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何处无芳草 逃港罹难者的灵魂终于在美国自由的土地上安息
【法轮大法在长春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日】
青山环抱,芳草萋萋,176名为追求自由幸福而献出生命的广东逃港知青,魂兮归来,他们的灵魂终于在美国自由的土地上安息。
6月15日,镌刻着搜集到的第一批逃港罹难者名字的“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在新泽西州“恒福墓园”揭幕。
逾百名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成功逃港的广东知青,如今已七老八十、白发苍苍,他们聚首于纪念碑前,遥想当年为了自由投奔怒海的惊心动魄,幸庆自己的九死一生;此时此刻,他们更想念那些“同是天涯沦落人”但在逃港途中或葬身大海,或饿死在长途跋涉路上,或摔死于悬崖峭壁下——“用生命换取自由”的同学、同仁、知青队友。
这些有幸活到今天,自称“死剩种”的有情有义的“卒友”(那时把逃港叫“督卒”),感慨万千,泪洒纪念碑前。他们凝望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在纪念碑前献上鲜花,摆放鲜果、三牲、元宝、香烛拜祭,全体默哀、三鞠躬、致辞予以缅怀。
让蒙难者的灵魂在自由世界安息
纪念碑上书:“在无依之地上空飘荡的孤魂,归来兮,天涯何处无芳草?愿你们从此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安息。美加广东同学 敬立”
逃港幸存者曾在2014年5月1日在香港新界大鹏湾吉澳岛鬼吊角,为当年的偷渡蒙难者立起一块墓碑。虽然石碑在人迹稀少的偏远小岛上,甚至墓碑上只是隐晦地写着“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垂”,但是岛上的居民怕惹麻烦,要求把碑迁走;逃港幸存者后来改为制作“布碑”,只能到不同的岛上举行纪念活动。
到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每年拜祭几乎再不可能,他们便与现在美国落地生根的逃港者商量,把纪念碑建在美国,让这些屈死的冤魂,在自由世界能有个永久的安身之所。
参加仪式的当年逃港知青唐伯鸿说:“纪念碑原来立在香港,但现在大环境变了,今天连纪念死人的碑都要逃,亡灵都要逃,很无奈。”
自由世界永远比共产世界好
当年家住广州东山合群路、1966年从广州七中毕业的容锦爱,因为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父亲是右派,虽然她科科第一名,但不能考大学,只能去农村,“那时评工分,按照给我的工分,我分到的粮食都不够吃,我为了上大学、为了不饿死, 我必须要逃港。我知道逃港是很危险的,但在最底层的我,生不如死,还不如赌一赌。”
“我已经预备要死了,那时候,在中国很惨了,生不如死,要是中途不幸死了,也值得。所以我那时候,只有一个想法:活着去香港。”容锦爱说。
容锦爱和妹妹在1971年5月17日那天一起走,先是坐船到中山,之后骑单车到了山边,在山里走了5天,有一日天黑了,她的妹妹喊累,坚持不走,她们躺下休息,第二天天亮醒来,才发现她们睡在了悬崖边上,幸亏前一晚躺下休息了,如果摸黑往前走,很可能会摔下悬崖,真是惊险万分。
走完山路后,她们下水,在水里游了两天到了澳门,再由蛇头带着到了香港。“我在香港读了大学,然后留学来了美国。”
容锦爱说:“很多同学偷渡,中途有的人没有命了。我很幸运,可以留着一条命,可以到自由世界,我思念过去的同伴,现在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回到自由世界,我们可以画一个句号。我们一定要立一个纪念碑,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去了,我们去了以后, 就没有人再说这个历史,所以我们立这个碑,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
如今儿孙满堂的容锦爱说:“自由世界永远比共产党统治的世界好。”
不是我不爱中国 是中国不爱我
纪念碑上,镌刻着一个名字“饶必永”,她当年是广州侨光中学(57中)的学生。6月15日揭幕仪式上,饶家两兄弟——76岁的哥哥饶成和62岁的弟弟饶Jimmy参加活动,他们表示,饶必永逃港途中失踪了,和她一起出发的还有几个住在广州东华西街的街坊同学,除了一个同学后来折返外,其他人都罹难了,但是怎么罹难的,之前并不知道具体情况。
说来话巧,正当饶Jimmy的女儿在石碑前用手指着自己姑姑名字的时候,有一个人过来问她:“她是你什么人?她就是我的小学同学,我知道有一个人知道情况!”然后即时打电话给当年一起偷渡后来折返的同学,“这个同学告诉,他们在惠阳淡水附近的大山里面走了十几天,身上没有了干粮,遇到台风……”。说到这里,饶Jimmy顿时哽咽,眼圈红了。
大哥饶成说:“很多家庭都被共产党整得很惨,不是我们不爱中国,我们是黑五类,那时我们的同学说:踩你到地上,还踹上一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因为我们是‘叛徒’、‘卖国贼’,不是我不爱中国,是中国不爱我。”
珍藏50年的“偷渡地图”
1965年初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到了斗门平山农场做知青的唐伯鸿说,当时农场有三万知青,他在1972年就很想逃港,知青们找来了“据说从广州军区拿出来的军用地图”,有行政区图、地形图,标记得非常详细,知青们就用蜡纸盖在上面描绘复制。
唐伯鸿展示了他珍藏了50年的偷渡地图,这几幅地图已经发黄、变脆、被虫咬出洞,“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唐伯鸿1973年游泳偷渡,“游水经过了三灶岛、大小横琴岛,后来回去都不认得了,像南柯一梦。”唐伯鸿起初是与一个同伴结伴,结果第二天遇到边防开枪,同伴被抓,“6天5夜就我一个人,碰到巡逻人员,他们用步枪朝我开了两枪,子弹在头顶飞过,我整个人发软了,我几十年后还记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是打中了我,举手举手,我往身上一摸,并没有打中,手电照过来,他说:还有一个。我就看见差不多游到海边了,我要搏一搏,往澳门那边继续游,第二枪又打过来,那边又大喊:抓特务啊。”
唐伯鸿说,那死里逃生的一幕在50年后仍清晰印在脑海里,“那一枪,来到美国有时做梦还会梦到,睡觉时突然惊醒,以为自己被抓了。”
唐伯鸿说,当年自己为了寻求自由,“很艰难,走过来也就是一刹那”;说到哪一天全体中国人才能都拥有自由,唐伯鸿说:“那比我们当年逃港要艰难一百倍 ,(但)那是我心底的愿望。”
有生之年 我们一定每年都来拜祭
当年到东莞当知青的纽约“至德三德公所”主席吴行说,他在的那个大队有120个知青,他在那里待了三年,“到我走的时候,差不多走了一半了,有机会走的都走了,能够走的都走了。”
当时他还犹豫不决,“我的朋友逃了但被抓回来了,他对我说,你还想那么多?逃港只有好的没有坏的,就算被抓回来了,还是做这份工作,没有损失的。”
吴行在农场待了三年后才逃,“幸运的是一次就偷渡成功,大队有一百多个知青,大概有10个失踪了。”
“我们这帮人大部分70岁以上,我们有生之年只要我们能走动,我们一定会来,直到我们走不动或离开人世。”吴行说。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