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编按：“九评编辑部”两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发更多共鸣，特此推荐，以飨读者。

【大纪元2018年09月06日讯】第十六章 环保主义背后的共产主义推手（下）

目 录

2. 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接上文）
3）怀疑派科学家为何不认同“共识”
4）环保主义科学家为什么偏爱“灾难”理论
3. 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
1）渗透政治，构筑全球政府
2）打击资本主义
3）发动媒体攻势，压制不同声音
4）操纵“民间”团体，发动街头革命
5）反人类主义的新宗教
结语：信神敬天，恢复传统，走出环境危机

2. 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接上文）

3）怀疑派科学家为何不认同“共识”

如前文所述，科学家对人类活动是否是影响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以及对未来气候变化推测等等问题上有重大分歧。这些观点的分歧，源自于许多方面：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课题，涉及天文学、气象学、生态学、光化学、光谱学、海洋学等许许多多领域，同时气候系统又包含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等许许多多相互作用的子系统，这其中有很多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对人类来说仍然是远未充分了解的领域。 在过去的地质年代中地球的气候变化从未停止，变暖也屡屡发生。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商朝，中原地区曾经是一片亚热带风光，甲骨文中有很多猎象的记录。当时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约2℃左右。此后中国气候冷暖交替，唐朝时再次经历了变暖时期，开元盛世长安的宫中可以种植柑橘。[1]在西方，中世纪变暖（medieval warming，约公元950年至1250年）时代，欧洲人正在各处兴建高大精美的大教堂（cathedrals）。[2]在地质年代中有时候气候变化甚至非常激烈。比如大约11,270年前的一次北半球迅速变暖，气温数年之内迅速上升大约4°C。而此前的另一次著名的变暖发生在“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寒冷期结束时（大约11,550年前），数十年间温度窜升10°C左右。[3]造成这些气候变化的原因，至今还是科学家们争论的话题。

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解释过去气候变化的原因，那么我们对现代气候变化的原因也同样没有把握，因为造成过去气候变化的某些原因可能现在仍然在起作用。因此许多科学家主张我们应该以谦逊的态度对待气候变化问题，承认我们的无知。

著名科学家、美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博士认为现代科学并没有真正了解气候变化：“最成问题的信条就是那种认为气候变化的科学已经尘埃落定，已经被认识和了解了。在地球上最大的气候变化是冰河期，当时在北美和欧洲曾经有一半的地面覆盖着一公里厚的冰。冰河期在过去重复出现多次，我们正在向下一个冰河期迈进。有很多关于冰河期的理论，但是没有一个能真正理解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对冰河期还没有了解，我们就不算了解气候。”[4]

由于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它无法在实验室的可控制条件下进行实验和验证，因此当今的气候学研究中计算机气候模式成为研究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

IPCC报告之所以得出结论说人类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关键证据来自于气候模式的计算。对21世纪末气温将增高多少的推测也是使用模式计算的结果。“气候灾难”理论“预测”的各种后果也是基于模式推测的结果。

对于气候模式的可靠性许多科学家持保留态度。库里教授认为自然因素在气候变化中起主要作用。[5]她在《美国气象学会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IPCC大大忽略了模式计算的不确定性。[6]

气候模式存在许多局限：气候变化中一些关键的过程，或者由于我们的了解不够，或者由于计算机模式的分辨率不够，从而不能在模式中被真实反映。模式研究者们采用了参数化（parameterization）的办法对这些过程进行半经验的简化，比如云的形成过程（包括水汽在其中的作用）、降水过程、云和太阳辐射的相互作用、气溶胶（大气中的液体或固体小颗粒）的化学物理过程等等。[7]这样一来就给模式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水汽是含量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8]但由于其随时间和空间变化很大，相应的不确定性也大，甚至不同高度的水汽的温室作用也不同，而水汽垂直分布的卫星测量误差可达15%~40%；[9]低层大气的云因为反射阳光而具有强烈的制冷作用，高层半透明的卷云有增温作用；有些气溶胶（比如火山喷发物）阻挡阳光，有制冷作用，而另一些（比如黑色烟尘）吸收辐射，则有增温作用；同时气溶胶还可能有助云的形成，导致间接制冷效果，气溶胶和云的时间空间分布以及光学特性也变化很大；地表由于植物生长和死亡会改变其反照率，如此等等。

对这些重要过程，或由于缺乏足够的观测资料，或由于目前科学家对其了解不够，都导致气候模式的参数化存在很大自由度（随意性），大大增加了模式的不确定性。这导致一些科学家对模式的可靠性持保留态度──毕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给地球造成的直接能量增加（radiative forcing）不过大约2.5W/m²，[10]而地球接受的太阳辐射能量大约为1366W/m²，[11]由于云或者气溶胶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反照率（albedo）变化千分之二，就足以超过温室气体的作用。

哈佛大学科学家威利‧宋（Willie Soon）等认为气候模式不适合对未来气候变化作出推测。[12]戴森博士把模式中的参数化称为“软糖因素”（fudge factor，因为这些参数可以人为调节）。他认为我们可以从模式中学到东西，但不能用它来预测：“你有一个公式，……但当你在不同的气候下使用它，当你有两倍二氧化碳，你就不能保证模式还是正确的，没有办法验证它。”[13]此外戴森博士认为IPCC大大忽略了太阳在气候系统中的作用，他认为是太阳，而不是人类，才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

以色列科学家尼尔‧J‧沙维夫（Nir J. Shaviv）从2002年开始写了一系列论文，他根据卫星观测到的云量和宇宙射线辐射量之间的相关性，将地球的冰河时代与宇宙射线联系起来，指出后者导致了气候变化。 同时他表示，太阳辐射的变化在20世纪的全球平均温度升高中起到了与人类活动相同的作用（如果不是更大）。 他认为，不仅人类温室气体在全球变暖中的作用比通常认为的要小，而且地球气候系统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敏感。[14]

另外，气候本身存在着一些内在变化过程，还没有被充分了解，从而造成气候模式不能正确反映这些现象。比如现有气候模式不能正确描述、更无法预测厄尔尼诺现象。[15]自从7,000到9,000年之间的全新世最高温以来，全球温度降低了0.5到1摄氏度，但模式的计算显示过去11,000年反而增温0.5到1度。因为过去6,000至7,000年二氧化碳含量一直在上升，显示模式只对温室气体的增温效果敏感。[16]通俗地讲，气候系统中控制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里，模式只能够反映温室气体造成增温的效果，而对其它因素造成的降温却不能正确反映。

此外，1998年到2013年间，观测到的增温几乎停滞。德国气候科学家、汉堡大学教授斯托奇（Hans von Storch）在2013年表示，“我们面临着一个难题。最近的二氧化碳排放率增长趋势实际上比我们担心的更加陡峭。根据大多数气候模型，过去10年我们应该看到气温上升0.25摄氏度左右（0.45华氏度）。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事实上，过去15年的增长是仅0.06摄氏度（0.11华氏度）。”他认为这表示，或者模式高估了二氧化碳的作用，或者模式低估了气候的自然变化。[17]

对于如何看待气候系统的内部过程，科学家也存在分歧。前文提到的美国科学院院士林岑博士认为气候系统中存在自我调节机制，所以温室气体造成的增温效果要小得多。他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根据观测，热带的高空卷云（可以让阳光透过，但会阻挡地表向上发出的红外线，具有温室作用）和海面温度呈现负相关，温度增高时，云量减少，这可以让地球表面通过红外辐射无阻碍地向外太空散热，这种自我调节机制类似于人眼的瞳孔，大大抵消了温室效应。[18]这个理论现在还在争论之中。

前NASA科学家、阿拉巴马大学斯宾塞（Roy Spencer）教授总结了卫星观测结果，对云在气候模型中的作用提出不同见解。他指出现有气候模式把观测到的云量随着温度变化，当作云的形成与消散是温度变化的结果，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云量变化造成了温度变化，并且这将导致温室气体增温效果远远小于现有气候模式的预测。[19]

对于观测到的气象数据如何解读以及数据的可靠性，科学家们有不同看法。阿拉巴马大学地球科学系统研究中心主任、大气科学家约翰‧克里斯蒂（John Christy）教授是IPCC主要作者之一。他分析了城市不断扩张和地表开发（如农业活动）对气象观测站附近的地表气层（大气边界层）的扰动作用，认为这使记录到的地表温度随着人类活动增长而不断增高。在过去100年地表温度上升的记录中，大多数地区的夜间最低温比白天的最高温上升更快。他认为不断扩张的人类地表活动，而不是温室气体增加，更能解释这一现象。[20]

此外，对于气候变暖所造成的效果，科学家也有争议。比如，2014年特拉华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莱格茨（David Russell Legates）教授在美国参议院作证说：“我的结论是，在美国寒冷的时候干旱更加频繁，并且更加严重。所以历史记录并不支持全球变暖会对农业活动产生负面影响的看法。”[21]

前普林斯顿大学副校长哈帕（William Happer）博士在参议院作证说，从历史上来看目前的二氧化碳水平是偏低的，二氧化碳含量增高会对植物农作物带来好处，这都是被IPCC忽略的。哈帕博士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能源部能源研究办公室主管时，是当时的气候模式的创建者。他认为已有的气候模式预测的增温远比观测到的要大，因为模式高估了气候系统的敏感度。 [22]

4）环保主义科学家为什么偏爱“灾难”理论

IPCC的一位主管科学家曾说：“如果我们希望将来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政策，我们就必须有灾难。这就像公共交通的安全。［促使］人类行动的唯一方式就是出现意外。”[23]虽然他后来声明并不是主张伪造数据，但其主导思想是明确的：灾难才是促成决策和行动的主因。

把全球变暖和各种极端天气现象联系起来已经成了激化气候问题的一种时髦方法，迎合潮流的科学假说也不断登台。2014年初北美经历了极端寒冷天气。一个理论推测，全球变暖造成的北极冰层融化会使高空中的喷射急流（jet stream）路径发生变化，从而向南方输送极地寒冷气团，造成极端寒冷的天气更加频繁。这种和直觉相悖的推断当然更受媒体和环保主义活动家的青睐：连极端寒冷都是气候变暖惹的祸，岂不是让我们更有理由马上采取行动？但事实上，长期气象记录表明，北美极端寒冷天气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2014年五名杰出的气候专家在《科学》杂志上刊登了一封联名信，反驳这种假说。他们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70年代末期（最著名的是1977年），以及在1983年，当北极海冰比现在更厚、更广的时候，冷空气爆发比今年（2014年）冬天更严重。在50到100年的较长时间内，已经确定的是，相对于美国各气象站的历史记录，极端低温记录发生的频率已经降低。[24]

美国科学院院士、气候科学家华莱士（John Wallace）教授指出，在极端天气事件和气候变化之间建立联系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容易。统计推断依赖于足够的样本数量。即使当统计上关联显着时（比如热浪和气候变暖的关联），事件越极端，全球变暖对观察到的异常的相对贡献越小。如果我们对极端天气事件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的机制有充分的了解，那么样本量的限制就不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不幸的是，它们并非如此。[25]

2017年11月，前美国能源部科学副部长、纽约大学城市科学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蒂夫‧库宁（Steve Koonin）在《华尔街日报》上撰写了一篇评论《一份关于气候的欺骗性新报告》，批评了美国政府的气候科学特别报告（ Climate Science Special Report）对于海平面上升的描述遗漏性误导强化灾难意识。[26]

该报告指出，自1993年以来，海平面上升幅度大约是20世纪平均速度的两倍。但该报告却忽略不提最近的上升比率与20世纪早期类似，而当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很小。这是遗漏性误导。该报告的执行摘要宣称，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热浪变得越来越普遍。然而，埋藏在报告深处的数据显示，现在的热浪并不比1900年代更频繁。这一技巧也出现在美国政府的2014年全国气候评估中，该评估强调1980年后飓风强度的增加而不讨论更长时间的记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最近表示，它无法发现人类对飓风的任何影响。[27]

事实上，热浪出现最频繁的年代是20世纪30年代，而不是21世纪的今天。美国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热浪指数显示，当时多达40%的年份热浪指数超过0.45，而21世纪最热的年份该指数也不过0.3左右。[28]而当时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不到目前积累总量的10%。[29]

原英国坦戴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主任迈克‧休姆（Mike Hulme）教授曾撰文批评环境主义造成媒体、科学家和政客共同打造气候变化的灾难意识：“在过去几年中，这个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环境现象──‘灾难性’气候变化现象。似乎仅仅说‘气候变化’并不显得糟糕，所以现在它必须是‘灾难性的’才值得关注。……为什么不仅仅是环保主义活动家，而且是政治家和科学家，他们公然将恐惧、恐怖和灾难的语言与可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物理现实混淆，故意忽视围绕科学预测的范围和条件？”[30]

已故科学家施耐德（Stephen H. Schneider）是气候理论“共识”的倡导者，曾经担任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的第二工作小组组长。他的坦白部分回答了休姆教授的疑问：“我们需要得到一些广泛的支持，以捕捉公众的想像力。当然，这需要获得大规模的媒体报导。所以我们必须渲染令人恐怖的情景，作简化的、戏剧性的陈述，并且几乎不提我们可能有的任何疑问。”他认为这导致了科学家必须在“有效”和“诚实”之间选择的道德两难境地，尽管他希望两者兼顾。[31]

魔鬼要毁人，炒作气候灾难不仅为打造全球政府埋下伏笔，也同时在科学界败坏学术道德。气候学是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年轻学科，把不成熟的全球变暖的理论当作事实，通过媒体炒作掩盖科学的不确定性，通过政府资金倾斜、联合学术期刊和学术机构边缘化不同声音，在所谓“共识”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暴露了共产魔鬼的“斗”、“恨”的基因。魔鬼在科学家确立“共识”的同时，又通过受其影响的媒体和政客们将气候灾难的“共识”贴上“科学证明了”的标签，将之作为不可挑战的教条向全球推行，进一步统一思想，同时把变异的善恶观念渗入人心。前述英国“绿色和平”成员的犯罪行为合法化，依赖的正是“温室气体导致气候灾难”的“共识”。以这种教条为基础的各种政策、法规也将给世界正常的秩序带来混乱。以各种理由打烂“旧世界”，是魔鬼惯用的伎俩。这些都是为魔鬼最后以“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伪“救世主”身份出场作铺垫。

3. 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

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共产主义势力被削弱、共产党国家各种政治、经济问题凸显，环保主义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被邪灵在全球范围利用来推动其图谋。

1）渗透政治，构筑全球政府

共产邪灵掌控人的重要手段就是政府剥夺人的财产、自由，无限扩大政府强制权力。这在西方国家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而环保主义让邪灵有了一剂很好的迷魂汤，在保护环境的堂皇理由下，人的自由可以被轻易剥夺。

第一，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传统共产国家通过革命方式强制进行财富再分配，由于时过境迁，故伎重演难度很大，因此环保主义者采用迂回策略，用全球环境灾难的名义迫使人们主动放弃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地球之友协会称：“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的核心必须是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32]知名环保思想家希尔曼（Mayer Hillman）称：“配给制是防止气候变化失控的唯一方法”，“碳排放量的配给制必须实施，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因为“保护地球，使地球上的生物免于灭绝，跟这个目标相比，民主这个目标就不那么重要了”。[33]在这场应对气候变化的“战争”中，英国首先提出了“个人碳定量证券”的概念。一位英国科学家表示，这是“引入第二种货币，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份额。这种财富再分配［迫使富人］必须从穷人那里购买碳信用额度”。[34]在苏联或共产中国生活过的人可以轻易地看出，这种碳定量配给制是极权制度实现的另外一种方式，就像中共当年配给的油票、粮票、布票一样。用这种方式，一方面实现了财富的再分配，另一方面赋予中央政府至高无上的对财富和自由的支配权。

第二，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限制个人自由。在有深厚自由传统的西方，要想让人主动放弃个人自由，接受对个人生活的诸多限制，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必须设想一个巨大的即将到来的灾难，迫使人们放弃自由权利。“全球变暖”、“地球末日”就成了环保主义者的最佳选择。澳大利亚的“碳意识联盟（Carbon Sense Coalition）”提供了一个禁令清单，这个清单以全球变暖的名义强迫人们改变其行为模式：

禁止明火和大肚子炉灶（pot bellied stoves），禁止白炽灯泡，禁止瓶装水，禁止某些地区生产的私家车，禁止等离子电视，禁止建设新机场，禁止扩建现有机场，禁用电器设备上的“待机模式”，禁止燃煤发电，禁止电热水系统，禁止开车度假，禁止三天周末；征收生育税，征收大型轿车税，征收超市停车场税，征收垃圾税，征收第二栋住宅税，征收第二辆轿车税，征收假日航班税，征收电力税以补贴太阳能［电力］，征收大型轿车陈列室税，征收进入城市的汽车的生态税；需要许可才能驾驶自己的汽车超出城市范围，缩小电器设备的选择范围，给每个人分配碳信用额度，规定燃料效率标准，研究如何减少挪威驼鹿产生的甲烷，移除道路上的白线迫使司机小心驾驶。[35]

第三，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扩大政府编制和权限。各个西方国家除了环境保护局的庞大机构之外，开始利用环境借口，设立新的政府部门，扩大原有部门权限。任何机构都有 “自我维护”、“自我扩张”、“自我繁殖”的倾向，这些环保部门也不例外。它们利用甚至滥用手里的权力，向社会公众散布环境灾难的恐怖论调，以争取更多行政经费，稳固自己在政治体制当中的位置，最后买单的只能是纳税人。美国旧金山市设立年薪为16万美元的“市气候行政官”（city climate chief），伦敦最贫困的一个区（London Borough of Tower Hamlets）有58名跟气候变化有关的官员。[36]这和大学、公司设立“多元化”官员的运作机理高度一致。

第四，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鼓吹民主制度过时论，伺机建立超国家甚至全球性的极权政府。环保主义者声称，民主制度不可能应对即将到来的环境危机，为了有效应对危机，必须采纳或者至少部分采纳极权制度或者威权制度（authoritarianism）。[37]作家詹妮特‧比尔（Janet Biehl）精确地总结了这种心态：“生态危机只能通过极权的方式解决”，“需要一种‘生态专制’”，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自由社会会自愿采纳“绿色议程”。[38]环保主义奠基人之一、美国学者保罗‧埃里希（Paul Ehrlich）在《如何做一个幸存者──拯救地球这艘宇宙飞船的计划》这本书中呼吁：①过度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必须实行人口控制；②过度发达的国家必须还原化（必须“消除其发达化”）；③欠发达国家必须半发达化；④必须建立监督和调节世界体系的程序规则，不断努力维持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最优平衡。[39]事实上，除了一个全球性的极权政府，任何政府和组织都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权力。这等于利用环保旗号鼓吹建立全球极权政府。

第五，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鼓吹中共制度优越论，为共产极权唱赞歌。由于人口增长意味着使用更多的资源、排放更多的碳、产生更多的垃圾，环保主义者鼓吹控制人口甚至减少人口。因此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西方环保主义者的大力吹捧。路透社报导，中共从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把人口控制在13亿，假如没有这个政策，中国人口会达到16亿。该报导作者得出结论，中共无意间为全球的碳减排做出了贡献。被作者忽视的是数亿幼小的生灵及其父母家人遭受的巨大的苦难。

环境问题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环境污染问题，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等。中共畸形的高能耗、高污染经济模式早已把中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污染地。中国是大城市空气污染最多的国家，中国大部分河流已经无法饮用，中国的沙尘暴飘洋过海到了韩国、日本、美国。按理说，真正的环境保护者一定会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中共。吊诡的是，很多环保主义者对中共赞誉有加，甚至视其为环保事业的希望。美国共产党的新闻网站《人民世界》（People’s World）近年来对环保新闻的报导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令人惊讶的是，该网站环保新闻的主调是川普（特朗普）政府的环境政策将毁掉这个国家甚至整个地球，而地球人的救星竟然是──中共！[40]这只能说明共产邪灵在背后的操纵。

捷克前总统、经济学家克劳斯在《环保的暴政》一书中睿智地指出：“环保主义是一种企图激进地不计后果地（以对个人自由的严苛限制和人类生命为代价）改变世界的运动。它企图要改造人、改造人类行为、改造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简而言之，要改造所有一切”，“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社会繁荣构成最大威胁的，已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那种野心勃勃的、自大的、肆无忌惮的环保主义政治运动意识形态。”[41]他认为，环保主义者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经济问题的态度不谋而合：“两者皆旨在以所谓最优的、集中支配的、‘全球性的’世界发展规划来取代世界和人类自由自发的演化。这种方法论，就像其共产主义的先例一样，是乌托邦式的，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与初衷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的。与其它乌托邦一样，这样一个乌托邦同样也是只能以限制自由、以少数人凌驾于广大群众之上指手画脚来实行。”[42]他批评环保主义“鼓吹地球和自然，他们打着环保的旗号──与当初的马克思主义者极其类似──妄图通过一项全世界性的中央性的（现在是全球性的）规划取代自由和自发的人类演变进程”[43]。克劳斯坚决反对有人企图利用环保构建国家大政府乃至全球政府奴役大众。

2）打击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的目标之一是推翻资本主义，而环保主义把资本主义当作破坏环境的天敌，于是共产主义与环保主义有了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所以共产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受挫之后，很自然地就劫持并扛起了环保主义的大旗，把人类正常的环保活动演变成为征服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

原教旨共产主义曾描绘出一个美妙的乌托邦，也就是“人间天堂”，来煽动穷人闹革命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而以环保主义为掩护的共产主义采取的则是一个类似的手法，但是，描绘的远景正好相反，不是美妙的乌托邦，而是可怕的“反乌托邦”，一个“人间地狱”：在一百年之后因为地球变暖，到处是山崩海啸、干旱洪水热浪，人类面临生存危机。这一次煽动的不再是穷人，而是要富人们起来抛弃原来的生活模式。谁会自愿改变舒适或者习惯了的生活呢？那就要靠政府，一个政府当然不够，那就要靠联合国，要靠世界政府。还动不起来，就把未来的生态灾难给以强化宣传，制造生态恐慌，从而影响民众和政府，让政府强制推行环保主义的政策，达到摧毁资本主义的目的，实现共产主义。

原教旨共产主义在获得政权后，一是剥夺富人财产，所谓的杀富济贫，其实穷人还是穷人，财富都被当官的贪了去；二是搞国营经济，消灭私有制，把经济搞垮，弄得民不聊生。我们看看环保主义的做法。一是要富国出钱帮助穷国，财富再分配，其实穷国还是穷国，帮助穷国的钱通常都被穷国的官员贪了去；二是搞大政府，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用各种严苛的环保政策来捆住资本主义的手脚，让企业关停或者迁到海外，让发达国家的经济垮下来，从经济上削弱资本主义。环保主义在摧毁资本主义上与原教旨共产主义何其相似，说白了，也就是共产主义以不同面目在人间作祟。

环境主义的重点就是渲染未来的灾难，用恐惧来俘虏今天的民众和政府。很多致力于宣传这种末世恐慌的人，他们自己却过着高能耗高碳的奢侈生活，可见他们自己也并不认为大难即将临头。

可以看出，因为要利用环保危机，特别是利用“全球变暖”这个共同“敌人”来联合各种力量反对资本主义，所以，强调和夸大危机就成为了必然。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人们对价格最低廉的能源产生巨大恐惧，那就是化石燃料──石油、煤碳、天然气以及核能源。数十年前他们已经成功地让人们对核能源产生恐惧，现在他们又要想办法让人们害怕化石燃料，办法就是声称化石燃料会造成灾难性的全球变暖。

严苛的环保条例就成了打击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手段，成了“就业杀手”。绿色刺激计划、清洁能源计划、新发电厂的法规、更严格的车辆法规、《巴黎议定书》等等，都是以防止全球变暖的名义进行的。然而，气候科学实际上并没有确定变暖主要是人为的，并且一定会导致灾难。如果是自然原因导致的气候变化，那么所有这些政策只是起到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对人类无任何益处。

在环保主义的推动下，一味地无科学根据地提高汽车尾气排放标准，一味地限制新的禁用物、化学产品等，就意味着提高产品造价，减少利润，就会有相应的工人失去工作，或将工作机会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以减低造价、保住利润。即使是环保支持者们也承认将汽车燃油效率提高到2025年的每加仑54.5英里，也最多能达到2100年时使气候增温幅度降低0.02摄氏度，[44]对所谓的降低温室效应几乎无补。但各种限令的结果却是让百万工人失去工作，沉重打击了西方国家的制造业、科技发展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能力。

环保新产业基本上是政府在推动和补贴，不是市场运作产生的。在研发还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就搞大规模的量产，实践证明了效果非常不理想，企业很难生存，拉动就业也就谈不上；由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企业不是从一个县搬到另一个县，而是搬到了另一个国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就业损失是净损失。

环保运动大力鼓吹绿色能源，掀起来一股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大跃进，但是制造绿色能源本身带来的污染却被掩盖或者低估。太阳能板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四氯化硅就是一种剧毒物质，会对环境造成很大危害，“倾倒或埋葬它的土地将是贫瘠的，没有草或树木会在这个地方生长……它就像炸药──它有毒，是污染的，人类永远不会碰它”，《华盛顿邮报》引述一位材料科学专家的话如是说。[45] 同时在制造太阳能板的过程中还会消耗大量的传统能源，包括煤炭和石油，一样制造大量污染，可以说绿色能源留下的不是绿色而是污染。

从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美国就希望把外流的制造业拉回美国。除了税收优惠政策缺乏吸引力之外，环保也是一个阻挡制造业回流的重要因素。台湾电信巨头富士康欲在美国投资设厂，谈了数年未果。而富士康在中国广州建立一个类似规模的大厂，从洽谈到动工，只用了50天。该公司总裁呼吁美国应该到中国学习和调研。 [46]川普入主白宫之后，推出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举措，在环保方面为企业松绑。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除了税收优惠，威斯康辛州政府还豁免了高标准的雾霾、湿地等相关环保管控，使得富士康在美投资得以在该州落实。

根据《巴黎协议》，到2025年之前，发达国家每年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约1,0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帮助他们在能源结构和工业化技术上取得发展和改进。而在一百多个签署国中，美国每年独自就要承担75%的费用，也就是大约750亿美元。美国要在2025年前把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到比2005年的排放量少26%至28%，相当于每年减少排放量大约16亿吨。至于超越美国成为最大污染国的中国，目标是允许其2030年前碳排达到峰值。[47]川普总统在演讲中指出：“如果继续遵守《巴黎气候协议》以及它在能源方面对美国强加的苛刻限制，根据国家经济研究协会的统计，到2025年美国会丢失270万个工作”，“这个调查报告还显示，到2040年，遵守上届政府的承诺将造成以下行业大幅减产：造纸下降12%，水泥下降23%，钢铁下降38%，煤炭……下降86%，天然气下降31%。到这时，国民生产总值将下调3万亿美元，同时要丢失650万个工业职位，而家庭收入将减少7,000美元，甚至更多。”[48]借着环保名义，打击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技术，制定不合理的法规、协定，只能让共产国家有机可乘，反制西方。这样尤其致使美国这个国际警察、西方世界对抗共产邪恶的最后堡垒，无法履行神的旨意，只好看着邪恶坐大。这其实正是邪灵期盼的结果。

我们不是否定环保。环境需要保护，但是，保护环境的目的是为了人，具有神的形象的人才是万物之灵。超前的环保、过度的环保、以牺牲人为代价的环保，是中了邪灵的圈套。环保必须有一个平衡点，而现在的环保运动是不在乎平衡点的，而是永无止境地要向一个方向推动。在这场过度、极端的环保运动中，我们不怀疑有很多活动人士是出于善良的愿望，但是要求政府来主导一切的背后，其实是共产邪灵的幢幢鬼影。

3）发动媒体攻势，压制不同声音

2009年6月，美国ABC电视台的“早安美国”（GMA）播出了一集畅想未来的特别节目，预测未来100年“全球变暖”对地球和人类的冲击。节目中，一名专家声称2015年海平面会迅速上升，纽约将被海水淹没；一名受访者说届时将会有“长达数百英里的火焰”；一加仑牛奶的价格为12.9美元；一加仑汽油的价格为9美元。其论调之夸张使该节目的一名主持人在节目中质疑说，“这一切真的可能吗？”

事实上，可能与否并非媒体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危机意识”是环保主义驱动大众的指挥棒，而不确定性和“危机意识”是相矛盾的，科学没有定论的东西怎么能造成公众的危机感呢？于是，环保主义打着为全人类未来的旗号，压制不同声音，以“科学共识”为名达成全民“共识”。

丹麦经济学家比约‧隆伯格（Bjørn Lomborg）在名为“持怀疑态度的环境主义者”的著作中，承认气候变暖，也承认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但他认为，由于人类的适应性和科技进步，这不会造成灾难。由于他的立场和环境主义“人类造成灾难性的气候变暖”的教条相矛盾，他在各界都受到打击：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将隆伯格比作希特勒；丹麦科学欺诈委员会对其著作进行审判，然后宣布隆伯格犯了“科学欺诈”（但随后的政府调查证明隆伯格是无辜的），反对他的人企图利用科学欺诈委员会的判决，撤销其丹麦环境评估研究所所长职务。在火车站，人们甚至不愿意和他站在同一个站台，有一个环境主义者甚至向他扔馅饼。[49]

气候学家、前NASA卫星专家斯宾塞博士总结了14种宣传伎俩，包括制造恐慌、诉诸权威、利用从众心理、许诺必胜、人身攻击、煽情、谣言战等。[50]

英国记者布兰登‧奥尼尔（Brendan O’Neill）2006年撰写了一篇文章，总结了当今许多国家发生的对怀疑气候变化理论的人的思想和言论的钳制现象。[51]

例如，一位英国外交官员在公众发言中说，对待怀疑气候变化理论的人应该像对待恐怖分子一样，媒体不应该给他们发言平台。奥尼尔指出，怀疑气候变化理论的人被扣上“否认者”这个帽子。这包括一大类人，从承认气候变暖但认为我们能够应对的人，到完全否认任何变暖的人。这个词杀伤力很大。爱丁堡大学的退休英语教授查尔斯琼斯指出，“否认者”这个帽子是想把任何持怀疑态度的人和大屠杀否认者置于同一个令人恶心的道德水平。有些人甚至声称对气候变化理论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即将到来的大屠杀的从犯，将来他们将面临纽伦堡式的审判。一位知名环境主义作家写道：“我们应该对那些混账（气候变暖理论的怀疑者）进行战争审判──类似于纽伦堡审判的气候审判。”奥尼尔评论道：“我们通常只在专制国家里才听说过给思想或者言论定罪。……从妖魔化一群人并把他们的言论描述为有毒和危险的，到要求采取更加严厉的审查只有一步之遥。”[52]奥尼尔的判断是正确的，钳制自由思想正是共产魔鬼的特征之一。事实上，这正是魔鬼用来替换人们判断善恶的普世价值的伎俩。

一位哈佛大学天文学教授发表论文，讨论太阳在地球过去的历史温度记录中所起到的作用。由于这挑战了“人类是造成气候变化的元凶”这一教条，某环境主义网站称其企图施行“群体屠杀”，并把其他持不同意见者称为“重罪犯”。[53]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个大型环保团体的高级官员警告说，媒体在播放气候变化理论的怀疑者的发言之前应该三思，“因为允许这种误导性的信息传播会造成伤害。”[54]英国环境部部长在一次演讲中说，正如同不允许恐怖分子在媒体上露面一样，全球变暖论的怀疑分子们也将无权在媒体上发表言论。[55]澳大利亚的主流专栏作家们在开始考虑以“反人类罪”起诉气候变化的“否认者”。在澳大利亚包括总理在内的政要们参加的一次峰会上，一个提议是剥夺违反者的公民权。其中一个主意是重新审核澳大利亚公民，只给那些证明自己是“对气候环境友善”的人重新发放公民身份。[56]

更有甚者，有人甚至试图动用法律武器迫使气候变暖假说的反对者噤声。2015年，二十名学术界人士致信给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长，要求使用 《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为工具，调查那些对气候变化持不同看法的公司和组织。其真正诉求是用法律手段干涉言论自由。[57]2016年，多个州的司法部长开始形成联盟，针对传统能源行业，调查其是否“误导投资者和大众”。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指出，这种对持有不同看法者的指控和调查违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实际上是扼杀对重要公共政策的辩论。[58]

4）操纵“民间”团体，发动街头革命

共产邪灵很会利用人间运动来聚集人员、组成机构，以造成国家甚至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街头革命是共产主义者常用的手段之一，如利用工会组织罢工等等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很多环保组织打着环保招牌，用政治正确、环保至上来聚集数量巨大的环保人士而形成环保运动，游说、挟持政府甚至联合国组织制定并强迫推行不合理的协议、法规，甚或制造暴力事件，使世人噤声。

正如激进左派代表人物阿林斯基所明确提出的，必须隐藏真实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阶段性的、貌似合理或无害的目标动员大面积人群行动起来。当人们适应了这种变动的时候，再让他们为了更激进的目标而行动就相对容易了。 “记住：一旦让群众就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污染──组织起来，被组织起来的群众就开始行动了。从‘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楼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59]

在1970年第一次地球日那天，超过两千万美国人参加了地球日为主题的街头抗议活动。而应对环境恶化的措施却是人口控制。当时美国许多的左派组织决定“哪里人多就去哪里（Go where the people are at）”，参与了环保运动，并把社会主义作为控制人口增长的解药。

形形色色的左派团体利用环保运动走向街头革命。如美国有一个“人民的气候运动”，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共产党的产物，参与的组织有“美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在行动”、毛主义的“美国革命共产党”、“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另类社会主义”、“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等等。他们举办“人民的气候集会”、“人民的气候游行”。集会上的标语是“制度改革，不是气候变迁”、“资本主义正在杀死美国”、“资本主义正在毁灭环境”、“资本主义正在毁灭星球”、“为社会主义未来而战斗”。[60]

他们在美国很多大城市包括华盛顿特区进行游行，队伍是代表共产极权的一片红旗的海洋。[61] 随着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红色因素壮大环保势力，“绿色和平”已经在演变成红色革命。

5）反人类主义的新宗教

共产邪灵除了把环保主义劫持为政治运动之外，还把环保主义变为一种新的宗教，而且是一种反人类主义的宗教。

美国作家、《侏罗纪公园》的作者克莱顿表示：环保主义是今天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宗教之一。他认为，环保主义具备了宗教的典型特征，比如人的堕落、失去恩典、走向毁灭。它设定一个最初的伊甸园──一个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承受恩典的状态，人类由于从知识树中进食，从恩典陷入污染状态，“并且由于我们的行为，有一个审判日在等待着我们所有人。我们都是能源罪人，注定走向毁灭，除非我们寻求救赎，这个救赎现在称为‘可持续性’。”[62]

克莱顿认为，环保主义的所有信条都关乎信仰。“这关系到你将成为罪人，还是被救；你是属于将被救赎的人群的一员，还是将被毁灭的人群的一员；是我们的一员，还是他们的一员。”[63]

这种看法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认同。美国有影响力的环境史学家克洛南（William Cronon）认为，环保主义是一种新的宗教，因为它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对伦理行动的道德要求，并以此来判断人类行为。[64]

前文引述过的著名科学家、量子力学巨擘弗里曼‧戴森在2008年《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中说：“环保主义已经取代了社会主义，成为全球范围居主导地位的世俗宗教。这种宗教认为……用我们奢侈的生活垃圾损害地球是一种罪，正当的道路是过尽可能节俭的生活。这种新宗教的伦理成为全球幼儿园、学校、大学的讲义。” [65]

对此，很多环保主义者并不讳言。因为性骚扰丑闻而辞职的IPCC的主管巴查理（Rajendra Pachauri）在辞职信中说环保就是“我的宗教信仰”。[66]

当环保主义越来越意识形态化、越来越宗教化的时候，也就越来越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越来越打击不同意见、越来越与科学脱节。捷克前总统克劳斯认为，环保运动目前更多的是被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所带动；环保主义已经变为一种旨在摧毁现行社会的准宗教。

这种新的宗教与共产主义一样，描述了一个乌托邦的美妙图景，即人可以靠自己的智慧，规划自然环境，成为救世主。而这种“救世”，又是建立在反对现有文明的基础上的。如联合国和平大学顾问委员会主席、京都议定书的设计师说：“地球的唯一希望不就是工业文明的崩溃吗？”[67]克劳斯总结说：“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环保主义者的逻辑，我们就会发现那是反人类的意识形态。”他同意生物学家伊万‧布列辛纳（Ivan Brezina）的观点，那就是环保主义并不是对真正生态危机的理性与科学的回答，而是对现有文明形式的整体排斥。[68]

有人认为，环保主义在利用保护环境的名义在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对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不同方式的极端攻击。而这种仇恨和极端化表现了一种激进的反人类主义。加拿大政治评论家马克‧斯廷（Mark Steyn）说，他们（环保主义者）认为“每个出生的人……产生更多的垃圾、更多的污染、更多的温室气体，并增加了人口过剩的问题。我们本身就是污染；节育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为孩子们留下更可持续的环境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孩子。……进步主义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每个孩子都应该是不受欢迎的”。[69]

这种把人视为破坏自然的罪魁祸首、将自然环境摆在至高无上、远远超越人的神圣位置，甚至不惜以控制人类生育、剥夺人的生存权利的思维和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异曲同工，本质上是一种反人类主义，等于用一种新的宗教取代传统的人是万物之灵的宗教观。这种宗教观与极权主义、强制统一思想、反资本主义的革命诉求的结合，并不能为人类保护自然提供保障；相反，它将毁掉现有的文明、现有的自由与秩序，制造前所未有的恐慌与混乱，把人类引向歧路，这正是共产邪灵劫持环保主义想要达到的真正企图。

结语：信神敬天，恢复传统，走出环境危机

神创造了人，同时给人创造了优美繁荣的地球，这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环境。人有权利用大自然的资源，同时有义务珍惜自然资源，爱护环境和万物。千百年来，人类守护着远古时神留下来的告诫，与自然和谐共生。

近代出现的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人心变坏，而其效果又被科学技术放大的结果。污浊的自然环境，是人类污秽的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因此，净化环境必从净化内心开始。

环保意识的兴起出于人类自救的本能，本来无可厚非。但它给了邪灵可乘之机。共产邪灵利用其在人间的代理人，制造大规模的恐慌，鼓吹变异的价值观，剥夺人的自由权利，企图建立大政府甚至全球政府。在这种被共产主义变异的思路里解决环境问题，其结果是导致人类更快地被集体奴役和走向毁灭。

解决环境问题不能靠强制性的政治运动，或者仅依靠现代技术，而取决于对宇宙、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和高尚的道德水平。人类恢复传统，提升道德，走回神指的路，自然会得到来自神的智慧和恩典。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将回到神的子民的身边；昭昭天日，朗朗乾坤，将伴随人类直到永远。#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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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页168-189。

[2] Martin Durkin, 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Swindle (documentary film, 2007), Channel 4 (UK), March 8, 2007.

[3] Takuro Kobashia, et. al., “4 ± 1.5 °C Abrupt Warming 11,270 Years Ago Identified from Trapped Air in Greenland Ice,”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68 (2008): 397–407.

[4] Freeman Dyson, “Misunderstandings, Questionable Beliefs Mar Paris Climate Talks,” The Boston Globe, December 3, 2015, https://www.bostonglobe.com/opinion/2015/12/03/freeman-dyson-misunderstandings-questionable-beliefs-mar-paris-climate-talks/vG3oBrbmcZlv2m22DTNjMP/story.html.

[5] Scott Waldman, “Judith Curry Retires, Citing ‘Craziness’ of Climate Science,” E&E News, January 4, 2017, https://www.eenews.net/stories/1060047798.

[6] J. A. Curry and P. J. Webster, “Climate Science and the Uncertainty Monster,” Bulletin of American Meteorology Society 92, no. 12:1667–1682, https://journals.ametsoc.org/doi/pdf/10.1175/2011BAMS3139.1.

[7]IPCC, “Working Group I: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07, https://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ar4/wg1/en/ch8s8-2-1-3.html.

[8] IPCC, “Working Group I: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07, https://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ar4/wg1/en/faq-2-1.html.

[9] Mark W. Shephard, et al., “Comparison of Tropospheric Emission Spectrometer Nadir Water Vapor Retrievals with in situ measurements,”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3, no D15S24, doi:10.1029/2007JD008822.

[10] “Climate Change,” American Physics Society Web Page, https://www.aps.org/policy/reports/popa-reports/energy/climate.cfm.

[11] “Solar Constant,” Britannica Online, https://www.britannica.com/science/solar-constant.

[12] Willie Soon, et al., “Modeling Climatic Effects of Anthropogenic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Unknowns and Uncertainties,” Climate Research 18 (2001): 259–275.

[13] Michael Lemonick, “Freeman Dyson Takes on the Climate Establishment,” Yale Environment 360, June 4, 2009, https://e360.yale.edu/features/freeman_dyson_takes_on_the_climate_establishment.

[14] Nir J. Shaviv, “Celestial Driver of Phanerozoic Climate?”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Today 13, no. 7: 4–10, July 2003, https://www.geosociety.org/gsatoday/archive/13/7/pdf/i1052-5173-13-7-4.pdf.

[15] J. Emile-Geay et al., “Links between Tropical Pacific Seasonal, Interannual and Orbital Variability during the Holocene,” Nature Geoscience 9 (2016): 168–173.

[16] Zhengyu Liu et al., “The Holocene Temperature Conundrum,” PNAS 111, no. 34, August 26, 2014.

[17] Olaf Stampf and Gerald Traufetter, “Climate Expert von Storch: Why Is Global Warming Stagnating?” Der Spiegel, June 20, 2013,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interview-hans-von-storch-on-problems-with-climate-change-models-a-906721.html.

[18] Richard S. Lindzen et. al. , “Does the Earth Have an Adaptive Infrared Iri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82 (2001) : 417 – 432, https://doi.org/10.1175/1520-0477(2001)082%3C0417:DTEHAA%3E2.3.CO;2.

[19] Roy Spencer et al, “Potential Biases in Feedback Diagnosis from Observational Data: A Simple Model Demonstration”, Journal of Climate. 21 (21): 5624–5628, Nov,1,2008.

[20] John R. Christy, “Written Report to Senate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Committee”, November 14, 2007,　https://www.nsstc.uah.edu/users/john.christy/christy/ChristyJR_CST_071114_written.pdf.

[21] David Russell Legates, “Statement to the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U.S. Senate, July 3, 2014, https://www.epw.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a/a/aa8f25be-f093-47b1-bb26-1eb4c4a23de2/01AFD79733D77F24A71FEF9DAFCCB056.6314witnesstestimonylegates.pdf.

[22] William Happer, “Data or Dogma? A Senate Hearing on the Human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Hearing of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December 8, 2015, 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c8c53b68-253b-4234-a7cb-e4355a6edfa2/FA9830F15064FED0A5B28BA737D9985D.dr.-william-happer-testimony.pdf.

[23] Sir John Houghton, “Moral Outlook: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Sunday Telegraph, October 9, 1995.

[24] Jason Samenow, “Scientists: Don’t Make ‘Extreme Cold’ Centerpiece of Global Warming Argument,”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0,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apital-weather-gang/wp/2014/02/20/scientists-dont-make-extreme-cold-centerpiece-of-global-warming-discussions/?noredirect=on&utm_term=.3600e477f052.

[25] John Michael Wallace, “The Misplaced Emphasis on Extreme Weather in Environmental Threat Communica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4,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apital-weather-gang/wp/2014/03/14/the-misplaced-emphasis-on-extreme-weather-in-environmental-threat-communication/?utm_term=.bf84802d4613.

[26] Steve Koonin, “A Deceptive New Report on Climat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a-deceptive-new-report-on-climate-1509660882.

[27] 同上。

[28] “Climate Change Indicators: High and Low Temperatures,”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https://www.epa.gov/climate-indicators/climate-change-indicators-high-and-low-temperatures.

[29] Judith A. Curry, “Statement to the Subcommittee on Space, Sci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Hearing on “Data or Dogma? Promoting Open Inquiry in the Debate over the Magnitude of Human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December 8, 2015, https://curryja.files.wordpress.com/2015/12/curry-senate-testimony-2015.pdf.

[30] Mike Hulme, “Chaotic World of Climate Truth,” BBC, November 4, 2006, http://news.bbc.co.uk/2/hi/science/nature/6115644.stm.

[31] Roy W. Spencer, Climate Confusion: How Global Warming Leads to Bad Science, Pandering Politicians and Misguided Policies that Hurt the Poor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08), Chapter 5.

[32]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8), 214.

[33]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5.

[34]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1.

[35]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2-213.

[36]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27.

[37] 参看David Shearman and Joseph Wayne Smith, The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 and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 (Westport, CT: Praeger, 2007).

[38]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9-220.

[39] [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环保的暴政》，宋凤云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页5。

[40] John Bachtell, “China Builds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le the World Burns,” People’s World, August 21, 2018, 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china-builds-an-ecological-civilization-while-the-world-burns/.

[41][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环保的暴政，页4。中文版把“socialism”翻译成“极权主义”，这里改回“社会主义”。

[42] [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环保的暴政》，页7-8。中文版把“communism”翻译成“苏维埃式专制主义”，这里改回“共产主义”。

[43] [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环保的暴政》，页100。中文版把“Marxists”翻译成“专制主义”，这里改回“马克思主义者”。

[44] John Fund, “Rollback Obama’s CAFE Power Grab, Give Car Consumers Freedom,” National Review, May 23, 2018,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fuel-standards-cafe-epa-rolls-back/.

[45] Ariana Eunjung Cha, “Solar Energy Firms Leave Waste Behind in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9,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3/08/AR2008030802595.html?referrer=emailarticle&noredirect=on.

[46] 张程：〈富士康项目落户广州只用50天 郭台铭喊话美学“中国效率”〉，《参考消息》，2017年3月3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70303/1733380.shtml。

[47]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RDC), December 2015, IB: 15-11-Y, https://www.nrdc.org/sites/default/files/paris-climate-agreement-IB.pdf.

[48] Donald J. Trump, “Statement by President Trump on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The White House, June 1,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ident-trump-paris-climate-accord/.

[49]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117.

[50] Roy W. Spencer, 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Blunder: How Mother Nature Fooled the World’s Top Climate Scientists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10), 31.

[51] Brendan O’Neill, “A Climate of Censorship,” The Guardian, November 22, 200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06/nov/22/aclimateofcensorship.

[52] 同上。

[53]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64.

[54] Brendan O’Neill, “A Climate of Censorship,” The Guardian, November 22, 200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06/nov/22/aclimateofcensorship.

[55] 同上。

[56]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107.

[57] Hans von Spakovsky and Nicolas Loris, “The Climate Change Inquisition: An Abuse of Power that Offends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reatens Informed Debat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October 24, 2016, https://www.heritage.org/report/the-climate-change-inquisition-abuse-power-offends-the-first-amendment-and-threatens.

[58] 同上。

[59] Saul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ctic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Tactics.”

[60] “Climate Movement Drops Mask, Admits Communist Agenda,” PJ Media, September 23, 2014, https://pjmedia.com/zombie/2014/9/23/climate-movement-drops-mask-admits-communist-agenda/.

[61] “People’s Climate March: Thousands Rally to Denounce Trump’s Environmental Agenda,” The Guardian, April 29,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7/apr/30/peoples-climate-march-thousands-rally-to-denounce-trumps-environmental-agenda.

[62] Michael Crichton, “Crichton: Environmentalism Is a Religion,” Hawaii Free Press, April 22, 2018, http://www.hawaiifreepress.com/ArticlesMain/tabid/56/ID/2818/Crichton-Environmentalism-is-a-religion.aspx.

[63] 同上。

[64] Robert H. Nelson, “New Religion of Environmentalism,” Independent Institute, April 22, 2010, http://www.independent.org/news/article.asp?id=5081.

[65] Joel Garreau, “Environmentalism as Religion,” The New Atlantis, Summer 2010, https://www.thenewatlantis.com/docLib/20100914_TNA28Garreau.pdf.

[66] Damian Carrington, “IPCC Chair Rajendra Pachauri Resigns,” The Guardian, February 24,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5/feb/24/ipcc-chair-rajendra-pachauri-resigns.

[67] Michael Whitcraft, “A Lot of Hot Air – A Review of Václav Klaus’ Recent Book: Blue Planet in Green Shackles,” Free Republic, June 13, 2008, http://www.freerepublic.com/focus/f-news/2030948/posts.

[68] 同上。

[69] Quoted in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