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8日，逾千名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盛大游行，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4.25中南海和平上访22周年。游行沿途一些观众表示，他们专门从不同地区赶来法拉盛观看游行，盛赞游行场面振奋人心。

【法轮大法在长春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日】

2022年04月20日，一个上海居民周二（4月19日）匿名在《卫报》刊出他的封城日记，记录计划供应、以物换物、焦虑以及饥饿的经历。

“首先，这不是我第一次被隔离，不是我第二次，甚至不是我第三次。”他在开篇时写到。

他说，他原本以为他可以很专业地，眼睛都不眨一下地进入人生中的第四次隔离。

在3月的第一周，他知道由于Omicron变种病毒带来的新一轮疫情，有些上海的小区和居民楼被封锁了几天，但他周围还没有认识的人受影响。

在第二周，开始有一个朋友要么被关在办公室里，要么被锁在小区里。跟社交媒体上说的一样，上班的人在担心今晚能不能回家，在家的人担心第二天早上能不能去上班。

到3月中旬，每个人都预感到，很快就会有某种形式的封城。办公室关了，员工被要求在家工作。但是当时也没有人谈论确诊人数，也没有人真正感到焦虑，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在中国以外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感染了COVID-19，然后他们恢复了健康，现在生活得也非常愉快。

“不是来自媒体，不是来自政治，甚至不是来自科学研究，而是他们信任的曾经经历过的人。”他写到。

在3月的最后一周，人们终于意识到陷入水深火热中，封城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于是他囤积了10天的食物。

到了上海市宣布全面封城的第二天，他浏览了美团和盒马网站准备买咖啡，才点击几下，就发现不对劲，因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我在早上6点醒来，刷我的购物清单，但没有任何用。我意识到，要么是（送货公司的）存货卖完了，要么是没有人在外面送货。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每个人都处于同样的情况。”他写到。

第六天，真正的焦虑开始了。“一个邻居敲门来问我要米。他今年50岁，独自一人住在我旁边的楼里，最后一粒米都吃完了。我把我的半包米倒进他手中的锅里，当他坚持要给我钱时，我拒绝了他。当我关上门的那一刻，我意识到情况已经到了难以获得基本必需品的地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食物短缺变得越来越严重。许多日用品无法在网上购买，政府只能提供最基本的一点物资，微信团购则成为剩下的唯一途径。

由于街道上限制流通量，而且封城期间送货员风险很大，只有超过一定价格或金额的食品订单才能被优先处理。团长成为受欢迎的人物。

“在几天的时间里，我比过去两年更了解我的邻居们。我用豆沙酱和一个邻居换咖啡，用鸡蛋和另一个邻居换牛奶。”他说。

到第三周，黑市也开始出现。小区居民可以从一个摆小摊的货主那买可口可乐、方便面、芒果乾和薯片，价格是原价的两倍或三倍。

他说，一天唯一能下楼的机会就是集体测核酸。他很幸运，直到现在整个小区都是阴性。

但他的朋友染疫后有被送去方舱，睡在一个巨大的开放空间里，24小时开着灯，2000人在一起。

“这就像一列看不见目的地的夜车”，他记得朋友在微信日记中写道。

对他而言，过去几周已经够压抑的了，因为疲于寻找食物、人们开始焦虑，加上每天通报的新增感染人数继续攀升，说好的最初解除封锁的日期不断被推后。

“不确定性开始充满人们的大脑：我们是否会再次恢复正常？武汉模式对上海有用吗？”他质疑说。

“我们现在在一个坚定遵守清零政策的国家，但病例数却像欧洲第二波疫情潮开始时一样高。这就像为前往（寒冷的）西伯利亚打包泳装，用筷子吃牛排，教老鹰游泳一样：当极端情况相互撞击时，戏剧性就会发生。”

他说，上海一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舞台，这个城市不仅是经济中心，而且还因其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多元化的公共生活、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和活跃的公民社会而受到赞赏。

“退休的医务工作者开始提出替代激进措施的建议，并质疑清零政策的合法性；记者开始收集因无法获得医疗服务和严格的核酸检测结果、病人被挡在急诊室外的死亡案例；市民开始质疑他们心爱的城市如何成为地球上的炼狱，人们饥肠辘辘，不停呼救。愤怒和挫折感开始主导社交媒体，文章和视频被分享了数百万次，然后被审查员粗暴地删除或移除。”他写到。

他说，一篇题为“上海人的忍耐已到极限”的网文被浏览了2000万次，在被当局删除后，由于公民前所未有的关注，再次死而复活，这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尚属首次。

“我知道我正在见证和经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刻：计划供给、以物换物、饥饿、战时焦虑和不确定性。”他写道。

他表示，他对当局最新的政策越来越觉得不舒服。当局规定，每栋楼如果有出现阳性病例会被再封锁14天，并增加多项新的核酸测试。

他表示，这些规定很容易引发邻居中COVID-19检测呈阴的人跟呈阳的人之间的矛盾。

他写到：“在过去几天里，邻居们开始在微信群里互相指责。有的时候是关于谁没有做核酸测试，有的时候是关于谁想溜出去买东西。在我朋友的楼里，邻居们看到有人下楼或在一群人在一起说话时，甚至开始报警。

“我可以看到现在的所谓‘阳性/可疑’与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之间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

“说实话，这比饥饿或COVID-19更让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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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2020年年初震惊全世界的疫情，源于中国武汉的中共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已蔓延到全球多个国家。海外第一大中文媒体大纪元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武汉病毒）最准确的称呼是“中共病毒”，因为这次疫情是中共隐瞒真相，才导致疫情扩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消息来源：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