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今年57岁的牡丹江市马淑芬女士，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屡遭迫害，曾经被非法劳教四次，累计八年，曾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戒毒所、齐齐哈尔劳教所、万家劳教所、沈阳女子收容劳教所、哈尔滨前进劳教所，遭受各种酷刑折磨，九死一生。
走上返本归真之路
马淑芬，女，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生，今年57岁，家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九九七年十月份，马淑芬从朋友那里得到一本《转法轮》书，朋友告诉她，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马淑芬把书请回，只看了开头，就明白了这是一本让人能修炼的书。读完《转法轮》，她明白了许许多多人生想要明白，而又没有人能够解答的问题。从此，她开始走上了修炼大法、返本归真之路。
自修炼大法以后，马淑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由原来的心胸狭窄，对人严厉，变成后来的对人宽容，能理解别人，活得乐观，开朗了，她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修大法后，马淑芬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她因生孩子落下的毛病，半边身子酸麻、严重肠炎、脑炎、关节炎、浑身无力等，都好了。最主要的是，她感到从此活的不累了，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善。有两次，马淑芬被货车、轿车撞了，她没管他们要一分钱，这在修大法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坚持信仰 被残忍迫害 九死一生
自江氏发动迫害法轮功后，马淑芬曾四次被非法劳教，共计八年，分别在齐齐哈尔劳教所、万家劳教所、沈阳女子收容劳教所、哈尔滨戒毒所、哈尔滨前进劳教所被非法关押。
此外，马淑芬还曾被多次非法关押在牡丹江铁路看守所、牡丹江第二看守所、八面通看守所、大庆拘留所、北京看守所；还有两次被绑架到洗脑班。
下面是马淑芬自述自己遭受的残酷迫害。
一、被非法劳教三年 在哈尔滨戒毒所遭酷刑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第二次进京上访，被北京天安门便衣绑架。因那天绑架的人很多，就把我们都输送到东北三省各地，我被绑架到沈阳女子收容所。在那里，她们对我拳打脚踢，野蛮灌食，为了让我屈服，把我背铐在沙发底下，头和脖子勒上，束缚的我喘不上气来。
二十天后，即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八日，我又被牡丹江阳明派出所接回，关进牡丹江看守所，我丈夫又被勒索五千元路费。之后，由于他承受不住精神和经济迫害，在单位的逼迫下，被迫与我离婚。
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播出了“天安门自焚”事件，中共声称这些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但我一看就是一场骗局，深知这是栽赃陷害法轮功。因此，我们想澄清事实，但是身陷囹圄，无处申冤，我们只能以绝食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心声，还原事实真相。
当时的看守所的所长把我找去谈话说，再不吃饭，就灌食，并端来一碗苞米面糊糊让我喝。我不喝，他一挥手，出来四、五个男犯人，把我按到水泥地上，有捏鼻子的，有按胳膊，按腿，按脑袋的，逼我张嘴。我不张嘴，他们就用类似螺丝钳子的刑具，从我的牙缝拧进去，再把嘴撑开。从牙缝往嘴里灌粥糊糊。由于不能呼吸，我被迫下咽，呛得我差点死过去。他们看我翻白眼了，才松开鼻子。我才缓过气来，那次差点失去生命。
二零零一年一月，我又被绑架到哈尔滨戒毒所，在那里遭受了酷刑折磨。
迫害元凶江泽民密令要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二零零二年的十一月份，各个监狱、劳教所开始了所谓的“攻坚战”，专门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戒毒所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恐怖。迫害越来越重，法轮功学员天天被迫坐小板凳、唱红歌，稍有不配合，就被拉到地下室受酷刑。
我看到大庆的一个叫关凤霞的法轮功学员，耳朵旁边有一道伤口，翻翻着，旁边还有烧糊的肉，血淋淋的，很吓人。我就找管我们班的狱警，问是怎么回事？她说，现在成立了“攻坚战”，强制“转化”，你要是不写“三书”（“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你也得下去（指地下室）。我说，我不写。她说，那我领你下去看看，你就写了。
于是，她把我领到地下室，我还没进去呢，就听到了里面的嘈杂声。有刑事犯的骂人声，也有狱警的叫骂声，还有电棍的噼噼啪啪声，还有被打得哭嚎和惨叫声。
我跟进去一看，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被扣在地上摆满的铁架子上蹲着。有的人臀部下面还有一盆凉水，蹲不住的人就坐在凉水盆里泡着。还有男的和女的狱警拎着电棍到处电击法轮功学员，还有的刑事犯打骂、折磨法轮功学员，惨叫声、打骂声、电棍声交织在一起，那惨烈的气氛，地狱也不过如此。
中共酷刑示意图：多根电棍电击
那时，大约有五百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狱警领我转了一大圈，大约有上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受酷刑，有我认识的人，还有不认识的。狱警问我，你写不写？我说不写。狱警说，你还是上去再考虑考虑吧。
上去后，来了一个姓董的男狱警，表情狰狞地威胁着说，你写不写？我说，不写。他就劈头盖脸的打我。看我还不写，就连拉带扯的把我拽到了地下室，扣在铁架子上蹲着。
后来，不断的有刑事犯和狱警来打我、电我。有个叫王丹的女狱警，一边电我，一边说，你平时不是挺能咋呼的么？你现在说啊。还有一个刑事犯，我已记不清他叫什么了，用拳头专往我乳房上打，往脑袋上打，用手掐大腿里子，不光是掐，是把肉掐起来再拧。不给我饭吃，强迫喝盐水，再后来用胶带把我们的眼睛都给勒上，弄一些极脏的破布条子把我嘴也给勒上，把头发给剪成不到一寸长，有长有短的。
我在地下室蹲了两天两夜。在最后的那天，我听到一个姓陈的女所长对领头的狱警说，今天晚上，务必都让她们上去，快点结束地下室刑讯。然后，大批警察都下来了，进行酷刑。那个姓董的又拿着电棍来电我，专门电击我的脑后部份。他一电，就像拿大锤子砸脑袋一样，痛不欲生。他边电边说，写不写？写不写？我说，不写，他就电，电得我在地上直滚。
大约电了半个小时，停下来说，你写不写？我说，为了你，我也不能写。他一听，拎着电棍就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来电我。
“攻坚战”结束后，我还看到好多法轮功学员都下肢瘫痪，被拉出去“晒太阳”。上边有来检查的问，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是缺钙，所以要晒太阳，用以掩盖他们酷刑而造成的学员瘫痪，来捞取迫害资金。
酷刑演示：铁椅子
在戒毒所期间，我还被迫害坐过铁椅子，她们把我胳膊拧到背后，用手铐铐上，前边用铁架子夹住身体，一般人根本受不了这种束缚，几个小时就不行了，可她们让我坐了十四天。这期间，还把我的棉衣扒掉，把门窗打开冻我。我不吃饭，他们就给我灌食，用皮管子从鼻子往胃里插，插不进去，就来回拽，搅的我恶心、呕吐、大量粘液往外淌。为了减少插管的麻烦，她们不把皮管子拿下来，白天、晚上让我带着。
二、被刑讯逼供、背铐迫害后被非法劳教两年
我再一次被绑架时，是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下城子乡。我在我的同学（也是法轮功学员）家，突然四、五个警察闯入房中，将我和我同学，还有她的丈夫，一同绑架到八面通国保大队，并抢走了我同学家的大法书籍、大法的物品，还有包地备用的三千元钱。
国保头目周新生和警察李颜春把我和我同学分别关进两个房间，非法审讯、逼供。李颜春和另一个不知名的警察把我的胳膊一只从脑后反背，另一只从后背拧过来铐上手铐，并不停的往上拉扯，使手铐勒进肉里，造成大拇指长时间麻木，两只胳膊剧痛。
酷刑演示：背铐
李颜春还在后面折磨我的手和胳膊，我不想让他们对我犯罪，用善去感化他们。我说，你们也有姐妹，如果我是你的亲姐姐，你还会这样干吗？他两个人就像麻木了一样，只管折磨我，强迫我半站半撅，两腿拉的绷直，还不断的踢打我，逼我交出电脑，并逼我说出电脑是谁给的。还说，吴某某（也是法轮功学员）都说出来了，你就承认了吧。我说吴某某是不是让你们打蒙了，才说出这些不着边的话，我哪有什么电脑。
他们一听，气急败坏的找了一根棍子要打我。我两眼直视着他，无惧、无恨的瞅着他。他双手举起棒子挥了挥，又放下了。他说，你别用这种眼神瞅我，我受不了，拿着棍子，就出去了。
就这样，他们从下午一点多钟，一直折磨到下午五点多钟后，把我和我同学又绑架到八面通看守所。当我看到我同学时，我问她，你怎么样？她说周新生用铁链子勒她，直到她昏死，才放手。
大约三个多月后，把我俩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到哈尔滨戒毒所。到戒毒所后，她们知道我也不会“转化”，就把我和法轮功学员王桂玲关到另一侧，不许和别的人接触，封闭关押两年多。
三、被吊铐、鼻孔扎针等酷刑折磨后 又被非法劳教两年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法院旁听时，被一群刑警绑架。那天，有一百多个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我被关进看守所。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的一天，国保大队副队长彭福明和马群、彭亮等人到看守所，把我绑架到公安局刑讯室。刑讯室地中间靠门处摆着一个老虎凳，靠墙左边还放着各种各样的刑具，阴森恐怖，墙的四周是用布包着软泡沫，没有窗户，是全封闭的，墙右上角有一个监控摄像头，后墙下面是刑讯台。
彭福明在台上审问，马群做记录。彭福明说：“这次法院的事你们闹大了，中央都来人了，只要你说出是谁通知你去法院的，我可能保你回家。”我说没人通知我。他说：那不可能，你怎么知道那天开庭的？我说是从传单上看的。他又说：是谁给你的传单？我说是别人放我车筐里的。他说：你撒谎。我说我是撒谎了，因为我不能告诉你是谁给我的，我要告诉你了是谁给我的，你就会去抓他，他再告诉你是谁给他的，你在去抓那个，这不都让你抓来了么，所以不能说。
彭一看我真不说，就给马群使了一个眼神，然后就走了。彭走后，马群和彭亮把我按在铁椅子上，把两只胳膊拧到背后，用细绳勒胳膊，连身体一块勒住。一边勒一边骂，还说脏话，我疼的两眼直冒金星，感到全身的血都压向了大脑，压得要炸了似的，汗水顺着脸直淌。
后来两个胳膊疼的像没了知觉，大约过了半小时，马群把绳子松开后，拉起我的胳膊，就上下来回拽，痛苦极了。大约过了十多分钟，又给我上第二次，第二次比上一次勒的还紧，是两根绳。这次的痛苦比上次的还要痛苦一倍，只觉得脑袋大大的，眼珠子要挤出来似的，胸口上不来气，痛苦极了！
马群看我还不说，就在后面折磨我的手和胳膊，想加剧我的痛苦。又过了三十分左右，他们又把绳子松开，马群又拉起我的胳膊上下来回拽，那种痛苦钻心透骨。
大约又过了十多分钟，就又开始上第三次绳，比上两次勒的还紧，我连气都喘不上来，心脏一会跳，一会不跳，可能是进入奄奄一息的状态了。就这样，从下午一点多钟一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才停止。
他们为了掩盖酷刑，就把我又绑架到铁路看守所。到那后，我的两个胳膊不会动。看守所收我的警察姓马，问我有没有伤？我说有。他掀起我的衣袖一看，两只胳膊全是深黑色，黢黑黢黑的。他一看，说不能收。后来，杨丹培（当时国保大队副队长）不知跟谁打电话说了些什么之后，他们就把我收下了。
我在铁路看守所呆了二十天，他们又让东安区的两个警察以骗我回家的方式，把我又绑架到牡丹江看守所。又过了半个月后，是二零零九年的一月十三日，彭福明和马群又非法提审我，把我又带到那个阴森恐怖的审讯室。
彭福明说，到我这来的人从来没有不说的，吴某某怎么样，不比你强么，他什么都说了。你不但要说，而且还得多说，说出牡丹江的头是谁，你们是怎么联络的。资料点有多少，都在哪里。我一听，他这不是让我对大法、对同修犯罪么，我是修真善忍的，我怎么能做这不仁不义的事呢，不能说。
然后我说，今天既然让你抓来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不管你是给我判刑也好，劳教也好，我都不恨你，因为我是修善的。但我告诉你，你这样做，对我、对你都没有好处。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如果放我回家，我会感谢你。
还没等我的话说完，他立刻站起来，拍着桌子说，我也告诉你，判不判你，那是我的事，用不着你说，至于你所说的报应，我根本就不相信，我抓的法轮功多了，我现在不是好好的么？什么××报应，我根本就不相信。到这了，你不说也得说，他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我记不太清了。
说完后，他让彭亮去找曲别针，我想这是又要给我上刑。我趁彭亮出去没关门之际，跑出审讯室。可是，彭福明发现我往门口走时就警觉了，他也跟着跑出审讯室，气急败坏的把我拖回审讯室，薅着我的头发，就往墙上撞。
因审讯室的墙是软包装，撞不死人，但很痛苦。我的嘴唇垫在牙上，撞出一个大口子，直往外淌血。躺在地上，彭福明拳打脚踢，踹的我胸口透不过气。
这时，彭亮拿来了曲别针，彭福明把曲别针一头伸直，另一头拴上绳，让彭亮把我扣在铁椅子上，并按住我的头。彭福明站在另一个凳子上，把曲别针带尖的一头插入我的鼻孔里，用力拉绳子。他一拉，我的鼻子剧痛，眼泪哗哗的流，我痛苦地挣扎着。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
他们一看我还是不说，又换一种酷刑，把我的两个胳膊铐在铁椅子的靠背上。因靠背很高，用绳子把我的两条腿拴上，一人拉一只腿，我的身体立即悬空，所有的重量都落在了两只胳膊上，那种痛苦与恐惧无法用语言形容。彭亮还往下压我的双腿，加剧我的痛苦，一压一撕心裂肺。
后来他们又把我的一只腿放下，一只腿悬空拽着。因为是铐在铁椅子上，所以放下的这只腿，站不起来，也蹲不下，半蹲半站的姿势，累得腰直发抖。
当我睁开眼睛时，我看到我身边全是水，我心想，他们也没往我身上泼水啊，怎么地上这么多水呢？后来才明白，那是因为我被折磨淌出来的汗水。
彭福明一边折磨我，还一边说，我告诉你，我就想当官，就想往上爬。就这样，从下午两点多钟一直折磨到晚上九点，才把我送回看守所。
我的身体筋、骨、肉严重拉伤，内脏严重受损，喘不上气，腰无知觉，右臂抬不起来，手脖子关节翘的很高，鼻子有血疮，下嘴唇肿的老高，嘴唇还在渗血，只能躺在铺板上。有两个一起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照顾我。
以上这些事实，当时看守所的人都能证实。又过了半个多月，他们又把我非法劳教了两年，关进哈尔滨戒毒所。
在戒毒所，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三队大队长刘巍开始实施大迫害，还声称这是戒毒所第二次对法轮功进行“攻坚战”。当时有十二名法轮功学员被上大挂，坐铁椅子，被严管。我是其中一名。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姓赵的所长带领三十多个男警、女警，闯到三队，开始各房抓人。我看到一群女警按着一个法轮功学员在地上，有打的，有踹的，有薅头发的。有两个男警察把我的嘴用绳子勒上，再用胶带缠上后，绕脖子缠好几圈，胳膊拧到背后，绑架到九楼，挂铐在两层床架子上。
我右边的房关的是法轮功学员刘燕华，和我一样被吊铐着，后边的房间关着法轮功学员刘术玲，被绑在铁椅子上。
第二天早上大约七点左右，我听到刘术玲的房间里传出啪啪的声音，就像电棍电击时发出的声音，刘术玲发出很惨的叫声，声音很长、很闷，还没喊完，声音就像被掐回去了似的。从那以后，再也没听到刘术玲的声音。
到了下午，专门包夹刘术玲的刑事犯吴清玲、丁小翠多次到我房间来洗手（因别的房间都没有上下水），她俩的表情非常恐惧、扭曲。我问她们怎么了？她俩不让我问。
等到第三天下午，我听到门口有个大夫说：“把她弄到楼下去。”第四天下午，刘巍来找我谈话，并让我下五楼去，这时，我看到关押刘术玲的房间已经没有人了。从戒毒所出来后，我才知道刘术玲被迫害死了。
七天后，回原班，我看到法轮功学员刘慧（和我一起被上大挂的），我问她身体怎么样，她说，她被迫害时，她们逼她喝了一碗很咸的水，不知里面放了什么，喝完后，她的大脑突然不好使了，谁都不认识了，连她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她害怕极了，极力的控制自己的思维，最后终于想起了李洪志师父，她不断地呼唤师父的名字，才渐渐的清醒过来。刘慧问我是不是这样？我说我没有喝那个咸水。
我们被上大挂迫害时，警察不给我们吃饱饭，只给一个小馒头，一碗咸水。我知道那个咸水是破坏中枢神经的药，以前戒毒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就用过，所以我没喝。后来，我发现法轮功学员于小华（和我一起被上大挂的）的表情有些呆滞，行动有些迟缓。我猜想，可能跟喝了那碗咸水有关。
四、传真相 再被非法劳教一年
二零一一年四月，我在大庆市大街上讲真相，被中学生恶意举报，被大庆龙凤公安局警察绑架。他们逼我说出姓名，我不说，他们就打我，有个警察专往我腿骨上踢，后来把我关进大庆拘留所。
拘留所副所长打我嘴巴子、拿细条子抽我脸，逼我说出姓名。十五天后，大庆龙凤公安局又把我绑架到哈戒毒所，非法劳教一年。
到戒毒所后，“转化队”队长丁杰让女警刘丽、陆博雅和邪悟者史丽君，把我按在地上，强行把我的手掰开，往“转化书”上按手印，想把我归为“转化类”学员，我不承认，她们就把我关进库房，不让我和其他人接触。
大约二零一一年十月，我又被转到哈尔滨前进劳教所，前进劳教所迫害比戒毒所更严重，那里的狱警更恶毒，刚进去的法轮功都被他们用各种酷刑被迫签了字，酷刑方式有：扒光衣服，浇上凉水，用电棍电，绑到电床上电击，上大挂，用脚踹敏感和要害部位。半年后，我要回家了，他们又勾结当地六一零，把我劫持到洗脑班迫害。
中共酷刑示意图：浇凉水
中共迫害法轮功 毁灭善良
二零零三年，我在戒毒所期间，有一次，她们把我拖到库房，双手分别铐上手铐，挂在库房的铁架子上，双脚刚好着地，由一个刑事犯和一个叫江舟的狱警看着我。我胳膊从酸痛到剧痛，痛得我直晃脑袋。
那个小狱警江舟，看上去二十岁左右，刚刚毕业分到戒毒所，一脸天真稚气。她看我很痛苦，表情很无奈地说；你们为什么非要这样呢？让你干啥就干啥呗，何必受这罪？！我说，这里让我们干的，都是我们不能干的。她又不解地问：什么是不能干的？我说；背监规、背所训、写计时、写作业、做奴工，都是不能干的。她说，那有什么不能干的？劳教所的人不都这么干吗？我说：我们和她们刑事犯不一样，她们是犯了罪错进来的，她们干那些是应该的，而我们不是，我们没有罪错，我们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进来的。这对我们是不公正的。
她听了我的话，没再说什么，但从她的表情能看出来，她内心很矛盾。她不忍心让我遭罪，想同情我，但又和她的工作发生冲突，她也不敢，她刚刚毕业走向社会，从没见过这么残酷的现实，这一切对她内心的冲击，太残酷了。
后来，我要求上厕所，她赶快找来包夹，让她把马桶拎过来，快速地把手铐打开，让我上厕所。上完后，她说你歇一会吧。我被她的善良打动，心想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怎么到这来上班呢？这炼狱般的狱警生涯，对她来说，就像一朵小花在暴风雨中被污染、摧残一样，她将来的命运会是怎样的走向呢？我真的不忍心让劳教所那阴暗、暴虐的与一幕幕的酷刑去摧残刺激她那天真幼稚的心灵。那时，我真的想把劳教所所有的残暴与阴暗都包起来，不让她看到，保护住她的那份天真善良。
后来，我又一次非法劳教时，在戒毒所，又看到了江舟。几年的劳教所工作生涯，把她变成了一个冷漠无情暴虐的泼妇，特别会折磨人。
还有一个姓何的狱警，刚刚到劳教所时，非常天真善良可爱，可是几年的狱警工作生涯，把她变成了和江舟一样，甚至比江舟还苛刻的人。有一次，一个法轮功学员偷偷炼功，被何狱警发现，她进屋就打，把那个学员的脖子挠得象土豆丝一样。有时候，我看着她们的劣行，感受到元凶江泽民把人变成了狼、毒蝎、豺狼。
在戒毒所“攻坚战”期间，有个叫王冰的男狱警，非常的善良。我们开饭的时候，餐桌上摆着馒头，却不让我们吃，只给一个连一两都不到小馒头，王冰就把大馒头和咸菜推到我们跟前，让我们吃。我们因太饿了，就吃了起来，这时那个姓陈的所长进来了，一看我们在吃大馒头，就说，是谁让吃的？大家都吓得不敢吱声。王冰说，是我。那个姓陈的所长破口大骂，你××贱什么？就你善，这好人都××让你们当了，想做好人，都××给我滚。她当时还说了些很冲的话，我们都很为王冰担心，我偷着跟王冰说，让你为我们受委屈了。他说，没事，但表情很严肃。后来在地下室，所长命令他们去打人，面对这些手无寸铁而又善良可敬的妇孺，王冰下不去手，拎着电棍在那直哭。
江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只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它使被迫害者与参与迫害者都经历了人性与良知的摧残，有些狱警都是被动与被迫参与迫害的，或者是被金钱、地位诱惑的。
因为江泽民用尽古往今来人类积淀下的阴险、毒辣、残暴的手段，施行“从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迫害法轮功，使全民陷入一场民族浩劫。因此江氏迫害法轮功，实际上毁灭的是人类的希望，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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