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来看，从大禹开始，除了秦始皇和隋炀帝外，绝大多数皇帝都下过“罪己诏”。

据历史学家统计，中国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罪己诏”，其中有的皇帝多次下“罪己诏”，周成王有260份“罪己诏”，唐太宗有28份“罪己诏”。就连亡国皇帝崇祯都6次下过“罪己诏”。不过最后一次下“罪己诏”是推责任给大臣。慈禧这样祸国殃民的“佛爷”，由于自己支持“义和团”，胡闹，结果招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巨灾巨难，也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过“罪己诏”。但慈禧的“罪己诏“也是开脱罪责，把责任推给大臣及百姓，表明她和皇帝没错。袁世凯下过相当于“罪己诏’的撤销帝制的总统令。

从崇祯和慈禧来看，不承认自己有责有罪、推责给别人的都是亡国之君。

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商汤建国初期，连年大旱，五谷不收，商汤就“剪发断爪”，把自己当成供奉上天的牺牲品，祈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百姓大悦，雨亦大至。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旱蝗并至，“罪己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同修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唐太宗为了百姓有饭吃，甘愿上天把所有罪责降到自己一人身上。多么仁慈善良亲民的皇帝啊。百姓哪个不爱戴这样的皇帝？

唐德宗上任不久，有几个节度使叛变，公元783年，叛军攻入长安，德宗仓皇出逃，被叛军追杀到奉天城，次年春。德宗下《罪己大赦诏》，在历数自己的罪责后说：“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面，罪实在予”。此诏真心感人，“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军心民心大振，局势因而大变，不久叛军皆被平息。

只有承认自己的错误、罪责，悬崖勒马，并推出新政策纠正错误，才能使上天原谅自己的罪责，才能政通人和，天和，地和，人和，政权稳固，人民安居乐业。

从中华文明兴起到流氓土匪中共篡权之前，中国人都是信神的。就是不是信佛、道的，一般百姓都信神。当然也有五毛人不信神的，比如南朝时的范缜竟然被魔操纵着写了一篇文章《神灭论》，还有“三武一宗”灭佛的罪恶之事。这些人都遭到了恶报。

这些负面人物的出现并不代表中国人的主流，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信神的。

但是，中共篡权以后，用马克思邪恶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统治中国，以为自己是老大、上帝，没有任何法律和道德约束，上逆天道，下违人伦，把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传统文化精要全部诬蔑为迷信封建，加以批判、取缔。上天给的各种警示和惩罚，它们认为那都是“自然灾害“，与它们的恶政没有任何关系。

毛泽东当政时期，没干一件好事，“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整人，杀人，迫害人，骂神、批神、砸神像、毁庙宇，自己都承认是“无法无天”，号召国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光他自己及其帮凶就害死了八千万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精英。

我们看看1919年五四运动，当时的总统徐世昌是怎样对待学生、商人、市民的抗议的。

1919年巴黎和会，列强同意日本的请求，把德国占领的山东半岛让给日本，消息传来，立即激起国人的强烈愤慨，五月四日，北京有25000名学生、工人、商人到北京政府抗议，要求拒绝签字，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兴，章宗祥，学生烧毁了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痛打了在曹家的章宗祥，当时徐世昌只是逮捕了32名学生，后来抗议浪潮迅速蔓延到全国，徐世昌后来又逮捕过170人，用马队冲散抗议的人群，也没有下令卫队用枪扫射抗议的人群。最后徐世昌妥协，发布了四道命令，其中两条是撤销曹汝霖、陆宗兴、章宗祥的职务，命令参加和会的代表拒绝签字。学生运动胜利结束。可以看出徐世昌还是有人性善良一面的，没有对抗议的学生、市民开一枪。

我们看看被中共说成是“军阀”的段祺瑞是怎么对待学生运动的：

1926年，为了抵制日美英等八国向北洋政府发出通牒、无理要求天津大沽口撤销炮台、取消军事防御措施，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师生五千余人在段祺瑞的执政府前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群众集会当天，段祺瑞不在执政府，情绪激动的人群与政府的卫兵发生了冲突，卫队长担心局势失控，不好交代，就命令卫兵开枪驱散人群，结果当场打死47人，伤150多人，此为“三一八惨案”。

段祺瑞得知这一惨案后深感“愧疚”、“有罪”，虽然不是他下令开的枪，但段祺瑞没有为自己开脱，而是承担罪责，并感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

段祺瑞很快成立了调查组，调查死伤者的名字给予优抚。

在悼念遇难者大会上，段祺瑞当众下跪，并发誓终生食素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终生，没有食言。

我们再看看被中共诬蔑的一无是处的蒋介石，是怎样对待群情激愤的学生运动的。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后，全国人民愤慨，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学生到南京聚会抗议政府不作为。12月八日，蒋介石亲自接见学生，听取学生的意见，感知学生的愤慨。12月17日学生捣毁《中央日报》，殴打中央执委蔡元培和行政院长代理院长陈銘枢，与军警发生冲突。12月18日，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奉命调集军警数千人包围学生，把六七百名北平学生，2500名济南学生，千余名上海学生强行遣返。并没有开枪镇压学生。在以后的多次由中共的挑唆煽动而发生的学生抗议运动中，蒋介石多次亲自接见学生，当面解释政府的政策。面对学生激昂的情绪，蒋介石并没有失去理智，没有命令军警开枪镇压学生。

这些，与共产党镇压“六四”学生，形成鲜明对照！

为什么被共产恶党骂为“军阀”的徐世昌、段祺瑞、被侮辱的一无是处的蒋介石都能够在群情激昂、甚至打砸、搞破坏的情况下，都能够隐忍学生，理智的对待学生，不开一枪，而共产恶党就敢用坦克、机枪射杀学生、市民呢？

其实徐世昌、段祺瑞，蒋介石这些人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讲的是“仁、义、礼、智、信”，有“廉耻心”、“羞辱心”，讲的是“温、良、恭、俭、让”，做官都想给自己留个好名声，谁也不想让自己遗臭万年的骂名留给后人。杀害青年学生可是万古遗臭、天理不容的罪恶啊。

而共产恶党信的是马列邪恶主义，讲的是砸烂，暴动、阶级斗争，革命（要人的命）、专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任何“礼义廉耻”，不怕遗臭万年，不怕骂名千载。它们没有负罪感。在共产恶党的“字典”里，没有“认罪、道歉、我错了”这类名词，只有“伟大、光荣、正确”。共产党是魔鬼党，恐怖党。

我们来看看习近平干了些什么？

习近平“十九大”以前就与江泽民、曾庆红搞交易。江泽民同意习近平把“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中，习近平继续放任对法轮功的迫害，甘愿为江、罗、刘、周背上了黑锅。

2017年10月“十九大”刚闭幕，习近平率领七大常委到上海中共“一大”旧址对着马魔头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此后被魔附体，开始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而不知。

201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世界有史以来最邪恶的《共产党宣言》，加深魔鬼附体，称：“牢记初心，不忘使命”。

2019年五月，高调举行会议，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为马魔招魂，为马魔摇旗呐喊，魔性大发。

2019年12月16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再次学习世界上最邪恶的《共产党宣言》，魔鬼已经完全控制了习近平的大脑。

2019年2月，破坏“一国两制”，暗中鼓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修订《逃犯条例》。大陆无法无天，随便整人、折磨人，甚至被活摘器官，香港人民哪里答应？“反送中”于是遭到香港商界、法律界的强烈反对。从6月9日开始，抗议游行不断升级，香港政府不但不撤销修订《逃犯条例》，反而态度强硬，激起香港人民的极大愤慨。连续几个月抗议香港政府追随中共的邪恶政策，直到九月四日，林郑月娥才不情愿的宣布撤销修订《逃犯条例》，但为时已晚，由于香港人民的合法抗议活动受到了来自共产恶党从大陆派来的警察并勾结香港黑社会暴力打压，有的被“跳楼”，有的被“自杀”，有的被打残打伤，于是，香港人民喊出了“天灭中共”、“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等口号。

由于共产恶党不遵守“一国两制”，说《中英联合公报》早已过时，它的魔鬼嘴脸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也使台湾人民认识了共产恶党的邪恶本质。大量台湾人民开始转变立场，全力支持反对共产恶党，不承认习近平2019年1月2日对台湾提出的充满鬼胎的“一国两制”的骗子提议，使共产恶党极力想让民进党落选下台的目的落空。蔡英文以817多万张选票创造了台湾选举的新纪录。是共产恶党的邪恶拯救了蔡英文的低迷支持率。

这次从2019年12月27日武汉肺炎病毒就被发现，他们已经知道了“人传人”的严重性，但由于共产恶党的邪恶本质，为了“维稳”层层隐瞒，“砖家”王广发说“可防可控”、无“人传人”。还卑鄙无耻地将12月31日，李文亮医师在微信上给亲朋好友发的武汉肺炎人传人的忠告说成是“谣言”，公安半夜加以抓捕训诫封口，直到武汉肺炎大爆发，1月20日，习近平才首次公开对疫情讲话，1月26日才成立以李克强为组长的中央疫情领导小组。上下隐瞒疫情，到爆发不可收拾了，上下又互相推责。

习近平不但不承认自己的责任，还在2月23日有17万多人参与的视频连线会议上，表扬自己，说自己怎么从1月7号开始，开了多少次会议，采取了什么措施，收到了什么效果，好像他这个“一尊”没有任何责任，都是你们的责任。

越不认罪责，越让神不能原谅，让人瞧不起，失民心越多，灭亡就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