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7月14日讯】今年的7月1日是中共成立95周年建党日，与中共95年历史相伴随的，是95年来罄竹难书的罪恶。中共犯下的最大的罪恶就是在破坏了中华文化的同时，杀戮和迫害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

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反右和文革中，杀戮和迫害了几乎中国的全部文化精英。下边看看这些中华精英受到的苦难和屈辱。

1、被迫害的文化界精英

向达

历史学家，大师级人物，敦煌研究第一人，中外交通史专家。1935至1937年游历欧洲，在备受洋人歧视的情况下，于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手抄了数百万字的敦煌资料带回国内，奠定敦煌研究基础。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初被残酷批斗，66岁的他被剃光头，在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一跪就是几小时，去世时无人施救。向达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说“比如考古发掘，怎能说明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 章诒和曾回忆：“向达是右派，算‘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果然于数月后，死在劳动场所。发病时，北大革命师生无人为其呼救。”

吴宓

吴宓，原名玉衡，后改陀曼，又改宓，字雨生（又作雨僧），笔名余生，陕西泾阳人，比较文学家、著名西洋文学家。

1966年“文革”中，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戴白纸高帽游街示众，接受造反派的打骂与侮辱。其间，大量日记、文稿、藏书遭到洗劫。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他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吴宓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1年病重，右眼失明，左眼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泾阳老家。这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吴宓每次吃饭时总要问：“还要请示吗？”吴须曼告诉他说：“‘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都不请示了。”有时候夜间，他起床喊，“快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很饿，给我一碗稀饭喝吧。”1978年1月14日因突发老年性脑血管疾病入院治疗，1月17日病逝解放军513野战医院，终年84岁。

范烟桥

红极一时的江南才子，诗词小说文学批评均有极深造诣。文革中，他为避祸尽焚五十年来的手稿。但有一次念了一句“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红卫兵听到后说他诬蔑文革，对他残酷迫害，含冤而逝（也有被活活打死一说）。与他并称的才子周瘦鹃也遭迫害，他来吊唁，泣不成声，不久后投井而死。

詹安泰

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张东荪

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中国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长。1949年以后留在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控向美国泄漏国家机密情报，死于狱中。

1951年7月，建党三十年大庆，学者文人们都在报上发表回忆庆祝文章。大师张东荪却依旧沉默，此时他已因卷入美国特务案而倍受压力，叶笃义劝他趁此机会写一篇，他拒绝，表示要保持“沉默的自由”。1953年5月，他被开除出民盟。1968年，82岁的他被关入秦城监狱，后有关方面告知其家人，他于1973年6月去世。秦城监狱作为特种监狱，除了对被关押者施行肉体和心理折磨外，还会将被关押者一个个单独囚禁，数年里不能和人说话，更不能和家人通信。所以张东荪死后很久，家人才被告知。张东荪长子是北大教授、生物学家张宗炳，也被关于秦城七年，被迫害至精神失常，次子张宗燧是剑桥博士，物理学家，自杀身亡，三子张宗颖夫妻双双自杀。两个孙子亦遭判刑。

林同济

林同济（1906年－1980年11月18日），中国学者，涉猎颇广。专长于政治学，也是莎士比亚专家。战国策派主要成员之一。1958年被划为右派。长期任教于复旦大学。1949年，林父对他说“以你这样的思想，和共产党相处会遭殃的”，劝他去台湾，林同济说“中国若亡了，吾与汝偕亡”。思想改造时他被迫交万言检讨，全面否定自己，反右中被划为右派，文革中险些性命不保，1980年赴美讲学时病故。大鸣大放时，林同济说：“肃反时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理解实际上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针对中共户籍管理制度，他说：“人本来是动物，现在却成了植物，不能动了”。林同济曾在美国大学任教，出于爱国，返回国内。1930年，他同时用中文和英文发表《日本对东三省的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一书，用大量的资料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一年后不幸言中。

龙榆生

词学大师，反右时被划为右派，1961年得以摘帽，但1966年底遭造反派抄家，书稿文物被洗劫，结果含冤去世。他为何能被摘去右派帽子呢？1979年的《关于龙榆生错划右派的报告》中说，“约1961年起，龙曾协助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大师为了保命变卧底，是那个年代的固有悲剧。龙先生一生收藏大量词学文献，包括极珍贵的明代琴谱和民间艺人诗词集，抗战中散失颇多，解放后曾将大批善本、大师间来往信札手稿捐赠予各大图书馆。文革时家中收藏均被洗劫，大量文物和自作诗词稿遭毁。

李季谷

历史学家，剑桥硕士，北大教授，后任国民政府浙江教育厅长，1949年随国民政府撤退时偷偷留在上海。1955年肃反时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文革时被关入牛棚长期批斗。1968年7月25日，他被审讯一天，跪在地上被香烟烫后背和脖颈，深夜时投河自杀。与其他众多学者一样，他的个人著述基本都在1949年前出版。在他死后，有关方面还召开了对他的“批斗会”，表示“李季谷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就是死硬分子的下场”，并画了一张他的漫画像，并打了大红叉，由历史系另外两名“牛鬼蛇神”举著这张漫画像站在台前接受批斗。

杨朔

散文作家，《荔枝蜜》等作品曾入选中学课本。文革时成“丁玲反党集团黑干将”、三反分子，其作品被一一拿来作为罪证，如《荔枝蜜》中工蜂供奉蜂王是影射毛泽东。1968年8月3日死去，死因成谜，有被杀、自杀和病死三说，死后继续被批判。1975年12月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骨灰盒里仅放置了其生前使用的老花镜和钢笔。

刘永济

古典文学专家，曾任教于武大。1957年大鸣大放，他猛烈抨击湖北省委，后内定为右派。文革时，重病的他被板车拖到武大操场上批斗，含冤而死，其夫人不久后自缢。

张中晓

文艺思想家，1955年因胡风冤案牵连被捕入狱，被定性为“最反动的暗藏反革命分子”，他在狱中发病吐血，1956年保外就医，在极度的贫病交加中仍笔耕不辍，文革初不幸离世，年仅37岁。他曾在《无梦楼随笔》中写道：“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

赵树理

作家，山药蛋派代表人物，文革期间成为“黑标兵”，遭长期批斗，屡屡游街示众，曾被打断肋骨，断骨刺穿肺叶，又在批斗台上被推下，跌断髋骨，就此残废，生活无法自理。临死前几天已奄奄一息，但领导说“爬过来也要挨批斗”，于是被架到会场趴着被斗。三天后他开始拒绝进食，再三天后惨死。1970年赵树理参观大庆油田时曾写下诗句“钻林不作银蛇舞，也与天公试比高”，讴歌祖国“伟大成就”，此诗后招致极大罪名，指他阴谋改朝换代，要与毛泽东比高。此诗并未发表，只在好友间传阅过，故注定是好友出卖。

舒芜

文学评论家，上世纪40年代出道时得胡风大力提携，50年代胡风案时主动交出与胡风的私人信件，断章取义揭发其反党。此案牵连两千余人，从此“揭发”成为历届运动的关键词。晚年他以“对毛泽东的热爱比较幼稚”来搪塞此事。其妻陈沅芷文革初便遭迫害，被中学生捆绑起来扯著头发在地上拖，然后活活打死。

袁昌英

与苏雪林凌叔华并称“珞珈山三女杰”，集学者、作家和翻译家于一身，法国文学研究大家。后苏、凌分别赴台湾、英国，她留在国内。后划为右派，被武汉大学开除。次年又被判为历史反革命，交街道监督劳动，每日扫大街，其子与之划清界限断绝关系。75岁时被遣送回原籍湖南醴陵乡下，三年后死去。

白辛

作家，赫哲族戏剧家，作品有剧本《冰山上的来客》等。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在文革时被打成“大毒草”，白辛被点名批评，眼看噩运将至，又看着别人被批斗侮辱，他便对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罪”。第二天，带着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到松花江一小岛上自杀身亡。

丁则良

历史学家，史学界后起之秀，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大鸣放时正在苏联开会，没提意见自然没反党言论，但学校却硬造了“余（瑞璜，物理学家）丁、徐（理治，数学家）反党集团”，定成右派。丁返国后先到北大准备编教材，可东北人大却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随即投未名湖自杀，年仅42岁。

张沪

女作家，因对公车制度等特权不满被打为右派，其丈夫作家从维熙和同为老党员的父亲、弟弟也成右派。她在劳改中受尽屈辱，吞安眠药自杀但被抢救。出院时丈夫向院长道谢。女院长说“当时我们不知张沪是右派，不然不会费那么大力气抢救！”不久后，张沪就因“自绝于人民”被严惩，与丈夫入狱。（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