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大法在长春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九日】
辽宁省调兵山市音乐教师陈红女士，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遭中共非法劳教三年，于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五年期间被非法关押在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受到惨无人道的肉体及精神折磨。
以下是陈红女士自述遭迫害经过：
我叫陈红，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出生，家住辽宁省调兵山市四区425楼18号，是第三小学一名音乐教师。一九九六年得法。
我曾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五年期间被非法判劳教三年，被关押在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后又被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加期三个月，在三年又三个月的非法关押期间，遭受了许多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以下是我在此期间的遭遇，发生在中共统治下政法、公安、劳教所的罪恶行径，并呼吁立刻停止迫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惩办恶人。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九日上午十点多钟，我带着六岁的儿子到调兵山市新湖公园游玩，并和游人讲大法真相，被恶人举报，当地南岭公安派出所来了二男一女警察，将我和儿子带走，搜走我的随身提包，并开车带着我儿子到我家非法抄家，抄走大法书、师父法像、讲法磁带等大法物品。警察的行为使年仅6岁的儿子深受惊吓，抱住闻讯赶回的他爸爸的脖子大哭，喊着要找“妈妈”。
当天我被关押在南岭派出所，当地“610”来人对我進行非法审讯。我借机给在场的人讲大法真相。国保大队副队长刘福堂等说我很顽固。当晚，我被两手铐在铁椅子的扶手上，就这样坐了一夜，第二天上午被送到当地调兵山看守所，非法关押十五天后，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仅仅因讲真相或翻出大法书就被劳教三年。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就发生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而且很普遍。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刑具：铁椅子
马三家劳教所，是专为迫害关押大法弟子而建造的一所“集中营”。当时被关押在这里的大法弟子大约有一千二、三百人左右，有三个大队和一个直属队，每个大队有六个分队，我被关到一大队四分队，恶警队长叫崔红。
一、“隔离”迫害
这种“隔离”手段是马三家常用的方式，是针对新来的大法弟子或不服关押的反迫害的学员。不让其他学员接触，身边有队长指派的“包夹”看管。我刚到马三家，就对我实行“隔离”。由二、三个包夹陪着我，对進行我“转化”迫害。工作。自己分队的人做不通，就找其他分队的人。都是谤师谤法的话，就这样当别人都在熟睡时，早四点被单独叫起，一直到晚上其他人都上床休息了，十一点钟左右才被送回。被“隔离”的地方在一楼。一楼无人住，专为“隔离”用的或做仓库。早、中、晚有专人送饭。“隔离”时只能在固定一个地方坐在小凳上，不得随意走动，上厕所有“包夹”陪着。如在途中或在厕所里遇到另一个“隔离”学员，不准说话，不准对视。在这里所有的自由都被剥夺了。
大约一个月左右以后，教养队开始秋收劳动。去大地收玉米。这时我才被准许回到分队，一起出工劳动。但日常劳动、起居有包夹看着，不准和不转化的学员说话。
这期间我看到许多大法学员拒绝劳动、拒绝出工。有的被恶警和恶人拖着抬上车。有的被恶警强迫蹲在地头。中午只给吃窝头（玉米面做的食物），晚上回到分队还得蹲到深夜。第二天，还强迫出工，不劳动再蹲着，我们分队有两名不劳动的，一个是抚顺的，一个是大连的。在收玉米的十多天劳动中，我看到很多大法学员遭受着这样的体罚，有的被长期铐在仓库内不出工，也使我看到了马三家恶警的邪恶与狠毒。
二、酷刑迫害
1.第一次年度“攻坚战”
秋收劳动不久。十一月中旬至十二月下旬期间，教养院开始了所谓的“攻坚战”，全省各教养院都派来“帮教团”进行所谓“帮教”，实质上就是集中力量用体罚、酷刑等手段强迫“转化”。以达到100%“转化”的指标。在一个月的“攻坚战”迫害期间，教养院停止一切对外劳动任务，所有关押人员不准接见。目的是投入全部精力、人力，全力迫害没“转化”的大法弟子。此时的教养院一片恐怖。时时传来喊叫声、惨叫声、伴着打人声、哭声、骂声……
“攻坚战”一开始，我就被大队长王晓峰及崔红选定为重点“转化”对象。关在一楼一个教室内。先是让我蹲，在一个地砖大的地方，不让动、吃饭也不让站起，不准睡觉，（包夹两人一组，白天、晚上倒班看管）每天只准上一次厕所，不准洗漱。连续蹲了四天四宿，后来到晚上困的直往地上倒。她们又让我站着。又站了四、五天，晚上困了，包夹往我脸上喷水，拖着在地上走，就是不让睡觉。十多天后，又把我的手戴上手铐吊在暖气管上，只让脚尖着地，吊了一个星期。这期间恶人在队长崔红指使下，给我上背铐、大挂等酷刑。后来手腕被铐出血变的青紫。又把我双腿双盘用绳子捆上，坐在冰冷的地砖上，手被反铐在背后，又折磨了两天两宿。
酷刑演示：捆绑
在这次“攻坚战”中，连续二十多天没让睡觉，并同时承受罚蹲、罚站、吊、双盘、背铐等酷刑与体罚的折磨。
2.第二次酷刑与体罚迫害
二零零三年元旦后至新年前二十多天中，我又被弄到队长厕所双盘脚腿连续六天六夜，不准睡觉、不让洗漱，每天只准上一次厕所。最后两腿膝盖痛得走不了路，得两人架着，接着又罚站、吊在下水管支架上、背铐等酷刑。上厕所时，队长来来回回视而不见。看来她们是习以为常了。
3.第三次酷刑迫害
二零零三年五月份，教养院又進行所谓“院内攻坚战”。恶警崔红及恶人张久书等人，又把我弄到走廊的楼梯过道，这次主要是把我吊在暖气管上或铁门框上，脚尖着地，还是不让睡觉，不让洗漱，一天一次厕所，吊了长达二十多天，致使我两脚肿的穿不上鞋，两臂失去了知觉，手不能拿东西，手腕青紫出血水，至今手上还能看到留下的疤痕。
中共酷刑：吊挂
4.第四次体罚迫害
二零零三年十月份，我又一次被调离分队，关在一间教室内，连续罚站十多天不让睡觉。恶人刘俊杰等又要对我進行双盘脚腿，我拼命挣扎喊叫。当时深夜，值班队长过来制止，才没有得逞。后来我一直过着被“隔离”的日子。
5.第二次年底“攻坚战”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又一轮疯狂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开始了。省各地教养院又派来“帮教团”协助迫害，真是暗无天日。我先被送到由沈阳张士教养院和沈阳龙山教养院组成的沈阳帮教团。带队的姓史。在这里被迫害五天五夜。不让睡觉、罚蹲，由于自己一直坚持信仰，第五天她们把我丈夫和六岁的孩子找来。见我丈夫跪地劝说也没有奏效，她们只好把我送回分队。
恶警崔红和分队恶人，听到我丈夫跪下了我都不“转化”，污蔑我没有人性，决定“冻”我，她们把我弄到室外凉衣场。上身只让穿毛衫，下身穿一条薄绒裤、脚上是我在室内穿的薄棉鞋。在室外连续冻了四天。当时十二月的天气，零下十多度。看我的人一个小时一换人，穿着厚棉鞋、棉裤、羽绒服还被冻感冒了。从早六点至晚六点，在外“冻”着。回来后还得在教室内蹲着、站着、不准睡觉，只给吃窝头咸菜。
冻了四天后，又把我送到本溪“帮教团”，带队的是本溪教养院院长姓陈，那里的警察很邪恶，让恶人游说，见不转，四、五个男恶警硬把我扔到床上，按住把我双腿硬是搬成双盘，用绳子死死绑住。由于几天的罚蹲、罚站、双腿已经肿了，又穿了一条绒裤，恶警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我的腿盘上。还用一条绳子一头勒在我的脖子上，另一头拽在一个男恶警手里。不让我直起身，只能贴在双盘腿上。不准喊叫，一个男恶警手里拿一个拖布，一喊叫就往嘴里塞。真是一群道貌岸然的恶徒，流氓嘴脸，一览无余。
所有这一桩桩酷刑，只因自己要做一个好人。只因自己有一个修炼真、善、忍的愿望，却在马三家这所邪恶的黑窝里，一次又一次遭到非人的折磨，如此惨无人道的迫害，天理难容。
三、“构陷”迫害
二零零四年四月，因自己继续坚持信仰，再次被“隔离”迫害。这次恶警崔红向学员散布：我有了精神病。并打电话，向我家人说我得了“精神病”要钱要给我看病。一天，她们要把我拉到沈阳精神病院去检查。我为了证实自己没有“精神病”，必须有专家的证明才有说服力，就跟着去了。在专家面前我声明自己没有“精神病”。专家问：没有精神病怎么给你送来了？我告诉她：在教养院不“转化”经常受到体罚，不让与家人见面，长期这样精神上很痛苦，我是音乐教师，在隔离时有时唱唱歌抒发自己的情感，这本来很正常，她们就说我有“精神病”了。专家听后又询问了我家庭成员都是干什么的，家族中有没有精神病史。我告诉她：我母亲是中学校长，父亲是高级工程师，妹妹是中专生，弟弟是大学毕业。家族中没有精神病史。专家说：好！你去做心理测试，我给你一个公正的诊断。就这样我顺利的拿到了专家的“无精神病”的证明回到分队。对我的“人格”污蔑从此消声，想把我当“精神病”進行迫害的企图彻底失败了。
在劳教所，被隔离不“转化”、经常不让接见，不让与家人通电话。家人长期见不到我，知道我在这里受折磨，本来就很痛苦了。又接到我得“精神病”的电话，不知有多难过。这些人才真是没有人性。
事后，崔红找到我说：你要说自己有“精神病”还可以办保外就医。我正色的对她说：如果我是以“精神病”名誉出去的，今后我还怎么工作，怎么教学生，我说的话谁还相信。崔红狞笑着说：“你还想上班呀？”后来我站在三尺讲台上，继续着教学工作，试想一下，如果当初我的念不正，想用“精神病”方式出来，那些恶人就会利用“精神病”来给你注射药物，真的把你治成了“精神病”才放人，那后果真不敢想象……
四、“严管”迫害
二零零五年三、四月左右，在马三家教养院的很多大法弟子不约而同的意识到，关押是非法的，不应该再关在这里了。我们是无罪的，所以先后用不劳动、拒穿狱服、绝食方式反抗这一非法关押，要求无罪释放。
由于当时反迫害的人多。每分队都有一多半人不劳动了。教养院也很恐慌。把三个大队又做了重新调整。一大队二大队是严管队，各有六个分队。每分队增派二名女恶警一名男恶警，加强迫害力量。三大队就是一些“转化”人员和新关押的大法弟子。
酷刑演示：罚坐小板凳
当时的严管是：禁止一切室外活动，五点钟起床后，只能在固定位置坐小凳。不准互相说话、不准在室内走动、不准到窗前向室外张望。吃、住都在一个屋内，有专人送饭。室内前后各安一个监控器。二十四小时全程监控。可笑的是上厕所也排班，一个监室一个监室去，不准互相碰面，这监室人進屋关上门后，另一监室人再出来，惟恐互相沟通。
我仍在一大队四分队，队长还是崔红，另配原一大队三分队队长黄海艳和另一名男警。刚调整分队后第一天晚上，马三家教养院政委王乃民带领很多男女恶警，到各分队强迫穿狱服。把我拽到队长办公室，两个女警把狱服往我身上套。我拒穿，并说：“你们给我套上，我回屋就扒下去。”王乃民气坏了，命令：“送小号去！”就这样我被关了“小号”。
1.“小号”迫害
“小号”是马三家又一处迫害场所，在北楼接待室楼上顶层。这里四周有隔音设施，在这里喊叫外界听不见。一间普通教室大小的地方，被分割成十多个小监室。室两侧对称排列，每个监室都设有监控器，高音喇叭。随时進行噪音干扰。
我在的监室只有一条长凳子，四壁空空。冬天没有暖气和可盖的东西。听说到冬天还特意开开窗户，冻大法弟子。有一个沈阳的大法弟子，就是在这里被四肢冻坏的。按院里规定蹲“小号”一次期限十天，可是在那儿时，有的已经连续关了二、三个月了。在那里不准洗漱。一天一次厕所，只给窝头、咸菜。
我在那里的时候，被关进去的人很多，每个监室都有二、三个人。有很多都在绝食。恶警每天来灌食一次。和我同监室的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就在绝食，到灌食时，巨大的噪音喇叭响起。不让其他人听到灌食的喊叫声。三、四个恶警把老太太按倒在地， 把胶皮管插入鼻腔，从鼻腔到胃里。再把一小盆玉米糊用注射针管推進去。我隔壁监室的关在这的大法弟子已经绝食半年了，身体已经瘦的皮包骨，恶警还把她长期关在恶劣的环境里。她们真是太残忍了。所有参与迫害的恶人都罪责难逃。十天后，在我要求到期放人的情况下，他们把我放回分队。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2.“虐待”迫害
从“小号”出来后，发现监室内二十多名大法弟子都坐在地砖上，身下只坐个小棉垫，后来才知道。在我去小号的十天里，这里发生了很多事。所有的大法弟子用绝食方式来抵制强穿狱服，最后院方只好做罢。一次，学员上厕所回来后，没立刻坐下，在自己的位置上站了一会儿。（因为在严管中，学员一天除上厕所、吃饭、睡觉外，只能坐在凳子上，不许站立和走动。）坐班和恶警崔红喝令坐下。大家没听从，崔红立刻恼羞成怒，命令坐班把所有人的凳子都撤走。就这样大家只好在地砖上只坐个小棉垫了。
我回到分队后不久。崔红又命令大家坐凳，大家都不坐。崔红又命令把所有人的小棉垫撤掉，让大家直接坐地砖。三、四月份天气很冷，每天长时间坐在冰冷的地砖上，会是什么样？这不是虐待是什么？这种虐待一直连续到九月份，五个多月后，才让坐小棉垫，当然中间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3.“灌食”迫害
为了抵制这一条列的人身迫害，我也开始绝食。到第五天，她们来给我灌食。恶警把我从监室拖到走廊另一头的空教室，恶警在那里灌食。由于我在被拖的过程中，喊了“法轮大法好，迫害大法弟子有罪”，遭到恶警黄海艳的踢打，我嘴被打出血，胳膊被踢青。事后我指责黄海艳打人，她无耻地说：“谁看见了？我没打。”
后来她们见大法弟子一个个被拖出去影响大，就改在到各监室内灌食，我被灌食时，由于不断呕吐，按着我的恶警崔红从地上拾起一个抹布，使劲往我嘴里塞，还恶狠狠的说：“我让你吐，吐出来也让你吃進去。”她还把吐出来的东西往我身上抹。灌完食，我起身指责她们的恶行，她气急败坏的说：“该！谁让你不吃饭了。”
我们大法弟子所有一切反迫害的行为，就是要告诉所有人我们信仰是自由的，是无罪的。停止关押，停止迫害。但在这里并不被理解。所以，我们每前進一步，都很艰难。每做一次反迫害的努力，都遭到了无情的迫害。出狱后，我偶然还在网上看到崔红、黄海艳等人还在当着马三家迫害大法弟子的急先锋，真是可悲呀！
五、“加期”超期关押迫害
在马三家教养院，大法弟子除被体罚、酷刑迫害外，还有一种迫害就是加期，而且加期随意性和幅度很大。少则一次加十天，多则三、五个月，有的已累计一年。有个叫王淑春的大法弟子，大约在二零零三年左右，只因翻出一篇经文，被队长找去，被告知态度好加期一个月，态度不好加期三个月。在这里关押的大法弟子，很少有没被加期的。我就被累计加期三个月。原因有我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
由于教养院对我的酷刑、体罚和超期关押不放，我母亲（大法弟子）写信、上访向各有关部门投诉，揭露马三家的这些违法行为。沈阳检察院承办了我母亲的诉状。并派人到马三家向我本人核实、取证。立案调查。并阻止了对我新的加期企图，使我于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结束三年零三个月的劳教迫害，并于次年返回教师岗位。
以上是我简述的几次迫害经历。其实在那里的分分秒秒都是迫害，分分秒秒都浸满了辛酸和苦难。我的痛苦、家人的承受都无法用语言尽诉，愿我们共同努力，彻底结束这场迫害，让天赋人权——信仰自由早日到来！
（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