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辉

【大纪元2017年02月13日讯】在中共的语境下，“民主党派”指的是除中共以外八个参政政党的统称，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说得好听点，这八个政党是参政党，但在中共一党专制下，无疑只是花瓶而已，因此它们又被称为“卫星党”。

这些“卫星党”在中共建政前后为中共实施统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它们虽然被中共称为“肝胆相照”，虽然为中共立下了大功，但它们却在中共掀起的政治风暴中，不能幸免。特别是在文革中，包括大批民主党派高官、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等都被抄家、被揪斗。

本系列将盘点一心追随中共被中共迫害的民主党派高官和知名人士。本篇说的是民建中央的高官和知名人士。

民建，成立于1945年，成员主要是以在大中城市的工商企业家和经济界的中高层人士为主，他们大多都倾向于支持中共，并与中共亲密合作。早期成员有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孙起孟等。

上述这几人都参加了中共建政前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其中黄炎培还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不过，与其他民主党派高官一样，相信了中共并为之统战的黄炎培等人，直到厄运缠身，才明白自己上了贼船。

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荣毅仁三次要求退党

民国时期的荣氏企业赫赫有名，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白手起家，在无锡、上海等地创办了二十多家民营企业，并以“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享誉工商界数十年，对中国民族经济影响至深。荣德生的儿子正是被中共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

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推行的货币和限价政策，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荣氏家族也出现了大震荡。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荣家也不例外。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先后离开上海，而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留在国内的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由于其特殊的背景，最开始得到了中共的扶持和重用，比如提供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荣毅仁还出任华东军政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委、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民建一至四届中央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但在中共出于巩固政权为目的，打着“实行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的旗号，实则强行掠夺私有企业的工商改造运动中，不得不在1956年将祖辈辛苦创下的资产56间纺织、面粉厂等企业统统上交。时任中共上海市长的陈毅，在大会上将其作为榜样，宣称“荣毅仁是红色资本家”。

不知是看到了周围企业家悲惨下场而让他心有余悸，还是对中共的毒辣已有所了解，荣毅仁先后四次申请加入中共，但却直到1985年69岁时才被批准。

据香港《动向》杂志报导，1951年6月，时年35岁的荣毅仁在任华东军政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时，首次提出入党申请。陈毅劝他时说得很露骨：“你留在党外更方便，能做更多的事，再过10年，等你过45岁生日时，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1957年12月，经历了“反右”斗争，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荣毅仁，更感到加入中共的迫切性，于是第二次提出了入党申请。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说：“你还是留在民主党派、工商界中工作。你入了党，大大小小资本家都入了党，那我这市委书记的位子也难以坐正。”

1962年10月，荣毅仁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期间，又一次向周恩来提起陈毅说介绍他入党之事。周恩来的答复是：“陈老总不是食言。我的意见，你还是在党外自由，如进入党内，政治活动太多，会埋没你的专长，是很可惜的。”

文革爆发初期，荣毅仁一家也受到了冲击。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铁柱打断，妻子杨鉴清更是昏死过多次，连他们因患大脑炎而精神有障碍的四女儿智远也未能幸免。虽然荣毅仁夫妇后来保住性命，但荣毅仁还是被发配到锅炉房运煤，落下了腰疼病，而其眼底出血没有及时治疗也导致左眼失明。左眼失明后，他被派去洗刷厕所。

文革结束后，急于发展经济的中共再次想到了荣家在海外的关系，荣毅仁又一次被中共推出。1978年，荣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79年，则出任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裁。荣毅仁凭借着自己的经商谋略、海外关系，为中共与他国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知出于何种心理，1985年4月，69岁的荣毅仁再次申请入党，终于得偿所愿，入党介绍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人大副委员长彭冲。1986年2月，荣毅仁增补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分工负责经济和民主党派工作。1993年还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好不容易入了党的荣毅仁却三次申请退党。第一次要求退党与“六四”有关；第二次要求退党是因为与江泽民发生龃龉；第三次要求退党是2000年6月，这时荣毅仁已退休，代表各大花瓶党派出面，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开放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建议，江泽民叫其一边凉快去，荣毅仁一怒之下，不再参加党的活动，直到2002年12月江下台。

2005年10月，荣毅仁在北京去世。他留下了一份题为“我要对党说几句”的遗言，大致内容是：一个丧失信念的政党，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党，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的政党，一个追逐金钱利益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是背叛人民共和国的。

诚如斯言。
民建主席孙起孟坐监八年
作为民建创始人之一的孙起孟早年做过教师，后受中共影响，与黄炎培、章乃器等人发起组建了民建，其被推选为中央常务理事兼秘书处主任，负责日常工作，积极帮助中共进行统战。

1948年，孙起孟代表民建前往中共统治区，参加筹备政治协商会议。中共建政后，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人事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民建副主任委员、民建副主席、主席等。1950年，秘密加入中共。

1957年中共发动“反右”运动后，民建中央在1959年“二大”时喊出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谓“听、跟、走”口号。然而，紧跟毛和中共的民建等其它民主党派依旧成为了被打倒的对象。

1966年文革爆发后，所有民主党派被红卫兵勒令停止办公，民建也不例外。民建各地组织也相继停止活动。许多成员作为“专政对象”，被戴上“牛鬼蛇神”、“反动资本家”等帽子，其在以往运动中向中共的“交心”材料和发言都被当作了罪证。孙起孟也是其中之一，不仅受到了审查，还被关在秦城监狱八年，其三个子女也吃了不少苦头。

然而，文革结束后，孙起孟似乎忘记了中共对自己的加害，继续紧紧追随中共，为中共统战站台，并将同样在文革遭到迫害的经济学家成思危拉入民建。难道不可悲吗？

结语
民建高官被中共迫害或迫害致死的自然不止上述四人，还包括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子昂，民建中央秘书长孙晓村，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云南省委主任委员寸树声，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刘念义，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常委王性尧，民建中央常委、民建浙江省委主任委员唐巽泽……

一个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个个不堪回首的噩梦，而始作俑者正是中共。不知民建有多少高官在有过那些痛心疾首的经历后能明白背后真正的根源。＃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