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6日，近两千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DC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迫害集会和游行，同时揭露中共掩盖武汉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灾难，呼吁全世界各国应站在一起，立刻结束中共暴政。
【法轮大法在长春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六日】
2022年11月06日，中共20大结束之后，中国社会开启了一个新的社会模式，有人称之为大逃亡模式。除了在网络上流传的富士康数万员工大逃亡之外，外国企业，港商企业，台商企业，甚至是中国的一些富人也都在逃离中国大陆。
大逃亡也被看作是社会大动荡的前奏，也是大转变或者大崩溃的前兆。从历史上来看，东欧共产阵营的解体始于东德居民的大逃亡。那么，2022年10月份，在中国发生的这场大逃亡，大家逃的是什么？对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是否会引发中国更大的社会变动呢？
富士康工人大逃亡 清零防控面临崩溃
郑州疫情是从10月8日前后开始的，到了15日就已经很厉害了。但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共召开二十大前夕，所以，河南和郑州的官员选择了掩盖。10月19日，富士康宣布禁止郑州工厂食堂开放，要求工人在宿舍内用餐。与此同时，该公司告诉媒体，随着工厂增加最新iPhone 14的产量，它还在维持正常产能。
后来传出消息说，有十万人被隔离，但它的隔离区在工厂区之外，就是不能去上班。而能上班的人呢，都是闭环管理，有吃有喝，但隔离的人饭菜供应不够，所以这十万人就陷入了一个困境。随后就发生了富士康员工的大逃亡。
曾驻北京的日本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在脸书说：“数以万计的员工被关在宿舍，不仅没有活动空间，食物和饮用水也严重不足，口罩甚至3天才发一个，得了病也得不到医治，部分员工忍耐了十几天后终于爆发，冲破保安的拦截，上演了大逃亡。” 矢板明夫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穿过田野、乡村，没日没夜地默默走在中原大地上，其景象就好像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的逃难队伍。
从10月29日开始，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就开始广泛流传各种各样的照片和视频，显示郑州富士康数万工人冲破封锁，依靠步行展开大逃亡。
但是这个时候，中国民间的民心变了，他们不再歧视和阻挡这些可能携带病毒的逃亡员工，而是帮助他们回家，有很多当地居民将方便面等食品和瓶装水放在主要的公路旁边，留下纸条让富士康员工自由使用。这些食品供应点上还贴着标语：让富士康员工回家。而地方乡镇也不再阻挡这些员工返回故乡。
中国在三年以前武汉爆发疫情时，曾经发生过武汉大逃亡，有大约50万武汉人外逃，还有很多武汉出来的人逃到了海外。《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近日在《菁英论坛》节目中表示，以前发生在武汉的逃亡，主要是因为害怕病毒，而这次郑州的逃亡，主要是害怕隔离，这个区别非常大。此外，从视频上可以看到，郑州这次也派出了武警，派出所公安也有去拦截的，但基本上都是拦而不截，大家就是硬闯，他们就让人过去了，不像以前那样去暴力抓人。而且呢，各级政府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还派车，直接派车去接。老百姓的态度也不同，我们看到很多民众在逃亡路上留下了食物和水，还有司机搭载那个逃亡者。
郭君说，大家记得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就是各地围追堵截，生怕沾惹来自疫区的人。尤其是网路上老百姓的发言，这次也完全不一样，人们对逃亡者是充满了同情，而不再是骂他们说什么“不听指挥”啊，或者“千里投毒”啊。这个区别非常大，就是大家不那么害怕病毒了，这是很显着的一个变化。郭君表示，这意味着北京严厉清零政策的这个背后的理由，说是病毒很可怕，老百姓基本上不太相信了。
访谈节目的制作人李军在《菁英论坛》中表示，这次富士康逃亡，其实从政府来讲它是有明显责任的。根据网络流传出来的对富士康内部人士的采访资料，在发生疫情之后，政府实际上是把这个摊子甩给了富士康。政府把门一关，反正你富士康肯定不能让自己停工，因为一旦停工之后，整个IPhone的产业链就断了，那么它会造成巨大损失。所以政府为了不让它生产中断，就把这个门一关，你们就在里头弄。
李军说，从那个内部的采访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虽然把企业给它封在里头，但是作为企业来讲，它的食品，它的药品，它的很多东西没法自己解决，它是需要政府帮助的，但是需要帮助的时候呢，其实当地政府没有给它应有的帮助。李军指出，中共这个政府就是这样的，做事要不就极左，要不就极右，要不就甩手掌柜不管。
害怕上杀猪榜 企业家大逃亡
富士康员工逃亡事件足以载入史册，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人民反抗暴政的一次大觉醒，显示极端防疫的高压政策正面临崩溃的局面。不过，习近平新时代造成的恐惧远远不止于防疫封锁，习近平正在掀起的大搞供销合作社的高潮，计划经济的回潮，以及公私合营2.0的出现，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以及外商都心生恐惧。
李军在《菁英论坛》中指出，中国这种民营企业，他们也很清楚，你做小的时候，共产党还不太注意。只要你做大了，你没有背景的话，你基本上就是经常会处于比较危险的状态。他们说这个中国最幸福的民营企业家是一年挣个一两千万的，共产党觉得你钱小、看不上。如果你挣到一个亿以上，你不找靠山，你是很危险的。
李军说，包括薄熙来在重庆，包括那些各种各样的案例，大家都知道，就一些企业老板做大之后，如果你被中共给盯上了，他们那时候开玩笑说有个叫杀猪榜。
李军表示，我觉得二十大是一个转捩点，因为二十大之前，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观看等待，看看会是一个什么结果。现在大家也知道了，习近平上来之后向左转得比较厉害。 二十大上所有改革派全下去了，上来的全是习家军，而且都是清零的强硬派。在二十大的报告当中，习近平还强调要长期坚持清零政策。
另外，习近平在那个报告里面又提到了要调节富人收入，而中共显然不会用一些正常的流程和法律手段来调节。很多时候就是，它只要找到一个理由，找企业家问题，找你麻烦，把你财产全部收掉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件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所知道的这个企业家圈子里头的人基本上就是，大家赶快一起逃。
李军说，他在新加坡的朋友是专门给富人逃亡做资金理财的，现在已经忙得接不过来电话了，忙不过来了，就是一动就是十几个人。十几个人说“我这怎么赶快能出来，你赶快帮帮忙吧”。
前中国公安大学讲师、现居美国的执业律师高光俊对《菁英论坛》表示，有一些富人，只是拿了签证了，但是并没有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他们为了想离开中国确实费尽了千辛万苦。高光俊举例说，他认识一个江苏的生意人，做的非常成功，他好不容易弄到一张机票，从上海要飞到美国来。但是上了飞机以后，机场又通知说这个飞机突然取消了，但是还有一架飞机可以去美国，大概只有20几分钟时间去上那架飞机，但是你们的托运行李是没有办法再取过来的。据这名商人告诉高光俊说，他想像不到的是，所有飞机上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上海人，都是可以花高价拿到这个机票的，都是生活比较好的人，他们没有一个人做出另外的选择，每个人都是背着一个包就直接冲到另外一个飞机上去了，行李全都不要了，而且不是一个人，每个人都这样选择，所以他觉得很吃惊，这是富人的一种逃亡方式。
高光俊律师还举例说，习近平所强调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回到初心，那就是不要这个私有制。最近在江西的九江市里面，一共大概有一百多个私人企业家都被抓了。就是说这个城市里面基本上比较富裕的资本家全都被抓了，涉及的资金大概是超过了一百多亿。而抓的名义全部是以参与黑社会，说你是黑社会，或者说你是欺诈，或者是什么行贿，那这一百多人也有一些侥幸的逃出去了。他们逃出去了后，他们在中国的资产，账面上的资产都是归国库所有了，国家所有了。这个房产全部封冻了，还不仅仅是个人的财产，就是子女、亲属，他们的财产也都封冻了。
高光俊说，这就是在江西发生的事情，像有的富人跟这个黑社会根本不沾边，有的人甚至几十年都没有回到江西九江去，也被算作是江西地方的所谓黑社会。中共就是用这种名义再一次打土豪，用中国国内的话来说，就是明着跟你抢。
大逃亡三种结果 中国走哪一种
大纪元资深编辑与主笔石山在《菁英论坛》中表示，上个世纪90年代。东欧共产党集团垮台啊，它是从一个大逃亡的运动开始。我记得在东德有一个奥运的女冠军，她是中长跑的，她和朋友跑到匈牙利和这个奥地利的边界上，然后她换上跑鞋，开始巴巴巴跑，然后我记得她在一个采访里面说，我一生跑了无数次，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在跑。石山说，当然后来东德这个大逃亡，直接就把柏林墙给跑垮了。
对此，郭君表示，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大逃亡跑出来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1978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复出的时候，他在广东当省委第一书记，他去东莞和宝安视察的时候，发现农村基本上没有年轻人，都跑光了。基层官员汇报的时候，不敢说苛政猛于虎，就跟他说，就是因为香港有很多工厂，年轻人都跑出去上班赚钱，偷渡去赚钱去了。所以习仲勋就说，那就做些工作嘛，让那个香港人到这边来开工厂，这就不用跑了，所以他就搞了这个深圳。郭君说，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其实是跑出来的，是大逃亡逃出来的。当然了，如果不是习仲勋，而是李井泉的话，那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李井泉是50年代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也是西南局的书记。在58年到61年三年大饥荒的时候，李井泉派民兵把守道路不准人民逃荒，结果把四川天府之国搞成一个地狱。根据四川官方自己的数据，四川最多死了1000万人。
郭君说，李井泉是毛泽东的死党，他是从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泽东，对毛泽东呢，就是奉若神明。而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郑州富士康大逃亡，它只是一个现象，很多中国人也在逃，现在还有了“润学”。郭君指出，大逃亡中一定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怎么变化？谁也不敢说，究竟是东欧那种变化，还是深圳那种变化，还是四川那种变化，这就看习近平他怎么选择，也要看中国人的造化了，也就看天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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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2020年年初震惊全世界的疫情，源于中国武汉的中共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已蔓延到全球多个国家。海外第一大中文媒体大纪元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武汉病毒）最准确的称呼是“中共病毒”，因为这次疫情是中共隐瞒真相，才导致疫情扩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 大纪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