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大法在长春二零二二年八月七日】

一位美国专家周三（8月3日）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说，一项法医分析表明，中共的武汉病毒研究所 (WIV) 正在对尼帕病毒（一种高度致命的病原体）进行基因改造，这违反了《生物武器公约》。

临床阶段制药公司Atossa Therapeutics的首席执行官史蒂文·奎伊（Steven Quay）博士说，这一发现表明另一个证据，这个备受争议的武汉实验室正在进行病毒功能增益研究————这些实验最终通过设施泄漏导致了COVID-19（中共病毒）疫情。被称为“功能增益”的病毒研究，是指旨在增强病毒的效力或传播性的实验研究。

奎伊说，他和其他科学家对2019年12月由武汉病毒实验室测序，并对外公布的COVID-19患者的病毒样本进行了分析检查。通过该分析，他们发现了20种非预期（基因）污染物。他们认为，这些污染物是武汉病毒实验室进行了其它研究的证据。该分析发表在一篇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的预印本论文中。

奎伊在参议院“新兴威胁和支出监督小组委员会”（Senate subcommittee on Emerging Threats and Spending Oversight）举行的病毒功能增益研究听证会上的书面证词(pdf)中说：“对于这20种非预期污染物中的19种，我们随后发现了前两年发表的研究成果证实该实验室确实一直在研究这些非预期基因。”这个听证会只有该小组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参加。

但奎伊指出，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发表的论文中没有提到的另一个基因污染物，是非常危险的尼帕病毒的克隆载体。

他在书面证词中说：“这是我遇到过的最危险的研究。”

这位专家在听证会上表示，尼帕病毒的致死率超过60%，比埃博拉病毒的致死率还高。不过，由于它不通过空气传播，所以其传播性要比后者低。同时，尼帕病毒要比COVID-19病毒致命60倍左右。

他说：“如果实验室获得的功能增进后的尼帕病毒爆发感染，会使COVID-19病毒导致的疫情，看起来轻松得像是在公园里散步。”

这位专家说，进行这种合成生物学研究是违反国际法的。

奎伊在听证会前接受《大纪元时报》（The Epoch Times）采访时指出：“这就是在把尼帕病毒拆开，然后再重新优化组装起来。这实际上是违反生物武器条约的。”

武汉实验室

在听证会上，奎伊列举了一系列证据。他说，这些证据表明COVID-19疫情来源于武汉实验室的泄漏。

其中，武汉病毒实验室的22000个样本和病毒序列的公共数据库，在2019年9月12日，即COVID-19疫情爆发前夕突然被关闭。虽然该机构后来解释说，这是因为网络黑客攻击造成，但夸伊称，这一行为“十分可疑”。

他认为，武汉病毒实验室的数据库被下线，是为了清除COVID-19病毒的密切相关前体的证据，这将是能够证明COVID病毒是从该实验室泄漏的“确凿证据”。

他还强调，武汉病毒实验室是世界领先的冠状病毒研究中心。在2019年之前，该设施囊括了该领域所有已发表研究成果的65%。

奎伊在听证会上解释说：“近十年来，他们进入中国各地的蝙蝠洞，并且……回到非洲，每年有20次此类行动，把这些（病毒）样本带回实验室。他们从大自然中收集了最多的（病毒）原材料骨架，然后对其进行病毒增益功能研究。”

“我相信，正是这两种行动的汇合……从蝙蝠洞里带回来的东西和增益功能研究，最终导致了疫情。”

武汉病毒研究所一再否认自己是疫情的病毒来源。但中共政权一直拒绝向外国开放该实验室及其记录，这使得针对这一假设进行独立调查几乎是不可能的。

2021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概况介绍指出，早在2016年，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开始进行涉及RaTG13病毒的实验。该病毒被确定为与COVID-19病毒有最接近的基因相似性。

根据该概况介绍，除了从事“功能增益”研究以改造嵌合病毒外，至少从2017年起，武汉病毒研究所就一直负责中共军方的实验室动物实验。

（Eva Fu对本报导亦有贡献。）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