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大法在长春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2022年09月22日,“没有死于新冠,却因新冠而死”。防疫三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这句话有了切身的感受。
早在贵阳大巴事件之前,因新冠而死的人就已经很多了——有的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病死的,有的是因为没有食物吃饿死的—-但不管是哪种情形,死者可以说都是一个个单独离开人世的。
贵阳大巴事件不同,这一次是集体死亡,而且不是死了几个人,是一次性死了27人,堪称是三年来因新冠而死最严重最惨烈的一次事件!
为什么一次性死了这么多人?很简单,因为他们被装进了同一辆大巴里,又是夜间凌晨违规行车。中国2018年修订通过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长途客运车辆凌晨2时至5时停止运行或实行接驳运输。而早在2012年,中共国务院就出台了相关文件,推动道路旅客运输安全。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山多路险,是中国执行该规范最为严格的省份之一。贵阳大巴凌晨行车显然是明知故犯。
为什么要把几十号人装进同一辆大巴运走?因为要把他们转运到外地进行隔离。为什么大巴要夜间凌晨违规行车?因为要赶时间,尽快把车上的人转运到外隔离地。
为什么要把这些人转运到外地隔离,而不在家里和当地隔离?因为转运到外地隔离了,当地政府就可以实现“社会面清零”了,就可以宣布疫情被“控制”住了,就可以跟“上面”交代了,就可以保住乌纱帽了,干得好的仕途就有希望了。
为什么要把车上的人尽快转运到外地?因为实现社会面清零是有时间目标和计划的。自8月31日贵州省贵阳市报告本轮首例新冠感染病例,至今已有多个城区进入所谓“静默管理”。当局日前发布的《贵阳市疫情防控十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要“确保2022年9月19日全市社会面清零”。如果不能赶在19日之前把所有需要转运到外地的人都转运出去,就没法按时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就会影响到当地政府的政绩和面子,影响到官员的乌纱帽和他们今后的升迁。
现在问题集中到了一点:贵阳当局为何要急匆匆的实现社会面清零呢?因为中共政府一直以来实行的都是动态清零政策,而且是不计代价的动态清零,至今仍在顽固坚持这一政策。他们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无条件的坚决控制住疫情,而且也坚信自己能控制住疫情。这样一来,能否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能否控制住疫情,就已经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医学问题了,而成了政治问题,成了各级政府当下的头等大事,其他的事都必须为此让路,甚至连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这时候也可以弃之不顾。而且,更重要的是,各级官员能否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今后能否升迁,直接取决于他们执行动态清零政策的态度和力度,直接取决于他们实现社会面清零的政绩大小。
贵阳大巴事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换句话说,只要坚持不计代价的动态清零,就必定会发生贵阳大巴事件这样的事。即使不在贵阳发生,也会在别的地方发生;即使今天不发生,明天也会发生。
为了舆论维稳,贵阳当局已宣布对三名涉事官员进行“组织处理”。被处理的这些人包括其他没被处理的相关官员应不应该为此担责?当然应该。但他们只不过是替罪羊。说到底,造成贵阳大巴事件真正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他们,而是中共至国人生命于不顾的动态清零政策。不改变和放弃这一政策,类似的事件甚至更严重的事件仍会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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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2020年年初震惊全世界的疫情,源于中国武汉的中共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已蔓延到全球多个国家。海外第一大中文媒体大纪元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武汉病毒)最准确的称呼是“中共病毒”,因为这次疫情是中共隐瞒真相,才导致疫情扩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