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接上文）

十、无处不在的挤兑和欺凌

高文涛在改造生活中时时耍心机，处处占便宜，一向把麻烦和不便强加给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这体现在方方面面。

整理箱

监区给每个服刑人员分配两个整理箱，一个盛食品和餐具；一个装衣物。可是杨絮、高文涛处处占便宜，处处剥夺法轮功学员的正当权益。杨絮拥有六个箱子，高文涛拥有五个。这就多占用七个箱子，都是占用法轮功学员的。有好几个法轮功学员，高文涛安排每人只给一个箱子，也就是餐具、食品和物品都放在一个箱子里，使用不方便，箱子里又显得凌乱。有时让两个法轮功学员共用一个食品箱，一日三餐使用起来很麻烦。

杨絮、高文涛明明霸占法轮功学员的箱子，却倒打一耙说她们的箱子卫生不合格。甚至以此训斥人家，无理伤害成常事。

打被摞

高文涛还有最自私、最令人唾弃的劣迹，那就是不论谁住她的上铺，都只能睡觉、却不准在上面打被摞，必须把被摞打在别人的上铺。

这样，她上铺的法轮功学员每天早上不但小心翼翼的起床，还要蹑手蹑脚地拿下被子，再爬到别人的上铺，把被摞打到合格为止。法轮功学员天天被折腾，高文涛却毫无愧疚之心。

活动空间

法轮功学员平时的活动空间是自己所在床位的夹空里，宽度不足半米，连正常平端着的脸盆都过不去，仅仅能进出一个人，稍胖一点的人只能侧身挤过去。可是就这一点空间，却是四个法轮功学员平时休息的地方，平时休息时都被要求挤在那么窄的夹空里。

有一次，包组警察肖淑芬从监控器中都看不下去了，进监室说杨絮旁边的床夹空太窄了，让把床往外拉开点距离。高文涛狡辩说：“杨絮嫌离电视距离近”，肖淑芬不满地说：“拉开，电视要不能看就别看了。”

杨絮、高文涛的活动空间都很宽绰。杨絮的床位到墙的距离大约一米半；高文涛的床前并排摆放一张课桌、一个脸盆。相比较而言，一个人的地盘远超过几个法轮功学员的空间。

强吃多占

在每日的饭食方面，杨絮、高文涛同样时时占便宜。监区每周三次发鸡蛋，董莉总是第一给杨絮和高文涛拿，而且总拿最大的；其次董莉拿大的，再其次给其他包夹拿大的；剩下小的、破皮的或者坏了的，都给法轮功学员；年已八十岁的法轮功老太太也得拿坏的。

发馒头时，第一给杨絮、高文涛，她俩随手在桶里扒拉，挑最好的拿。剩下不好的给法轮功学员；

分菜时，好吃的先给杨絮、高文涛，而且包夹从顶翻到底，满桶扒拉给她俩挑肉，一人一大碗（吃不了就倒掉）。之后包夹再多分；最后剩下的分给法轮功学员。而这些人很有素质，都互相谦让，菜少也不说啥，还都多给同修点儿。

分饭时最先给杨絮、高文涛。而且高文涛总是拿一个大盒子盛饭，就是特意让包夹多给，盛满满一盒饭、连晚饭都有了。有人说：“高文涛领饭的时候真就像个要饭的，就像几辈子没吃过东西似的下三滥。”

杨絮、高文涛分完，几个包夹也多分。而法轮功学员只能最后领饭，经常因为饭少不够吃，但她们从未抱怨过。而且宁肯自己少吃点，也要多给同修点儿，从来都这样互相关心和照应。多恶劣的环境，都无法磨灭她们无私的境界！

十一、杨絮、高文涛向法轮功学员借钱，私窜钱卡

《狱内严厉打击下列行为》第十八条规定：“打击罪犯间私窜钱卡、有偿借贷、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然而杨絮、高文涛对于监狱重点打击的行为也敢做。

由于她俩过于贪吃，加上与其他犯人合伙倒买倒卖，以致每月的狱内消费额度根本不够用。每月都超限，有时超出好几倍。于是宁可违反监规监纪，也要想方设法与别人私窜钱卡，有时占用别人的消费额很长时间才还上。

被她们划卡借钱的包夹只有一人，别的包夹都不给她们开口的机会。当借钱无门的时候，她俩又瞄上法轮功学员了。她们心里清楚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都很善良，不记别人的伤害。高文涛就当众说过“其实她们都是良家妇女”。于是在四处碰壁时又向她们借钱。

有人这样形容杨絮、高文涛：“好事没有法轮功（学员）的，坏事没有别人的。这俩人平时对法轮功（学员）心狠手辣，想占便宜的时候又厚颜无耻找人家。真是心术不正啊！”

杨絮、高文涛经常找苏坤窜钱卡。她俩先借苏坤的钱，积攒到一定数量时就让她们的家人给苏坤汇款。

二零二零年春夏之交，苏坤曾先后两次收到杨絮家人的汇款，每次都汇一千元；还有一次汇五千元，当签收的时候杨絮有所顾虑了，就让苏坤签字退回了。

二零二一年三月五日晚七点，值班警察叫苏坤出去，杨絮立马跟过去，她以为是她的家人给苏坤汇款呢（杨絮之前写信让家人给苏坤汇款三千元）。结果却是高文涛家的，是高让其大连的朋友张欣悦往苏坤的账户上汇款两千元。

可笑的是，每当苏坤签收汇款时杨絮都陪同在场。按理说苏坤的汇款与别人无关，杨絮有啥权力查看人家的汇款呢？然而值班警察亲眼目睹杨絮核实苏坤的汇款单，显然知道咋回事，却一句都不问。

平时在组里，杨絮、高文涛占用法轮功学员钱卡的事屡见不鲜。二零二一年二月份，谭玉蕊、徐晓影、李春艳等，都被杨絮借过钱；二月份，高文涛也向黄涛和王晓荣借钱订水果；李春艳刚进一组时，一个月竟被高文涛借用八百元！后来高的家人给李春艳汇款五百元，另外三百是她分次还清的。

在平时订超市，哪个法轮功学员差几块钱，如果有人想帮其转账的话，都得请示高文涛，有时会被她说教之后才准许，那还得说谢谢。她们自己却州官放火！

十二、杨絮将外货强行卖给法轮功学员

杨絮经常倒卖外货，从中渔利。但她嘴上不说强卖，只问组里人是否想买某样东西。然而谁都知道她一向横行霸道，又有大队长和包组警察撑腰，很多人不敢不顺从她。所以只要她问谁买不买某样东西时，对方就硬着头皮说买。

她就这样卖给法轮功学员外货。本来每人都有一套被罩了，她却让再买一套。她说：“谁只有一套被罩？举手让我看看。”结果李春艳和黄涛举手了。杨絮就从外面带回两套被罩，卖给她俩。李春艳一套，二百元；黄涛一套，二百四十元，黄涛在超市订购五瓶蜂蜜顶账的；杨絮还将餐具、化妆品和衣物卖给一个包夹，那人花掉两千元。

不但强卖，杨絮还让法轮功学员给她垫钱购物，用于跟外监区犯人的人情往来。

二零二一年一月末，她让苏坤老人花二百块钱给她买两张电话卡。苏坤当然不情愿，却畏惧其淫威而不得不同意。后来，杨絮用这两张电话卡偿还给大监区犯人（帮她私改四套囚服的人情债）。

她还向法轮功学员借食品，或借钱多购超市物品送给外监区犯人。

二零二一年二月九日，她向法轮功老太太黄涛借两箱酸奶，送给外监区犯人。同月，她向谭玉蕊、李春艳和徐晓影借钱，用于超市购物。所购食品一部分为自己储备的，一部分送给外监区。二月九日那天，她装了两麻袋物品，让新收犯人抬到食堂，再用送饭车捎给了病号监区犯人段恒。无论怎么撺掇，都是欺凌法轮功学员。

不管她怎么胡作非为，动静有多大，带队警察都像木偶人似的视而不见。这是牢头狱霸享有的特殊待遇。

十三、高文涛对信件的双重标准

按照监狱规定，服刑人员的通信内容必须接受狱警检查才可邮寄或接收。然而高文涛为了绕开检查，经常私自找人邮寄密谋信件，最终达到其违反监狱规定的勾当。

她经常写信，却极少交给警察统一邮寄；而是让大队长陶淑萍或包组警察肖淑芬亲自邮寄。

二零二一年一月初的一天晚上，高文涛一连写了两封信，边写边哭得泪流满面，床前的桌子上扔一堆湿纸团。写完后，两封信都粘贴了六张八毛钱的邮票（显然都是挂号信）。粘完后把信夹在书本里。第二天上午，高文涛拿书去了警察办公室。两天后包组肖淑芬交班回家，帮她寄出信。

三月五日晚七点，法轮功学员苏坤被叫出去签收汇款，杨絮也跟出去。一看是高文涛家给苏坤的两千元汇款。极力迫害大法的“攻坚组”组长，却让亲友给法轮功学员汇款？这件事肯定是在非正常渠道的信件里提的。那是不是与肖淑芬寄出的信有关呢？肖淑芬专门为高文涛寄信的事，就连杨絮也知道。

杨絮、高文涛以及警察肖淑芬、陶淑萍等人，一向是当面人，背后鬼，迫害起好人来不遗余力。比如，对法轮功学员正当的通信内容横竖挑剔。有时法轮功学员写一封家书，会被高文涛退回几次，重写几次才能过了她这一关。

对于法轮功学员的来信，高文涛的做法更霸道。明明警察已经检查过，也同意给本人了。可高文涛不死心，必须再亲自检查，一字不落地看一遍，直到她满意了才给法轮功学员。可是由于她对法轮功的执拗偏见，从而对法轮功学员充满敌意，对她们的信件都过分挑剔、苛责，并擅自扣押过信件，这是法轮功学员出狱后知道的。

她对法轮功不计后果的迫害显得理直气壮，说起来上纲上线，好像都是按照监狱规定做的。

其实不然，是她做事惯于越俎代庖，既不尊重警察、又伤害法轮功学员。每当法轮功学员寄信或收信的时候，都会因为高文涛检查信件时的表情而心情紧张，这种无言的伤害更具迫害性和杀伤力，因为都知道她最能折磨好人了。

说到底就是高文涛毫无身份意识。即便被某些警察袒护一时，暂时得到一点小恩小惠，终究改变不了其犯人的身份和必须服刑的命运。

十四、全组人为杨絮、高文涛“默哀”

杨絮、高文涛还有更伤人的行径，那就是晚上该睡不睡，早上该起不起，白天偏在自由活动时间睡觉。

早上极度懒床

《服刑人员行为规范》中<生活规范>第一条规定“按时起床，有秩序洗漱、如厕”；第十八条规定“就寝时保持安静，不影响他人休息”。然而杨絮、高文涛从不遵守这些规定，明目张胆地破坏监管秩序。

每天早上起床时间，门岗员亲自到各监室门口喊起床。可是到一组门口时却不敢出声，只能以手势或口型叫起床，然后组里人也这样悄然示意或扒拉别人。否则出声音就得遭睡觉的杨絮和高文涛叫骂。

起床后拿脸盆和洗漱用品以及洗漱回来放回物品，都得蹑手蹑脚。只要弄出一点动静就会招来杨絮叫骂，高文涛也怒目呵斥。全屋二十人起床、拿物品，轻拿轻放到小心翼翼都不足以形容。准确说，拿东西的时候心都揪得难受。

法轮功学员张奎华刚进一组的第三天，早上洗漱拿盆时并没出动静，却被包夹揪住衣领拽出监室，一直拽到水房才放手。事后有人问包夹：“张奎华并没出动静，为啥拽出去那么远？”包夹说：“是怕弄出动静，万一出动静不得挨骂呀？”可想杨絮、高文涛俩人平时对法轮功学员有多过份。

而且她俩早上懒床的程度相当恶劣。除非监区有特殊情况时她们才会按时起床，否则平时懒床至少一小时，休息日懒床时间更长。那么全组人只能一直保持寂静，寂静地站着、坐着、等着，值日生也要等到她俩睡到自然醒才能值日。

2，正常活动时间睡觉

杨絮、高文涛不但在早上极度懒床，而且在白天自由活动时间也睡懒觉。按监区规定，各组可以在上午码坐学习结束后上床休息，到统一打饭的人回来时起床。可是高文涛最乐于标榜权威，要求大家提前二十分钟起床，可是别人都起来了她却还睡。为了不被她谩骂，在她耍特权睡觉期间全屋人都保持寂静。有时候打饭的回来了，杨絮还在睡觉，那么大家掏餐具时更加小心了，那个难受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

下午集体洗漱时间，杨絮、高文涛又睡觉，大家拿盆拿用品时就很难。更难的是，一组二十人分成两拨洗漱，回来的时间不同，也得先后两拨集体放盆、放物品。可是二十来人都不能出动静，想想这两个懒婆娘该有多折磨人？

当然，如果是包夹弄出动静，她们只说两句就过去了；可是对法轮功学员却没完没了地骂。在那个监狱，所有恶毒的行径都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她们真的是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精神折磨！

总之，杨絮、高文涛早上懒床，白天正常活动时间至少有一个睡懒觉的，以致监室里从早到晚就像死一样的寂静。有个违心迎合她俩的人这样说：“满屋人天天给她俩守灵。”也有人说：“守灵她不配，是为她俩默哀呢。”

3、该睡的时候偏扰民

杨絮、高文涛做事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她俩一向漠视监规、为所欲为，可谓是极度自私的人。

单说作息时间方面，她俩简直不是正常人。不但早上懒床、白天贪睡，晚上更严重影响他人休息。只要她俩在监室，无论她睁眼、闭眼都折磨人。

晚上就寝时间，她俩经常把电视音量调得很大，不仅吵得本组人睡不着觉，也影响隔壁警察正常休息。有时警察过来让把电视调小点声，当时能好一会儿，稍后又不管不顾了。

如果没有好节目，她俩就脸对脸胡侃。经常唠半宿，饿了就加餐，吃完接着唠。有时唠到半夜一、两点钟，根本不考虑监室里值夜岗的人睡不好觉，更不管几个七十岁的法轮功老太太睡不睡觉了。

而且她们怎么耍闹都随便，就连包夹之间说笑也不管，却唯独不准法轮功学员正常交流，哪怕简单的几句话都被盯着。法轮功学员小声说话，她们会以“嘀咕啥呢”来制止；如果大点声说，她们又喊：“闭嘴吧，闹挺死了。”或者说：“电视放那么大声都听不清，就听你们说啦，那就起来说，都别睡了。”于是正常交流被不正常的人打断了，监室里充斥着她俩的声音。

法轮功学员这样面对瘟神一般的煎熬，从早到晚如此，天天、月月如此，一年到头都如此被牢头狱霸的变态折磨！

十五、高文涛强制法轮功学员干脏活、累活

对于监组里的公共卫生，高文涛本人啥都不干。她从来都不值日，却把自己的名字编排在值日表最前面，显然知道不值日违反监狱规定。可是却仍然趾高气扬，连生活都不肯自理。长期让包夹伺候：早上打被摞；白天刷餐具；晚上铺床、洗衣物，连袜子和鞋垫都给刷洗。

在组里，高文涛总是把脏活、累活强加给法轮功学员，比如， 刷水房；刷厕所；去楼下、或道子里抬水；集体刷碗时抬水倒桶等。其中六十岁的人也得干，还有两个七十岁的老人苏坤和刘亚琴也抬水倒桶。

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得抬开水。先是去楼下抬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就去对面道子里抬。近百斤水抬起来很吃力，行走艰难却不得不抬。而年轻的包夹没有一个抬水的，更别说杨絮和高文涛了。

有一次杨絮实在看不下去了，说“几个包夹都闲着干啥？把她们都安排去抬水。”可是高文涛却不同意，她说“就不能打下这个底儿，脏活、累活就得让法轮功（学员）干。”而其它监组的包夹就有抬水的，也有收拾厕所的。可见高文涛对法轮功学员多邪恶！

不仅如此，她在安排出外役取货方面的做法更狠。

按规定，服刑人员每月可以订超市一次，订水果一次或两次。但由于货物种类多、到货时间不统一，每月取货的次数也就多，有时一月之内取货好几次。监区根据到货的总量，计算所需抬货的总人数，再由各组平摊。

在取货方面，其它监组都是按年龄安排的。即除了组长、病号和老人之外，其余都去抬货，连包夹也不例外；然而高文涛的做法总是阴损的。除非按道子里要求应去的人数不够时，她才让包夹去抬货。否则她安排的从来都是法轮功学员。除了四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太之外，其余法轮功学员都得下楼抬货，就连经常腰痛的谭玉蕊也得去。可是她和杨絮以及年轻的包夹却闲在监室里。

从卸货地点到监舍楼有一里多路，再把货物抬上五楼，对于身体羸弱的法轮功学员的确很艰难。有时遇上风雪天就更难了。可是每月都得抬水果或超市货物好多次，在这个邪恶的监组里，劳累的从来都是法轮功学员。

高文涛总是处心积虑迫害法轮功，殊不知外出劳役的时候也是众目睽睽的时候。当看到体弱的谭玉蕊和六十岁的法轮功学员都去抬货物、而年轻的包夹却不去，外组人也说高文涛真是恶毒的女人。她因此遭到舆论的谴责，落得臭名在外。

不仅如此，她还让法轮功学员为她个人忙活。王晓荣还处于严管期间，是不准随便出监室的。高文涛却公然违抗监纪，让王晓荣和谭玉蕊天天在水房陪护董莉；天天给她和杨絮拎水桶、倒水桶；还得帮拎董莉的水桶。

后来又让王晓荣专门给她打扫卫生。天天给她擦床帮，擦床前地面以及物品箱；还要和董莉一起给她洗床单、被罩；周日的时候还给她洗刷七、八个暖瓶。

高文涛让法轮功学员干脏活累活，却不准说、不让别人知道，更不让警察知道都是她迫使的。在二零二零年的年终评审时，有一个栏目是关于劳动方面的，法轮功学员都填写了刷水房、刷厕所。结果却被高文涛全给拿掉了。足见其心虚而歹毒！

十六、法轮功学员最难熬的星期六

集训监区规定，各组每个月做一次大扫除。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杨絮、高文涛简直就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了。她俩强制法轮功学员每周一次大扫除，每周六都进行大扫除。别的监组都是把监室中间过道、及床夹空地面擦干净就行了；可是她俩却绞尽脑汁折磨法轮功学员。

她们要求法轮功学员爬进床底下，先擦净自己所在铺位地面；然后用洗衣粉水刷地面，刷监室中间过道、及床夹空过道，必须用刷子反复刷洗才行；刷完还得用清水投洗抹布擦地面，至少擦十多次才算合格；法轮功学员李春艳和徐晓影每次都爬上窗台，不仅擦玻璃，还要擦窗框给杨絮和高文涛晾衣物用。而且还得踮起脚、够向窗外的护栏，这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可是高文涛非强迫她们擦，她总是设法折腾法轮功学员。

不仅如此，杨絮、高文涛还强迫法轮功学员给她们擦洗床下和床前地面，而且每周六大扫除时都必须首先安排专人伺候她俩。

而她们的物品特别多，每次大扫除都得先把杨絮床下满满的箱子和其它物品搬到走廊里，还得单独摆放，不准别人的物品挨到。擦洗完床下、再把东西搬回来，还得物归原处。

光是杨絮的物品就把走廊里一组的区域摆满了，高文涛的物品只能摆在监室里。但挪动起来也很费劲，需要挪床，擦洗完地面再把床挪回原地。但都是法轮功学员劳累、忙活，她和杨絮只会吆喝、挑剔。她俩在监室窗台上养了十多盆绿植和蔬菜，每周大扫除都得挨个搬到走廊里，单独放置以免被碰到。强迫法轮功学员挨个清洗花盆，然后再搬回窗台上。如果谁碰伤了绿植，就得遭受杨絮的教训或谩骂

所有能擦洗的都完了，法轮功学员再把所有抹布彻底清洗干净，用刷子蘸洗衣粉水反复搓洗、用清水多次投洗才算合格。干活的时候就像奴隶被奴隶主叫骂似的，法轮功学员干活，包夹在一旁连声喊“快点儿、快点儿。”

在一组，每周六的上午法轮功学员的腰背是痛的，心里是酸的，呼吸的空气都是苦涩的。而且外组人也耻笑杨絮、高文涛这般折磨法轮功学员。不知监控室里的值班警察是何感想呢？

十七、法轮功学员值日的辛苦

关于值日，别的监组都是值日生每天早饭、晚饭后各擦一遍地，而且只擦监室中间过道，床铺的夹空过道由所在床铺的人各自负责。

可是杨絮、高文涛总喜欢当异类，一天到晚变着法折腾法轮功学员。除了要求她们每天擦四遍地，擦监室过道和床夹空过道，还得给她俩擦地面，而且必须专门投洗抹布、单独擦才行。如果落下一根头发就不行，或者擦完后她俩从外面回来时鞋上带回头发都不行，都会说法轮功学员没擦干净，给她们干活糊弄，并因此遭受其数落和教训。赶上她们不顺心时还会挨骂。

一天擦地四次，还得额外伺候她俩。都忙完了已是晚间就寝时间，其它监组的人都睡了，一组的法轮功学员还得用刷子搓洗抹布，必须洗到很干净才行。

高文涛还要求法轮功学员每周洗一次晾衣架的罩，每周洗两次暖气罩（她和杨絮在上面晾鞋垫）。如果她说罩上面有头发，那就得被教训，然后再返工重洗。

十八、牢头的佣人也猖狂

杨絮的专职佣人是董莉。董莉每天从早到晚忙活杨絮已经很累了，可她偏偏乐于拍马屁，还主动兼职伺候高文涛，因此成为她俩眼中的红人。而董莉又是见便宜必占的人，怎肯放过利用她俩狐假虎威的机会呢。

董莉伺候杨絮、高文涛的时候低三下四像佣人，连跑带颠殷勤得很，就连说话都贱声贱气的。可实质上她却是个又酸又坏的懒婆娘，对自己的活儿想方设法让法轮功学员干。而且脸皮厚得很，支使人好像理所当然的，不给她干还不行。

有一天晚间洗漱，董莉就因为法轮功学员没给她拎水桶而骂骂咧咧，把法轮功学员的热心帮助当成应该的。还仰仗杨絮和高文涛撑腰，天天支使法轮功学员李春艳干这干那。甚至晚上李春艳睡着了，董莉也要把她叫起来，让她上窗台给杨絮晾衣物，她却站那看。李春艳都五十多岁了，又很瘦弱；而董莉很年轻，却厚颜支使李春艳。不仅如此，法轮功学员谭玉蕊和王晓荣也被董莉呼来唤去为其忙。

十九、高文涛晾衣物挤兑法轮功学员

每到夏天，杨絮、高文涛总把洗了的床单、被罩或衣物晾在监室的窗户上，明晃晃地挂在监控器底下，公然违抗监狱禁止服刑人员在窗户上悬挂衣物的规定。警察在监控室都能看到，也都视而不见。

这还不算，高文涛还把衣物晾在法轮功学员的衣架上。监室里有两个晾衣架，高文涛规定：她和杨絮、以及包夹共用一个小一点的晾衣架；十几个法轮功学员共用一个大一点的晾衣架。可高文涛言而无信，她总把衣物晾在法轮功学员的衣架上，还得霸占第一杆，靠近门口通风处、衣物干得快；被她霸占的一杆，哪怕没晾满、杆上空着位置都不准法轮功学员晾衣物。

这样，她们的衣架四人用；法轮功学员的衣架十几人用，再被高文涛独占一杆，可想衣物拥挤到啥样了。第二天早上，高文涛的衣物都干了，法轮功学员的却是湿的，那也得收起来。又不准晾在外面，只能放到脸盆里，一天下来基本都馊巴了。而这时高文涛却毫无愧疚地挖苦她们埋汰，说是人家没洗干净衣物才馊巴的。

而在冬天的时候，杨絮和高文涛把衣物晾在暖气上方；把鞋垫晾在暖气上，让大家闻她们的臭脚味。这要是换作法轮功学员把鞋垫晾在暖气上，她俩早叫唤了。

二十、高文涛恶语伤害法轮功学员

杨絮、高文涛人品恶劣，也毫无教养可言。经常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对法轮功学员耍泼，横挑鼻子竖挑眼，以恶毒的语言辱骂法轮功学员。

杨絮生性粗鲁野蛮，一向污言秽语，有人形容她是个“一开口满嘴生殖器”的人；而高文涛更是自持才高，惯于恶语伤人。常常以恶毒的语言诋毁法轮功，伤害法轮功学员。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法院对她们判刑都判的太轻了，十年、八年都太轻。我要是说了算的话，全都判她们无期，判死刑，一人给她一个枪子儿。”

她俩还经常辱骂法轮功学员谭玉蕊。因为一丁点小事儿，甚至一句话都能找茬叫骂，而且常常是没完没了地骂。尤其高文涛鼠肚鸡肠，一看包组肖淑芬跟谭玉蕊说话客气一点的时候，就嫉妒得不得了。并为此经常找茬骂谭玉蕊，借口说她这方面不对，那个活没干好等等。

法轮功学员被转化后要接受“六一零”人员面试复查，以确定是否转化了。过关后才可计分考核，为以后减刑积分。

谭玉蕊在监狱七年没转化，身体和精神被迫害的很严重。在被调进一组后，高文涛为了拿下这块硬骨头对警察显摆，没少耍心计。先唆使杨絮连续多日疯狂殴打她，致使其身心承受到极限转化了；然后高文涛送给面试的“六一零”警察一兜（几斤）水果，卖弄讨好以求过关（她深知法轮功学员都是违心转化的，担心在关键时刻会说真话反弹）。结果是警察吃了水果，没怎么问谭玉蕊就过关了。

而这件所谓的好事，明明是高文涛为自己的利益考虑的，可她却歪心、歪嘴，硬说是为让谭玉蕊早过关、早计分减刑、早点回家。并因此向谭玉蕊讨要人情。

她在监室当众提念此事，提起过很多次。总说她为了让谭玉蕊面试过关付出那么多、却没得到回报，没吃过谭玉蕊一块糖，她还“寒心”了？！

可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几斤水果（里面还有她向别的法轮功学员要的），都被她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足见此人心眼儿小得不得了。

事实也并非她说的那样，法轮功学员都不贪、不占，从不亏欠别人的。即便高文涛这样挂羊头卖狗肉，打着为谭玉蕊好的旗号拿出几斤水果，谭玉蕊也坚持要还给她，不止一次要补偿她，可她都不要，又说一套高姿态的言论了。

谭玉蕊多次回赠食品她都不要，她自吹自擂不是斤斤计较的人。可是过后又揪住此事不放，想起来就骂谭玉蕊，她就是这样一个鼠肚鸡肠又心里龌龊的人。

实际上，高文涛正是以流氓手段转化谭玉蕊之后，才当上了集训监区“攻坚组”的组长。

二十一、高文涛叫嚣：“没听明白，给我码着去”

高文涛对法轮功学员向来野蛮、凶狠，简直就是目中无人。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四日，法轮功学员徐晓影被叫去警察办公室。原来，她的家人因为长期得不到她的消息而着急，几次去监狱管理局询问为什么联系不到她。管理局给监狱打电话，于是副监区长陶淑萍找徐晓影说明情况，并让她给家人写信报平安。

回到监室后，高文涛也让徐晓影写信。但徐没有信封、邮票，包夹董莉就给她一套。高文涛说“就用董莉的信封和邮票吧”。稍后，法轮功学员李春辉也给徐晓影一套邮票、信封。徐就把董莉的送还了。

谁知第二天早上高文涛却质问徐：“为啥退还董莉的信封、邮票？”徐说没多想，就用李春辉的了。高文涛大怒，对徐一通歪曲、训斥，并警告她：“如果再有一次敢把我安排的事改变了，你看我咋收拾你？！”之后又问徐听明白了吗？徐连忙点头。高却蛮横地说“你别点头，说出声来，听明白了吗？”。徐晓影小声说：“听明白了。”高文涛还不罢休，大声叫喊：“必须大声说出来，听明白了吗？没听明白的话，给我码着去！立马给我码着去！”徐晓影被逼得连忙大声回答“听明白了”，才让回铺位了。

随后，高文涛竟然嚣张地说：“这屋有一个算一个，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只要是我安排的事儿，如果谁给我改变了，看我咋收拾你？你就看我敢不敢吧！就看我有没有这个权利吧！”

好大的口气！警察都不这样做、不这么口出狂言！何其嚣张的劳改犯！

二十二、高文涛谗言陷害法轮功学员

高文涛还有很无耻的一面，那就是爱出风头，太过于张扬，又喜欢标新立异。比如监区统一要求的事情，她总想改动了，强加上自己的偏执想法。

二零二零年的小年头一天，集训监区筹备文艺节目。其中有歌颂中共的大合唱，要求各组参加、但人数不做具体要求，可以自愿参加。

可是高文涛又要出洋相了。她都没问谁一声，就强制本组二十人全部参加，这显然是违反监区要求的无理之举。

这时组里有三个法轮功学员表示不想参加，高文涛一听就炸了。对她们挖苦、谩骂，说什么“啥事儿都有捣乱的，而且捣乱的就那么几个人；一条臭鱼腥一锅汤。”骂过了还不算完，又找包组警察肖淑芬打小报告。由于她巧舌如簧、又擅于颠倒黑白，使肖淑芬听信了她的谗言而为其撑腰。

小年的第二天晚上，肖淑芬进监室训话，强制全组人都上台唱邪党歌曲。对不想唱的三个法轮功学员一通奚落挖苦，又炫耀说自己如何厉害，把不服从监管的某某人关押小号了（实际是被那人当众臭骂一顿）。然后她凶狠地威胁说，“我有的是办法治你们，这屋不好好呆就换个屋，有的是地方呆（暗示关押小号）。”高文涛很为自己的谗言奏效而得意，立马摆出一副狐假虎威的凶相来。

二十三、高文涛丑化大法，却令自己丢丑了

高文涛不但信口雌黄诽谤大法，而且总想靠这个出风头，甚至捞取更多利益。为此真是绞尽脑汁，不知累死多少脑细胞。

二零一九年年末，集训监区筹备新年文艺节目，要求各组提前准备。这下高文涛可来劲了，她挖空心思要一鸣惊人，居然编写了一个诽谤大法的小品《接见》，认定这个节目捧臭脚、跟形势，肯定受欢迎，并为此吹嘘保证拿第一名。还让参加演出的人员准备领大奖——每人一条毛巾被。为此她让参演的人天天排练，还关上监室门、不让外组人知道，说要在演出时一下震惊全场。

演出的时候她果然相当卖力。本来主持人已经报幕节目的名称了，她却不放心。一上台就抢话筒显摆，先自报家门，然后介绍她们的节目有多好，提醒大家一定用心看，同时给自己打前场、要掌声。那个说话的腔调都不自然了，好像要大喜临门似的。

然而令她失望的是，演出现场并没有她所期望的掌声，观众的反应都很冷漠。而最令她颜面扫地的是，这个节目居然没能拿到她认定的第一名，演出人员也没拿到她夸口的特等奖毛巾被，每人只得到一个几块钱的小盒牙膏，灰头土脸的下去了。这回她不显摆了，也不发表早已准备好的获奖感言了。而且此后再不提这次演出的事，也不说与这个节目有关的话题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参演那个节目的人在演出之后都病了。几个包夹感冒了，天天吃药不见轻；高文涛感冒得最严重、时间也长，发烧、牙痛，比包夹吃的药还多。就连被她哄骗当主角的七十六岁法轮功老太太黄涛也大病一场，高烧不退、小便不畅，住院治疗十来天。后来她明白了，说以后可不诽谤大法了。

这次演出让她们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之前她们书面申请的“改造积极分子荣誉称号”被批准了。可是令她们没有想到的是，半年后又因为拨打亲情电话次数超限，那个荣誉称号都被取消了。可把她们气够呛，愤愤不平了好长时间。高文涛气急败坏地说：“共产党就是卸磨杀驴，以后我可不这么卖力了。”

二十四、高文涛卖命诋毁大法

高文涛不但乐于卖弄文笔，更以诋毁、污蔑大法为能事，这是她为自己捞取特殊待遇的惯用手段。

她每周都向监区写汇报材料，汇报她在本周怎么迫害法轮功的，吹嘘得越玄、越令肖淑芬和陶淑萍满意，她自然更得意。

她还给警察设计怎么迫害法轮功，专门给警察编写迫害计划和执行细则，也就是连迫害的具体手段都是她想出来的。任由她一个犯人随意写，警察连看都不看就直接采用；她替肖淑芬编写迫害法轮功的工作汇报；还替监区主抓迫害法轮功的警察、副监区长于敏编写给监狱“六一零”的汇报材料。有一次她在监室当众炫耀，说她写给监狱“六一零”的汇报材料中这样诋毁法轮功学员，吹嘘自己如何费心劳神把这些人转化了。

她卖命诋毁大法还体现在平时的言语中。任意一个话题，都能成为她诋毁法轮功的借口，使其信口开河侮辱法轮功学员。

二十五、警察公开给犯人打电话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晚八点半，已是服刑人员就寝的时间，高文涛也躺下了。这时有警察从四楼上来，叫高文涛赶紧出去。原来是警察让高文涛接听电话。警察在监栏门外举着手机，高文涛把脸贴到网格监栏门上听电话。电话里对方的声音很大，一组的人在监室里都能听到。

打电话的是集训监区副监区长于敏，让高文涛给她写工作汇报材料。于敏说她刚从法轮功转化基地参观学习回来，从那学到许多转化法轮功人员的办法，说人家把转化的和不转化的分开管理，以便更有效的对付这些人。让高文涛给她写出成功转化的事迹材料，作为她的业绩向上汇报。

打电话的时候正是就寝时间，各监室很安静，外组的人也听到了。而且三组正值集体洗漱时间，走廊里有人走动；值夜岗的人也在走廊里，对接听电话的全过程都耳闻目睹了。因此这件事第二天就传遍了集训监区，影响极坏。有人说：“监狱领导当众给犯人打电话，这太嚣张了，等出狱后就曝光它。”

第二天，高文涛被叫去警察办公室呆了大半天，回来后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她自言自语地说：“来大活儿了，这回可是大活儿呀！”那表情就像打鸡血似的，按捺不住地兴奋。

当天晚上，她又把材料拿回监室写。写完后兴奋的睡不着，找杨絮唠嗑大半宿。

经核实确定，那天她编写的是宣扬副监区长于敏的材料，大部分是抄袭该监狱的王珊珊搞转化的材料，具体内容以本监区四组的任玉红、一组的徐晓影和另一个老太太为例。鼓吹她配合于敏对这三人以春风化雨般的温暖，彻底转化了她们。

然而奇怪的是，高文涛编写材料所用的纸张竟然是《服刑人员分级处遇考核表》，其中有一张是八组组长吕佳清的考核表，上面写着余刑九个月，分级处遇为“普管”；副监区长于敏批准签字、盖章的时间是二零二一年一月四日；监区长肖畅签字、盖章的时间是一月六日。可是犯人的分级处遇考核表为何被撕了？是因为人家快要刑满、撕掉了也不知道吗？又为何被同样是犯人的高文涛拿来当废纸丢掉呢？

有人说：高文涛进警察办公室就像回家一样随便。她随便使用警察的电脑；警察忘了自己的电脑密码，就当众跑来问她；她不仅替警察写各种材料，甚至代劳副监区长陶淑萍加盖监区公章，以及陶淑萍个人的名章。如此看来，她这样的犯人总跟警察玩“哥俩好”，也就见怪不怪了！

难怪她敢肆无忌惮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并且迫害到没有底线呢？！

以上曝光了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一个监区中、两个牢头狱霸无孔不入的恶劣行径。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来自于方方面面。从肉体被毒打、被体罚，到精神被折磨、人格被侮辱；从每日不停地劳作、甚至给牢头狱霸干活，到经济勒索与迫害；从活动空间的极度狭小，到终日不能与同修正当交流，再到长期保持寂静无言，等等。法轮功学员仅仅在集训监区一个监组就遭受了无处不在的迫害！

然而这只是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再平常不过的实例了。实际上又有多少这样的恶棍横行霸道残害好人，使该监狱、乃至全省监狱系统备遭诟病呢？这不得不引人关注和深思。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