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大法在长春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九日】
2022年06月18日,上海为防范Omicron的爆发,强制采取了“清零”封锁政策。 “清零”封锁使数百万人在几个月内没有收入,农民工受到的冲击最大,他们更担心新一轮封城,因为他们很难在下一次封城中生存下来。
在过去两个月里,上海居民经历了自中共病毒大流行以来在中国实施的最大规模的全市封锁。近2500万人被限制在家中,几乎所有的经济和社会活动都停顿下来。
英国《卫报》报导,来自江苏省的农民工季先生所在的社区,封锁时间更长,比上海其它地区的封锁还要早两周。
51岁的季先生说:“我在床上躺了很久,现在我的背还在疼。”他和妻子在他们租的一间窄小的卧室里忍受着封锁。
6月2日,是上海解除封锁的第二天,季先生受雇于一对夫妇,负责清洁他们的窗户和修理一些家用电器。作为回报,他将获得200元(30英镑)的报酬。
他说,这是一种解脱,“两个半月来,我根本没有任何工作可做。”他对《卫报》说。
农民工所受到的冲击最大
2021年,中国城市和城镇地区有超过2.92亿的农民工。农民工占全国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他们来自农村地区,中共严格的户籍制度把他们登记为“农村户口”,大大地限制了他们在中国境内移民和纳税人的权利。
根据中共官方数据,2019年有超过450万农民工在上海登记就业。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在封锁期间没有工作,也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援助。季先生说,他很羡慕那些能通过网络在家工作谋生的上班族。
“这实在是太难了。像我这样的农民工受这些‘清零’封锁的打击最大,因为我们必须走出家门来谋生。反正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多少积蓄。”他说,“就我而言,我有两对父母要供养,我的儿子刚刚结婚,由于他的聘礼,我们仍有债务要还。”
季先生能够度过封锁期,要感谢一位朋友借给他大约1万元人民币,帮助他支付房租和费用。“平均而言,每天我们至少需要100元来支付我们的日常开支,所以这笔钱真的帮助很大。”
尽管如此,这笔贷款还是给他留下了更多的债务,而且季先生说很难找到工作,因为他被限制不能进入上海的一些社区。
“一些社区仍然不允许我们进入,人们仍然不愿意让陌生人进入他们的房子,因为担心可能会感染Omicron病毒。”
当被问及他是否想过离开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上海时,季先生似乎有些犹豫。
“我有一点想离开,但回家意味着必须自费接受14天的隔离,我负担不起。此外,我所有的工作工具都在上海,把它们运回家也要花很多钱。所以现在,我还想在这里试试我的运气,能待一天是一天。我只希望这里不会再有大规模的封锁,否则我将不得不离开。”他告诉《卫报》。
“肯定无法在下一次封城中生存下来”
《卫报》报导说,当季先生希望他能在上海坚持下去的时候,来自江苏扬州、54岁的老年护理员龚女士却处在更加绝望的境地。
在下午的阳光下,她无精打采地坐在停在公交车站阴凉处的电动自行车上,等待着是否有潜在客户。和她一起的还有五名农民工朋友,包括三名男性和另外两名女性,他们从事倒卖旧货和老人护理工作。这个月的每一天,他们都来到这个繁忙的地方,希望能够被雇用,但人们很少停下来问津。
6月9日,龚说:“自从重新开业以来,我们没有任何生意。”她转过身来,询问身后的一个废品商贩,他们也没有任何收获。
和季先生一样,这群农民工在封锁期间也是零收入。然而,由于养老院仍然关闭,许多人对病毒太过恐惧,不敢请人护理,护理人员将继续忍受封城所带来的痛苦。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龚说,“我们以前工作的护理中心因封锁而关闭,至今还没有重新开放。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重新开放,我已经等不下去了。我已经欠了房东两个月的房租,所以我急需一份工作。”
回顾她在过去两个月的经历,龚说至今她心里仍然感到恐惧。随着封锁期间工作的枯竭,获得食物也变得更加困难。
“有一段时间我只有米饭吃(没有菜吃),最后我连大米都吃快完了。值得庆幸的是,我的一个邻居得知此事后,分享了一些大米给我,并教我如何参与网上的团购。”龚说,尽管如此,超高的食品价格已经耗尽了她仅有的一点积蓄。
在上海,新一轮的病毒大流行威胁仍然非常真实。随着新增病例的出现,上海的一些社区重新实行了封控。
龚说,她和其他工人“肯定无法在下一次封城中生存下来”。
“我们也没有能力回家,因为强制隔离的费用很高。”她说,“如果想给予我们一些真正的帮助,那应该是解决我们眼前的急需,比如给我们房屋租金减免和一些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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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2020年年初震惊全世界的疫情,源于中国武汉的中共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已蔓延到全球多个国家。海外第一大中文媒体大纪元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武汉病毒)最准确的称呼是“中共病毒”,因为这次疫情是中共隐瞒真相,才导致疫情扩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