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大法在长春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四日】
2022年11月04日,河南郑州富士康厂区爆发疫情,数万工人徒步返乡逃离,引发关注。分析认为,逃亡工人是中共清零防疫政策的受害者,在政府洗脑宣传下,对疫情过度恐惧,不接受富士康与国际接轨的宽松防疫措施,最终上演一出逃亡悲剧。
分析:富士康大逃亡 罪魁祸首是中共
郑州富士康是苹果手机iphone14的主要生产基地,近日,该厂区出现疫情,工人由于害怕感染和隔离大规模出逃,因为防疫交通管制,很多人无法搭乘车辆,只能徒步返乡,事件持续发酵,引发国内外媒体关注。
11月4日,旅美时评人雷歌对美国之音表示,富士康工人大逃亡是一幕荒诞剧,罪魁祸首是中共的清零洗脑。
雷歌说,近三年来,中共一直对老百姓进行清零宣传,当西方世界都已经开放与病毒共存下,中共却死守清零,屏蔽国外的科学证据,运用各种宣传机器夸大病毒的致命性与后遗症,制造国人对病毒的恐惧感。
他表示,逃亡工人无疑是清零防疫的受害者,值得同情,但他们因为长期受到中共的清零宣传蛊惑,因此对于工厂较为宽松的防疫措施十分抗拒,到处投诉。
“他们在某些方面又变成了极端清零模式的践行者、捍卫者和推动者,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这是何等荒诞。”雷歌说。
富士康宽松防疫遭工人抵制
郑州富士康工厂有超过90条iphone生产线,约35万名工人,承担着全球苹果手机50%的生产业务,是iPhone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对当地经济更是举足轻重。该厂进出口产值占郑州市进出口额的80%,占河南省进出口额的60%,在整个中国手机产业链的出口额中占比近1/3。
雷歌表示,富士康凭着它“大到不能关”的影响力,以及与当地政府的密切关系,获得了两项特权。一个是工厂不停工,实施闭环生产;另一个是确诊病例可以在厂里自行安排隔离,密接、次密接可以不隔离,让员工自愿选择是否上班。但是富士康的宽松防疫却遭到部分工人强烈抵制,最后演变成一场两败具伤的大逃亡。
员工步行返乡源于恐慌和封控
一名了解内情的富士康基层管理者王盼(化名)10月31日向陆媒“第一财经”透露了员工出逃的内幕,“由于隔离场所不足、物资也无法及时配送,再加上采样人员不足,初期的状况开始变得混乱。”
王盼说,“步行返乡实属部分员工的无奈之举,原因一部分来自对疫情的恐慌,加上员工获取官方权威信息的不足,另一部分是因为防疫交通管制,导致不得不选择步行。”
BBC驻北京记者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在推特分享影片称,富士康工人离开工厂,并开始长途步行返回家乡,是为了避免在公共交通上被当局逮捕。
对于出现的混乱情形,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党委书记苏东霞10月30日在朋友圈发文说:“富士康郑州厂区有20多万人,这注定不仅仅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管理难度很大;疫情发生之后,富士康尽力在内部调动资源努力处置,外部支持较少······无力独自支撑局面,不得已默许让厂区员工自行回家。”不过,随后苏东霞称该内容是她转载,并非原创。
日前,当局派出军警进驻富士康所在区域。网传视频显示,一些特警拦在公路上,但对于大量涌来的富士康员工,他们并未强行拦阻,放任他们离去。
11月2日,郑州富士康所在地航空港区,宣布静态管理七天。这种变相封城,阻碍了富士康员工继续逃离。
台湾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林先生曾在深圳负责管理工厂,富士康是该公司的一个客户。他对美国之音说,富士康在疫情下不停工很正常,是国际通则。
林先生表示,站在工厂管理的立场,最怕员工在外“滋事”,所以如果员工想出走就让他们走吧。
清零要求和企业能力不足 引发矛盾
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对新唐人表示,这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健康人大逃亡,并不是单独一个企业的责任,归根结底是中共清零的极端要求和实际能力不足之间的重大矛盾,以及过度宣传导致的。
黄大卫说,富士康有20多万工人,当出现半封闭状态时,不允许员工去食堂、商场里买东西,要单独送餐送药,单独进行救助。无论是富士康原来的后勤管理到后勤物资供应,他是没有这样的设计的,无力应对。而政府又要极端清零,但能提供的帮助又很少。
他表示,北京要证明清零政策正确,所以天天宣传这个病毒非常可怕,中共政府的反复宣传导致那些员工一听说有员工生病了,他们觉得是比末日电影还要恐怖的东西来临,“所以他们宁可这么辛苦,冒着没吃没喝,他们都要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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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2020年年初震惊全世界的疫情,源于中国武汉的中共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已蔓延到全球多个国家。海外第一大中文媒体大纪元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武汉病毒)最准确的称呼是“中共病毒”,因为这次疫情是中共隐瞒真相,才导致疫情扩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 新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