无势的城市下层，至于广大的农村、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基本不在考虑的范围。

大纪元专栏作家袁斌说，谈到医德败坏的现状，人们最痛恨的莫过于“收红包”。在相当一部分医生那里，看病的热情和态度，完全是跟患者是否送红包联系在一起的。有些不良的医生护士甚至公开索要。即便他们没有公开或变相索要红包，大多数重病患者也不敢不送，因为风气使然，这已经成了医患双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低工资催生灰色收入

专家和医生说，许多医生的工资长期偏低，而且这个行业很难吸引更多员工，这也会导致人们需要排更长的队才能看上病。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有54万6,657名新医务工作者加入，是2017年以来最少的一年。

在上海的一名实习医生告诉路透社，“每个月拿1万到1.5万元，对长时间的工作和专业知识来说，这点钱算什么？”

他补充说，通常，医生得三十多岁才能获得这样的薪水，“这很丢人”。

四川省一个城市的两名医生说，在小城市，新医生的月薪可能只有3,000元至5,000元。其中一位说：“如果能靠这点工资生活并吃饱，那就不错了。”

通常，病人会购买昂贵的茶叶等礼物，或者装满现金的红包等送给主治医生，但有时也会送给护士长和有联系的人。

接受路透社采访、最近有跟医生送红包的两个人说，加上这些，看医生的费用是官方医疗费用的两倍。

对于医院的许多医生来说，主要收入不是来自他们的基本工资，而是灰色收入。

对于那些没有关系的人来说，有一个“黄牛”渠道可以帮助获得医护服务，但同样需要付费。

在中国最近的COVID浪潮中，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关于中介要价4,000元至5,000元才能安排一张病床的讨论，并对付款是否值得以及这种获取的公平性进行了评论。

还有一些帮助挂专家门诊号的广告。一位在广告中称能够预约上海任何一家医院的任何医生的代理人说，花400元就能插队预约到顶级医院的主要医生。

医患关系更加恶化 却忽视了向中共问责

出逃外科医生骆成（化名）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共当局用于国民医疗保障的投入一直在全世界排名倒数，而且这笔资金的大部分用于中共官员的医保。他说，如何应对巨大的医疗资金短缺，中共要求公立医院自负盈亏，同时压低医护人员的合法薪资待遇，平均水平只有国外同行的1/6至1/8。

骆成表示，在薪资微薄的情况下，医生也要生活，也有经济压力。

他说，虽然说收红包和回扣的问题取决于个人意志和品行，但若不收贿赂，在医院可能也很难立足，一般人总是会向现实妥协。

“这是中共逼你这样做，即所谓的同流合污，转嫁医疗投入不足的社会矛盾。”他说，“医护人员出于自我的经济压力，收受医药公司的药物、医疗器械回扣；变相向病患索要红包，加重病患的经济负担。”

骆成表示，社会把看病贵、看病难归责于医护人员的不良职业行为，甚至发生病患伤医、杀医事件，却很少有人会向中共政府问责、要求医疗改革。

大陆时评人石述思也在微博写道：“红包问题不单纯是道德问题，更多与优质医疗资源不均衡和医疗结构性矛盾以及体制变革滞后有关。
”

他表示，多数时间，普通百姓找一个名医看病不托关系往往难以做到，而要进行一次生死攸关的手术，亲属不给主刀医生、麻醉师包个大红包就不能安心。

“这是潜规则。”他说，“而当灰色的潜规则盛行于一个行业时，仅仅慨叹世风日下于事无补，找到深层原因并进行制度修复才能切中肯綮。”

石述思表示，医生看病也需要一个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去配合。

※※※※※

这个在2020年年初震惊全世界的疫情，源于中国武汉的中共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已蔓延到全球多个国家。海外第一大中文媒体大纪元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武汉病毒）最准确的称呼是“中共病毒”，因为这次疫情是中共隐瞒真相，才导致疫情扩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消息来源：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