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实为中共病毒。2020年3月1日，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在布碌崙八大道游行，呼吁民众远离中共、远离瘟疫。

【法轮大法在长春二零二二年七月九日】

2022年07月09日，自上海解封后，中共每日的疫情通报中都写着，大陆“无新增死亡病例”。就在今年3月，中共卫健委自“一年多来首次报告”了“因新冠死亡的病例”，即为4683例。而到了6月19日，港媒又再次报导，截止到这一天，“大陆的新冠死亡总人数为5226人”。

这两个数字相减之后，或许有人会感叹：病毒的杀伤力还真是不可小觑，大陆三个月就死了543个人。然而，中共显然会对此表示不服。因为在其看来，跟“每百万人有3042人死于新冠”的美国相比，咱们的“新冠死亡人数”不过才“3.7”而已。相比新加坡144.9/百万、日本145.7/百万以及韩国107.5/百万、比欧美国家低了10到20倍的死亡人数，中共通报的数据甚至还要低30到50倍呢！在这种悬殊的对比面前，中共已自豪地向外界宣称，正是由于“清零”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中国P民的染疫死亡率才会降到令整个世界都望尘莫及的最低水平。

而在墙内，上海卫健委也曾通报过，从3月28日封城到4月21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该地总共确诊了43万5957名染疫者。但其中，也只有36个本土死亡病例。如果以上海的居住人口为2500万来进行换算，就不难发现，这个病毒的致死率不过才0.008%。

看起来，中共真的是“战胜”了病毒！但同时，这话也令人感到悲哀和讽刺。因为这意味着，中共不仅能在数字上降低病毒的致死率，还能在非染疫者中制造出比病毒更凶猛的、更高的非正常死亡率。在“清零”之下，大陆各地的非正常死亡案件频发，而那些非染疫者的各类死因也让人觉得无比痛心。

一、死于医院为防疫而拒诊或延诊

3月23日，上海东方医院的护士周盛妮哮喘病发作，但因被自家以及多家医院拒收而不治身亡。不久之后，家住上海的网信证券副总裁韦桂国突发脑溢血，也是因为在封控期间，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4月13日，上海小提琴家陈顺平旧病复发。他呕吐不止、腹痛难忍，被两家医院拒诊后，因无法忍受病痛折磨而选择了跳楼自杀。当时，复旦大学的教授余惠中也因患病而不得不“4个小时全城求医”，但最终也没得到救治，结果撒手人寰。一位突发哮喘的老人，在小区被强行封控的情况下，无法出门就医，最后也是因未能被救治而悲惨地死去。

因进不了医院而丧命，或许还不会让人那么难以想像；但若是进了医院，也被眼睁睁地看着等死，就让人觉得太不可理喻了。4月上旬，郎咸平的母亲因肾衰竭需要打针，原本打一针就会没事了，但只因核酸阴性报告没出来，导致老人在4个小时的漫长等待中痛苦地死去。还有一位名叫吴中南的上海老人，因呼吸不畅进了医院，然而当时的医院人满为患，医生也未能及时提供吸氧装置，最终被活活憋死。

二、死于救护车的不及时救援

大陆的120救护车是出了名的低效，处在封控中的上海人可算是彻底见识了。4月22日，一位送餐员在路上发生了车祸，头部大出血。当时，连警察都赶到了现场，却迟迟不见救护车来。就这样，他死在了街头。还有某小区志愿者因劳累过度、突发疾病，家人急电120，但始终都没等来救护车，最后在妻子开车将其送医的途中不幸离世了。

5月4日，上海一位名叫童薇青的女记者突发心脏病，在痛苦难耐、又叫不到救护车的情况下，她竟然跳楼自杀了。据一位同事反映，她去世当晚已出现了抑郁的症状，到晚上11点就突然“开门冲出去从九楼跳下去了”，因为“还有气在等120”。类似的案例其实并不罕见，这桩桩件件都足以表明，中国大陆的120不仅救不了人，还会杀人于无形。

三、死于自杀

在长达一、两个月的时间内，把人封在小区、楼栋、甚至几十平的家里，没病的都会被憋出病来，正常人都可能会被逼疯。由于极端的封控政策，很多人因各种原因都越发地感到生无可恋，一时间自杀、寻死的人数开始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

就拿丹东一地来说，两个月内被曝出跳楼自杀的有6例，跳河、跳湖的有2例，在家中自杀的也有6例，另外还有上吊自杀的。这其中就包括最近那位因无法忍受公权力的侮辱和构陷而选择上吊自杀、以死鸣冤的93岁老人。

其实，上海在刚刚封城时，就已曝出过多起跳楼自杀的极端案件。相比大陆其它中小城市，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甚至会频频传来社会知名人士自杀的消息。除了上面提到的小提琴家以及知名报社的女记者之外，上海虹口区卫健委信息中心的主任钱文雄也被证实，在办公室自杀身亡。另被曝光的一位自杀官员，是在吉林省吉林市某街道办工作。因在其辖区内突然出现了180名阳性病人，他遭到了上级的严厉问责，由于难以承受重压，最终跳楼了。

身心饱受重压与摧残的不仅在“阴界”有，在“阳界”也有。仅在吉林市的一间方舱医院里就出现了一位上吊自杀的病人。她当时呼吸困难，却一直得不到救治。医生不管，120倒是接了电话，但拖了好几天，也没见人来。她的精神状态很差，到后来因无法忍受，就寻短见了。

封城给人带来的精神压力是难以想像的，除了要适应居家办公的上班族，店铺无法开门营业的生意人，还有上不了学，只能在家里上网课的中、小学生。就在今年的3月28日，吉林市传来了一位高中生因不好好上网课而被母亲斥责，后来在郁闷、情急之下跳楼自杀的消息。与此同时，许多被封控在校园内的大学生，也同样“到了忍受的极限”。5月初，上海同济大学就被曝出有学生跳楼自杀。尽管官方刻意隐瞒，但很多学生听说后，都表示并不惊讶。因为他们感同身受：被封在学校，的确就像坐牢一样。

四、被饿死在家里

在4月封城期间，上海某离休官员的遗孀被活活饿死在家里。到了5月，墙内又有消息称，一位独居老人因行动不便而被饿死在家中。丹东封城时，也曝出两位老太太被饿死的消息。其实，这样的老人应该还有很多。毕竟，这一群体在整个麻木不仁的中共国社会中，早已在长期遭受着白眼和冷遇了。

今年1月，西安人在“清零”的折磨下，已经发出了最真实的呐喊：在今天的西安，你可以饿死，但你不能死于新冠。到了4月，对可能会被饿死依然抱着半信半疑态度的上海人最终吃尽了苦头。于是，北京一出现病例，他们就赶紧告诉北京人，赶紧买冰箱、赶紧囤货。从那时起，何止北京人，江苏人、安徽人、上海人也都像被上好了发条似的，一看疫情升温，就轮番掀起了抢购潮。

从这种魔幻场景不难看出，饥饿在极端的封控下，已成为中国人难以磨灭的记忆了。不仅是因为自己被饿过肚子，更是由于耳闻目睹了太多被饿死在家中的那些惨绝人寰的真实案例。怕被封控、怕被饿死，或将成为中国人此后一生中最大的恐惧。

对于中共封控下的非正常死亡，上面只是进行了最简要的分类和罗列。由于在过去数月内，被官方强行禁锢在“全域静止状态”的大陆人已遍及中国各地，因此不难想像，那些被政府掩盖、尚未被曝光的惨烈事件似乎还有更多。

有文章显示，自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来到中国大陆后，这里的“全域静止”人口就从1月的5000万增长到了4月的1亿，高峰时甚至达到了2亿。上文提到，上海刚封城一个月时，被写进官方通报里的染疫死亡者只有36名。但根据当时民间的统计资料所披露的数据，非染疫者的死亡人数已超过70。

尽管后来，染疫死亡者的人数持续“清零”，但病死、饿死、自杀的正常人却在各地频现、甚至还有增无减。这其实还不包括，随着倒闭潮、失业潮的出现，活在“不上班的致死率是100%”的现实恐惧下、即将成为饿死、自杀对象的更难以计数的中国人。

难怪在很多人眼中，中共就是一台绞肉机式的存在。因为它在短短数月的“清零”过程中，已经制造出病毒在三年内恐怕都难以达到的致死率。可见，在中共面前，连杀人于无形的病毒都要自叹不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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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2020年年初震惊全世界的疫情，源于中国武汉的中共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已蔓延到全球多个国家。海外第一大中文媒体大纪元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武汉病毒）最准确的称呼是“中共病毒”，因为这次疫情是中共隐瞒真相，才导致疫情扩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