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大西北黄土高原上一个偏僻贫穷的小山村。在我十岁那年,我家就搬到一个地势相对比较平坦、方便的平原地带。我的父母初中文化,知道学文化的重要,再困难也要供我们兄妹上学读书。这样我就有了上学的机会。那时我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穿了冬天穿夏天,天天吃了上顿没下顿。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我们被邪党灌输的是越穷越光荣,要“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我有时会在学校演节目,只能借邻居家的衣服穿。
一九八五年我结婚了,刚刚“改革开放”,我進了小镇,开了个小店,成为一名个体户。由于为生活奔波、操劳,渐渐体力感觉越来越差。我的外祖父是一位中医,建议我练练气功,说可以强身健体,从此我对气功就比较感兴趣。一九九二年我不惜代价,到外地去参加了一个气功学习班,一期学习班就交了几百块钱学费,那时的几百块可值钱了,加上路费与食宿花费近千元,正是象师父讲的:“结果徒劳往返,劳民伤财,什么也没有得到。”[1]最终连那个气功师的面都没有见到。祛病健身也没见到什么效果。
一九九四年六月的一天,我准备再次去那个气功学习班“深造”,中途在北京转车时给在北京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路过北京的原因。他赶紧给我介绍法轮功,说法轮功师父刚刚在北京办完十二期学习班,功法很好,北京班已经赶不上了。晚上他就把师父在北京讲法的录音磁带给我送到旅店。正好我随身带了录音机,一晚上就听了几盘,觉的这位师父讲的可太好了,马上决定留在北京。
接着找到北京地坛公园方泽潭炼功点,辅导员就热情接待我们(当时还带着一个人)。辅导员免费教会了我们五套炼功动作,我还请到了《中国法轮功》这本书,并且得到师父要在郑州办班的消息。真是太幸运了!带着无比喜悦的心情,盼望着师尊开班的那一天的到来。
一九九四年六月九日晚上,我登上了从北京到河南郑州的火车,到达郑州已经是六月十日上午。有当地的学员接待,到报名点交了40元钱,报了名。那边的学员又给我们找到比较实惠的旅店。
六月十一日上午,我和几个外地学员一块,提前到那个很简陋的室内球场,看到球场的屋顶是用石棉瓦和铁皮等盖的,水泥地面,台阶也是水泥砌面的,中间一个比较宽的平台,放着一张桌子。因为我们是新学员,第一次听课,因为场地条件简陋,全是水泥台阶,也没有座位与排号,自由选择座位。我们一些学员就爬上平台后面的台阶上,想着师尊来了我们也看的很清楚。就在听完师尊带功报告后,很多老学员对我们说不能爬到师尊的上面去听课,我们才明白那是对师父的不尊敬。现在想起来真是汗颜,怎么就想不到恭恭敬敬坐在下面听课呢!第二天我们提前来到礼堂,坐在下面的水泥地上听师父讲法。会场上大约有一千多名学员。
六月十二日师尊正在讲课时,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夹着冰雹,打在铁皮屋顶上,噼里啪啦响声很大,窗户没有玻璃,雨水顺风从窗户刮進馆内,突然停电了。印象中师尊讲法的桌子旁就有雨水漏下,师尊换了一个位置,坐到桌子上面打了一套大手印,还讲了一段释迦牟尼当年传法的故事,学员们都安静了,很快雨就停了,一束阳光从窗户照了進来,学员一阵热烈的鼓掌。
后来换到一个条件好的体育馆,师尊每天讲课前,都在院子里转,开始有学员围着师尊给师尊照像,后来就再没有人这样做了。
我当时刚刚听课,也悟不到这是真正的修炼,就想让师父给我治背痛。讲法班中间的一天,还没有开课,大家都在院子等着,我正好和师尊迎面碰上。师尊双臂抱在胸前,和蔼又严肃的看着我,没有说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脑子一片空白,指了一下我的背部。后来渐渐的听明白师尊是真正讲法传功教人修炼的,正象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的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的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份,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份。”[1]
八天班结束了,我们西北几个省的弟子在“中国法轮功郑州学习班”的横幅前与师尊合影留念。在传法班结束时,每个新学员得到了法轮功学习班结业证,而且师尊要求我们每个学员写了心得体会,师尊说,每个学员的心得体会师父一篇不落的都看。
郑州班结束,我决定跟着师父去济南参加济南第二期法轮功传法班,我们一行有个去四川成都听师尊讲法的北京女学员,她也跟了师尊几个讲法班了,她是一个年轻的高材生,在一个跨国银行工作。到济南的当天上午,我们找到皇亭体育馆去交报名费。我们算作老学员,每人只交二十五元的报名费。去找旅馆,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到旅馆,可回到师尊讲法的皇亭体育馆最近的一家旅馆就有我们几个人的房间与床位。现在想起来,师尊无处不在关怀着每个弟子。
六月的中旬,济南温度在摄氏38度以上。在讲课的中间一天中午,师尊应学员的邀请在外面的台阶上与大家合影留念。我当时也想再次与师尊合影,同修说师尊太辛苦,我们已经在郑州照过了,不要再去打扰师尊了。在炎炎的烈日下,师尊有序的安排着与学员合影。
在济南班上的第三天,我就开始象得了重感冒一样,浑身没有不疼的地方,一天很快过去了,我却发现早上那种病的感觉无影无踪。感觉到了一种无病一身轻的美妙。自那天至今,我就没有再吃过一粒药,而且人也显得年轻,现在看上去与同龄人能相差十几岁。
就在一九九四年的十月,我正在县城上工程。有一天,从朋友那里得到了师尊要在广州办班的喜讯,我与朋友通话内容电话亭的服务员都听到了,对我说:“你们真幸福!”我在十二月师尊开课的前三天就开始动身,领着妻子与一位亲戚,到了西安在市场上买了一箱方便面,乘上前往广州的列车。
这里有一个神奇的小事,就在我们临行的前一个晚上,我五岁的女儿突然发烧了,怎么办?师尊在广州讲法,一定要去听,孩子放在家里,让母亲照顾还不太放心,干脆一块带她去广州吧。结果刚到西安女儿就蹦蹦跳跳的,什么病都没有了。师尊用这种方式让她也去听师尊讲法,成为师父的小弟子啦。
去参加广州传法班的学员很多,五千多人,当时有近二百人没有买到入场票。我们当时也没有订到票,我北京的那个朋友已经先给我妻子和亲戚两人找了两张票,因为她俩是第一次参加师父传法班的新学员。她俩领着孩子進去了。我和其他没有票的学员由辅导站安排在体育馆旁边的一个小厅里,通过无线电播放的形式听了师尊第一天的讲法。第二天同修又给我找到一张票,让我也進去照顾孩子,让妻子她俩能专心听师父的讲法。后来看到了北京辅导站学员讲述让票的故事后,我才知道,我们的票是北京辅导员让出来的。真心感谢北京的同修!
师尊每天一登上讲台,几千人的传法班场内一下子一片寂静,没有人维持秩序,都专心致志的听师尊阐述高层次上的法理。师尊声音洪亮,两个多小时讲法,竟然连一口水都不喝。师尊利用讲课中间的一天,给学员清理身体,让大家举起一只手,再跺脚,在跺脚的瞬间,看到师尊用手一抓,又往下一甩。妻子看到师尊面前的地面上有火星飞溅。当然,开了天目的弟子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景象。
我们当时住在广州军区的一个招待所,每天有专用大轿车接送我们。我们这个招待所住着很多来参加师父传法班的大学教授和国家高级技术人员,有很多是老弟子,个个红光满面,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显得很年轻,说话和蔼可亲,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架子,大家在一块互相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
我妻子患了多年的肺结核从此好了,原来不能吃凉东西,从那以后凉的热的都无所谓了。回家后把从县防疫站给的国际上专门治肺结核的药也扔了,人从此变的红光满面。
从这个班回来,我家就成了一个炼功点,定期给新学员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有的从北京研究会拿到我家地址的学员也陆续找到我家,因为我们住在店铺,就在街道边上,比较方便找到。大法很快就在我们周围的市县传开了。
师父讲法录像带出版以后,我当时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一个放像机,成了我洪法的宝贝。除了在我们当地举办九天学法班外,还经常带到乡下去(当时农村大多都是黑白电视机)。有时还有比较大的企业与单位邀请我到他们单位去播放师尊的讲法和教功录像。我就高兴的前去,有时一去就是八、九天,门店的生意由妻子一人照看。每次我洪法回来,有那么几天生意出奇的红火,一点都不耽误我的生意,这是修炼大法的洪福。后来我与省总站配合,到邻近的省与本省的市区,和大家一起交流,形成一个洪法和修炼的好环境。
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也是为了证实大法的福音在我们这个西北边远地区广泛洪传的情况。在中共的疯狂迫害下,我也成为被迫害的重点对像。感谢师尊的慈悲,鼓励我摔倒之后又爬起来,跌跌撞撞走到今天,全靠师尊的慈悲保护。
感谢师父的救度!合十
谢谢同修的帮助!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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