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8日，逾千名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盛大游行，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4.25中南海和平上访22周年。游行沿途一些观众表示，他们专门从不同地区赶来法拉盛观看游行，盛赞游行场面振奋人心。

【法轮大法在长春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2022年04月21日，上海疫情下政令朝发夕改，各种管控措施混乱低效，城市管理链条断裂，导致次生灾害多发，民怨四起。阿波罗网披露了一篇被微信删除的英文长文，作者是一位20出头的程姓女子，她在上海经历了13天方舱隔离。而网上另一篇文章《在上海方舱的19个日夜》中，记录了世博馆方舱医院8位隔离病友的感受，他们“在不同时期入住，分布在方舱的不同区域，时间最长的一位在方舱内度过了19天”，这篇文章记录的名为Leona的大学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微信长文的作者。

从被通知“转阳”开始，作为个体的你就消失了

Leona在微信文章中将此称为“放弃人的生活，接受作为动物或牲畜”。通常是这样的，某日某时，你接到电话，被告知自己是阳性，这时，即使你的“健康码”仍然是绿色，但电话那边说你是“阳”你就是“阳”了，要被送去方舱隔离。

你可能马上会想：去哪个方舱？什么时候去？需要呆多久？要提前准备什么？什么时候能出来？但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当然也没有人可问。

Leona是晚11点被通知确认的，但第二天晚10点才被接走，整整23个小时，但也有人接到通知后2小时就要上车，还有人是从医院直接运至方舱的，也有人是在医院和隔离点中转几天后才被送到方舱的。所以有人进方舱只带着手机，也有人还穿着环卫或餐饮店的工作服。

运送至方舱的旅途中也不平坦，8位病友中，有人在大巴上等待了六个半小时，凌晨零点上车，两点到达方舱，但发现车上一半人姓名不在方舱的准入名单里，所以一直在车上等，各种沟通和折腾后，清晨六点半才得以进入方舱。

进入方舱后，每个人需要戴上一个打印出来的腕带，上面有姓名、年龄、性别及一个号码，以后，没有人会叫你的名字了，而是用这个号码来代替你，是你的身份证明。如H2-02-003，代表H2舱，2区，003号床。

世博方舱里共四个舱，最大的H1舱共3000张床位，如此多人共处一室，令亲身经历的人感到震撼。每四张床位形成一个小隔间，由一米高的挡板遮挡。

另外还有洗漱区和卫生间。每个舱有一个医生站，下面按各个区域设置护士站，护士站有2或3名护士值班。

Leona说，“前四天我们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甚至这里根本没有消毒措施。最让人感到抓狂的是，这里似乎变成了一个病毒传播地。不治疗就将我们送到这里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待在家里，我们可以恢复得更好。”后来她终于思考明白了，“我认为唯一的解释是，政府不希望我们这些已经被确诊感染的人再感染其他人。我明白了，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的感受并不重要。他们只是想将确诊病例的数字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

Leona说，“我是所有确诊病例的一组统计数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甚至是一个被隐藏的数字。”

首先，“他们没有上传我的阳性检测结果”，所以，进医院时，Leona的健康码还是绿色。

其次，“我被送到这里后，每天查看官方公布的确诊病例新闻。但我从未见过我的名字显示在列表中”。

“他们想隐瞒什么？他们隐瞒了多少？他们为什么要掩盖？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难理解那个声称其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我们生活在这里，不被当人对待，犹如牛马被圈养”

虽然来的都是“阳性”病人，但每个人的症状都类似流行感冒一样，发热、流鼻涕、喉咙痛、肌肉酸痛，但有的不用药，有的用点感冒药，一、两天就度过了发热阶段，有人来到方舱之前症状基本都缓解了。“方舱内大家都是自愈，没有人吊水”。

来到方舱似乎不是为了治病，仅仅是为了隔离。几千人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中，无论男女老少都没有隐私可言。

方舱内24小时灯火通明，很多人睡不着觉，为了避光，大家各显神通。拿毯子、拿纸板、拿衣服等等做成能遮光的“天幕”，而固定“天幕”的材料就更五花八门了，用绳子或用垃圾袋拧成的绳子、筷子、牙签、水瓶等等就地取材，因陋就简。

有人因为长期被光照，导致胰岛素分泌紊乱，血糖浓度高，很少感觉饿；有人形容就像养鸡场里被催生下蛋的母鸡；方舱里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分。

卫生间通道边的床位就用床单或屏风来隔绝卫生间的臭味，可是根本做不到。每天晚上七点，是卫生间抽粪的时间，那时臭气冲天，住在卫生间附近的人根本呆不下去，必须得离开这里，到方舱的另一侧去溜达一个小时；垃圾桶也不是一人一个或一个隔间一个，而是在走道的某个地方。靠近垃圾桶的人看到大家都把痰吐在垃圾桶里，只得默默地把垃圾桶移到过道中间；女性如果用卫生巾就得找护士去要，但护士每次只给一片；至于床单掉色，让人怀疑自己身上、脸上的蓝色是奥密克戎的副作用，就只能算小事一桩了。

卫生间的使用是个大问题，每个方舱其实是一个大的展览大厅，大厅的两侧原来就有厕所，后来又增加了一些移动厕所放在两个卫生间之间，就是音乐节常见的那种。移动厕所粪便收集是有固定的量的，时间长不清理，多了就会溢出，而且冲水马桶中的水无法自动注入，需要人工注入，否则就会出现无水冲洗便池的现象。因保洁跟不上，很多厕所中都堆积满了粪便，早上此起彼伏的撞门声，是大家都在找还能用的厕所，大家称之为“开盲盒”。因此，在方舱的任何一个角落里，多多少少都会有卫生间的味道。

洗澡、换衣服对女生而言也是个根本就无法实现的事情，有的女孩子只得将自己蒙在被子里更换衣服。没有专门的浴室，而且卫生间状况如此之差，连换衣服在卫生间里都是很困难的事情，更别提擦洗身体了。

如果是男士的话还好点，可以在洗漱间洗洗上身。女士就太悲催了，只能忍着不洗澡，勉强想洗洗头，也是一个大工程。热水需要到饮水机去接，水流很细，所以饮水机前总是拍着大队，花2-3分钟接完热水后再到洗脸池接冷水，洗完一遍再去接热水，然后再接冷水洗，想想都觉得工程浩大。

几千人共用Wifi，效果可想而知，很多学生需要上网课，但嘈杂的环境和糟糕的网速却使人无法安心上课。有人在微博上贴了几张孩子们在方舱上课的照片，评论里有人说“岁月静好”，但只要把镜头调转180度，就会看到，周围的床铺上，有人在外放看短视频、有人在打水、有人在焦虑核酸检测结果，方舱生活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至于医护团队，世博方舱最先是上海九院、同济医院、仁济医院等五只医疗队，后来换成军队援沪医疗队，4月9日，又换成了福建援沪医疗队。

发生过多次医护人员晕倒的情况，戏剧性的是身体强健的“阳性”病友们合力把累得虚弱的医护们抬了出去。确实医护不容易，防护服一旦穿上就很难上厕所，面罩上都是气雾，有的医护累得坐在凳子上打盹，病友们真心感觉医护很辛苦。

就是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却有很多不愿离开方舱的，如有的农民工没有固定住所，离开方舱无处可去；有的租房合同到期，房东不愿再续，身为红码又回不了老家，只能留在方舱，等待彻底解封；外地在上海跑出租车的司机认为方舱里很不错，出去抢不到菜，还没饭吃，在里面一日三餐有保证，所以认为呆在这儿挺好；一个外地的卖菜大姐也是觉得，出去后市场被封，无法卖菜赚钱，没有房子住，居委会也不同意回去，况且也面临买不到菜挨饿的风险；一个“顺丰小哥”很早就满足出院条件，但快递点关门了，无奈之下，“顺丰小哥”只得就地就业，以每日300元的价格和院方谈妥，在医院打临时工，这个价格远低于目前医院雇人的标准500元/天。

绝大多数人很配合政府，在方舱里安心待着，也有人偷跑出去又被抓回来。待的时间久了，有时新的一批病患被送进来，原来的病友们担心被传染，要试图阻止新人进入，但他们忘记了，自己都是没有自由的“阳性”囚徒，试图阻挠当然不可能成功。

身处方舱之后的觉醒

Leona在微信文章中，说到她感动于德国总理默克尔2021新年致辞的一段话，“一种未知的病毒入侵我们的身体和生活。它打击了我们最人性的地方：亲密接触、拥抱、交谈和庆祝。”Leona感动之余发现自己还在震惊，震惊于相对于中共党魁2021新年致辞中，一直在高调宣称中国战胜疫情、取得经济进步及更多的成就。但从未提起身处这个国家的每个人, “作为个体，经历过，感受过，或许害怕过什么”。

Leona更希望有人性化的关怀，但中共治下根本没有人性的空间，没有人关心老百姓个体的心理感受。“为了追求零确诊的目标，我们牺牲了与朋友和家人在一起的关怀；我们忽略了对自由的向往”。

Leona最后写道：“我一直在想，是像牲畜一样快乐或痛苦地生活，还是当一个清醒地自觉且自知的人？”

一个名叫Steven的外企职员，在这座最文明的城市里，他“第一次直接地遭受到不可抗力的摆弄”。在方舱期间他要求自己多想自己的“庆幸”，庆幸他被运来了世博方舱而不是南汇，庆幸他将猫狗送去了朋友家而不必面临扑杀。

然而这些庆幸恰恰是建立在他忽略自己的不幸。终于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忽略不了了，他发问道：“出去后我们又有什么希望？我们还要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一直求生下去吗？”

觉醒是艰难的，“时代的灰尘落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大山”，上海疫情中的人祸灾难如果能让每一个不幸的人都能多一点理性的思考，多一点人性的回归，就会有更多的人发现自己的不幸根源，觉醒的人越多，中国才越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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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2020年年初震惊全世界的疫情，源于中国武汉的中共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已蔓延到全球多个国家。海外第一大中文媒体大纪元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武汉病毒）最准确的称呼是“中共病毒”，因为这次疫情是中共隐瞒真相，才导致疫情扩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消息来源：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