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资深国会议员欧文·考特勒（Irwin Cotler）。

【法轮大法在长春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二日】

日前，加拿大前司法部长、资深人权律师和前联邦议员考特勒（Irwin Cotler）先生接受本报特约记者采访时表示，武汉病毒瘟疫的大流行是中共造成的，是长期问题；世卫等联合国机构受到中共左右，应该承担责任；应对隐瞒疫情、压制真相的中共官员问责。以下是部分采访内容：

记者：中共病毒大流行影响了全世界，您谈了《马格尼茨基问责法》及其在这里的应用，请您论述一下。

考特勒：中共病毒肆虐全球是被忽略了的问题的延续，已经成了一个长期的问题。我这里所说的是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英勇的中国人民。我们看到了一种持续的、国家认可的腐败和犯罪文化，甚至是有罪不罚的文化，这种文化根深蒂固，遗憾的是国际社会没有让中共领导人承担责任。

在（中共病毒）大流行之前，我谈论过（中共）所有的问题，无论是迫害维吾尔人、法轮功、藏人、香港人……就像中国的一句老话说的，“五毒俱全”，何况还有强摘人体器官。人们还不太了解的是，根据一个月前才被揭露出来消息，中国囚禁新闻工作者的人数超过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现在，这一切在（瘟疫）大流行的掩盖下还在发生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明白，大流行实际上是由中共造成的。

中共通过逮捕和让那些试图说出真相的人（无论是不是医生）或持不同政见者消失，对真相进行压制。此后又通过全球性的虚假宣传运动掩盖真相，并指责其它国家来进行嫁祸。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的责任是与勇敢的中国人权捍卫者、医生等为讲真话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的人们一道说出真相。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我们将与他们站在一起，并支持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叫醒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并通过类似马格尼茨基问责等制裁措施使他们承担起责任。

记者：您在瘟疫流行开始时就谈到它会变成大流行。中国的掩盖行为如何影响病毒的传播？

考特勒：武汉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医生是第一个尝试发出警报的人，她在12月份就试图发出警报。她对这种可能造成大流行的病毒的蔓延深感担忧，并对同事说了她的看法。后来她的同事中有八位医生被监禁，被“消失”了。

正如某些科学出版物和其它研究所表明的，如果真相能够在12月出现，那么目前已经席卷全球的这场大流行的95%就可以避免。这是人类的悲剧。正如我所说，他们是勇敢的中国医生和人权捍卫者，他们想敲响警钟，警告国际社会，但主要是告诉他们在中国的政府：“看！您必须制止它的发生。我们必须让人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能让它成为一种国际流行病。”为此，他们被囚禁、失踪等等。令人遗憾的是，不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国际社会，都成为受害者。

记者：您如何看待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一切中所起的作用？因为中国共产党说这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那么世卫组织在此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考特勒：在这次事件中，世卫组织没有传达正在蔓延的大流行病的危险。实际上，它甚至一开始就否认这一大流行病的存在。当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已经为人所知时，它却说它不知道。就在眼下，世卫还在拒绝台湾成为其组织的成员，而实际上台湾是在抗击大流行病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地区之一，并且台湾曾试图警告世卫组织真正在发生的事情。连这个也被忽略或压制了。

实际上，世卫组织没有尽早传达关闭边界的必要性，甚至还表示旅行很安全，但那时我们已经知道存在病毒大流行的危险了。因此，很遗憾，世卫组织的领导对此负有责任。世卫组织在其它方面确实很重要，并将继续在维护国际社会的健康方面做重要的工作，但是领导层在这里也必须承担责任。

记者：您说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

考特勒：是的。

记者：您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卫生组织有很大影响吗？那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方面吗？

考特勒：已经有无数的文章和报告谈到中共对世卫的影响和左右。这种左右还发生在联合国其它机构上。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简直就像是中共的企业；两周前，中国当选为联合国理事会和人权小组成员，负责任命有关健康、任意拘留、言论自由和人口失踪等方面的专家。令人震惊的是，在我们品尝着这一大瘟疫带来的苦果之际，中共在侵犯了所有这些基本人权原则之后，现在已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小组，负责任命掌管这些价值、权力和准则的专家。

记者：我知道了。所以，很多人都在谈论，我看到佛罗里达州有一家律师事务所，试图让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负责。因此，当您提出可以使用《马格尼茨基问责法》时，您能否谈谈如何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我们听到人们谈论要让中国共产党做出交代时，该怎么做。

考特勒：我们必须了解《马格尼茨基问责法》并不针对国家，也不针对政府，它针对的是涉嫌侵犯人权的个人。加拿大是最早通过所谓的“谢尔盖·马格尼茨基全球司法”立法的国家之一。它的目标不是任何国家或政府，是为了追究卷入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侵犯人权者的责任。

（注：针对该法案，考特勒讲了一个有趣的背景。）俄罗斯领导人之一的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为了帮助支持通过《马格尼茨基问责法》到访加拿大。有人问他：这不是反俄立法吗？他说不，从另一角度看，这是最亲俄的立法。因为它是代表俄罗斯人民的立法，它是要在杀害谢尔盖·马格尼茨基和其他人的这个案件中追究俄罗斯侵犯人权者的责任。现在，在我们通过这项法律之后，我们实施了这项法律，要求在委内瑞拉、俄罗斯、南苏丹、沙特阿拉伯、缅甸等国家对侵犯人权者追责，但我们没有对任何来自中国的侵犯人权者追责。

在我看来，就病毒大流行而言，我们至少能对囚禁、失踪（传播真相者）和捏造大流行相关信息负有责任的人进行追究。这些特定的个人应该对现在已成为全球性大流行的悲剧负责。

记者：是的，所以您提到了掩盖信息，即那些试图说实话的医生被捕。而且您说他们想嫁祸别人。似乎在早期阶段，到一月中下旬，世界已经知道中国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在时间序列上，在早期、中期，及后来他们试图嫁祸他人，您知道怎样能让他们在《马格尼茨基问责法》中就范？

考特勒：自从我们得知这种疾病，我们就在被中共（的舆论）所左右。那些官员说这是美国军人造成的，或者是意大利人携带了病毒并将其带到中国的。他们试图转移视线，实际上以一种假装无辜的姿态将责任归于他人，而不是自己来担当。据报导，在中国，他们审查科学出版物以扣留科学证据的做法已被记录下来。而这些官员，特别是那些专门关押和囚禁医生和人权捍卫者，压制真相的官员，也有报导。对于这些特定个人，应根据马格尼茨基协议予以制裁。

记者：我看到没人使用中国的病毒死亡数据和统计数据。您对此有何评论？

考特勒：令人担心的是，即便是现在，中共也没有给出关于病毒大流行的性质、遏制和处理方式的准确数字，因为它不允许中国医学界发表能够给出这些数据的出版物。这种情况仍在继续，遗憾的是，仍然被压制。

记者：中国似乎掩盖了很多事情，而且WHO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很大，帮助它描绘形象。但是，在国际上，到目前为止，有很多国家，甚至包括加拿大在内，大多数政策都是基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我们仍处于这种大流行之中。因此，您认为应该怎样继续向前走？

考特勒：正如我提到的，第一点是针对个人制裁，追究侵犯人权者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继续沉沦于有罪不罚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是腐败文化的基础，这是首要的。第二，可以采取一些法律措施，有些正在计划中。

一些基于国际侵权法的集体诉讼正在计划之中。也有人正在根据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探索倡议。我的同事、国际法专家麦塔斯（David Matas）谈到如何根据《生物武器公约》追究中国领导人的责任，这也将使联合国和安理会参与问责制。

最主要的是，我们支持中国人民，并代表他们继续宣扬并认同被监禁和失踪者的英勇行为。继续对中国领导人进行声讨和斥责，探索可以采取的各种法律和外交举措，必须追究责任。而且不要忘记多年来一直被监禁的政治犯，其中还有与加拿大有关系的政治犯。这些政治犯实际上是帮助我们了解（中共）腐败和犯罪文化的聚焦镜。

我是从二十年前开始研究麦吉尔大学的我的同事张崑伦教授的案子的。他作为法轮功修炼者去了中国，遭到逮捕、酷刑和拘留。经国际援救，他被释放了，但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他是一个聚焦镜。还有中国维吾尔族人的拥护者刘石博士，也是加拿大人，在过去的十四年中，他一直被关押在中国。还有更多。王炳章博士（我于2002年参与此案）也与加拿大有关联。他于1979年从中国来到麦吉尔大学当医生，并于1982年获得McGill博士学位。他说他有意从事医学，但帮助中国建立民主更为重要，因此成为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负责人。他于2002年访问越南时被绑架，后被带到中国，被起诉并被判犯有叛国罪和恐怖主义，在过去十八年里一直在中国监狱的单独监禁中苦苦挣扎。他的女儿王天安现在是麦吉尔法学院毕业生和加拿大公民，一直勇敢地实施营救。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关注政治犯，尤其是与加拿大有关联的，我们应该代表他们提出倡议，以使他们不再继续在中国的监狱中挣扎，而可以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自由人。

记者：一开始，许多政府都赞扬中国共产党为抵制这种病毒所做的努力，尽管他们掩盖了这种病毒。西方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因为它影响到这里的所有人和人类生活。

考特勒：我认为分享事实真相是政府和议会的角色和责任。中国领导层也是如此。说实话，那些需要被追究责任的人终将被追究责任；那些能够保全自己的人，最好起来反对造假，这些虚假伪造会破坏我们的正常思维，并使大流行病蔓延而无法得到适当的医治。我还认为，我们应该帮台湾发声，它应该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部分。台湾拥有良好的医疗体系，并有很多帮助我们的地方。我们应该力求确保世卫组织领导层本身对其职责负责，并且不要放任中国领导人提出任何虚假陈述。我们应该看到，联合国默认了让自己继续犯错的做法，它允许中国（中共）参与任命与此次瘟疫大流行有关的各个领域的人权专家：健康、任意拘留、言论自由和人口失踪。正如我所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不能确定谁将是这些领域的联合国专家，当然还有一些我没有提到的领域，但是这四个领域与中共的掩盖特别相牵连。对医生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真相与被消失，以及为初始的掩盖行为不断传播的虚假信息。

记者：还有其它意见吗？当您在谈论时，我只是想知道在中国如何，他们仍在围捕受迫害的团体，例如法轮功修炼者。即使发生了大流行，他们仍在这样做。

考特勒：是这样。我们不应忘记，那些政治犯背后是受到迫害的社区。法轮功仍在遭受迫害。人权法庭有一份关于非法强摘器官的报告，那里的器官取自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族成员。由国际知名人士、人权倡导者杰弗里·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领导的中国人权法庭的成员们发现，这种非法强摘器官构成危害人类罪。但是自从报告发布以来，在加拿大或其它地方对此所知甚少。我要在腐败方面补充一下，五十个国家在去年7月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了一封信，称赞中国的人权记录。根据百万穆斯林维吾尔人遭到镇压之后外界收到信息和文件，其中一些人随后被下放从事强迫劳动，以便进行强摘器官，用来移植。因此，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它们汇聚在一起。我们要么站起来并追究那些需要被追责的人，要么沦为这些侵犯人权行为的旁观者和推动者。

（原文：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