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中共在实现破坏家庭和人伦这一目标过程中，制造的罪恶事例无数。本文只列举其中的几个，借以帮朋友们看清要点。

比利时神父：中共是破坏传统家庭的内在敌人

1952年，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比利时反共传教士雷震远写下了《内在的敌人》一书，被誉为是一本以个人视角真实揭露中共魔鬼行径的党史档案。书中记载着这样的故事：

抗战期间，河北安国县某个村上，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媳妇孟淑兰，活泼而有大志，引起中共注意，想拉她入党。于是工作人员开始靠近谄媚她，恭维她漂亮、能干，进而在她和婆家与丈夫之间挑拨离间，制造矛盾；再给她戴高帽：“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一生和你的天才浪费在那些老顽固的身上呢？他们从来也不关心你的一切。你不应该像他们或村子里人们那样守旧。你不像他们那样愚蠢。你很有本事！你可以成为新中国的一名妇女领袖！”

此时，中共的工作人员已经将“革命情感“潜移默化地灌输到孟淑兰的耳朵里了。中共在她面前批判“封建式婚姻”，挞伐“资产阶级爱情”，允诺使她成为世界革命中的重要人物。孟淑兰动心了，那位工作人员成了她心目中的理想伴侣。开始时她还觉得对自己的家庭有内疚，在“革命“二字的光环照耀下，她渐渐认为这一切才是真正的崭新的人生。恰好日本人打了进来，孟淑兰在共产“爱人”的安排下，借着逃难的名义离家出走，并很快入党。

国共战争时，她已经成了正定城和无极三县的共产党妇女协会主席。之后，雷震远写道：“自然她要弃绝她的第一位丈夫和家庭，在共产党当局面前公开控诉他们，看着他们以“反动份子”罪名──这是在莫须有罪名下惩罚犯人的最好藉口──当场受到惩处，并且做出一个榜样给其他妇女们看：一个中国共产党妇女应该怎样“带头前进”。

据神父记载，中共在内部发行“恋爱及婚姻问题”小册子，规定年轻人择偶的标准：“共产党青年首先须注意到正确的政治思想，然后再论到教育、品格、健康和容貌。”中共还借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革命至上等等说辞，制造了无数家庭破裂悲剧。仅在江苏省的一个城里，中共统治后的一年内，就有931对封建式婚姻宣告离异，构成离婚的条件非常简单，只要“证明”对方反动、反革命或思想落伍就可。

陶铸的夫人曾志在她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写到自己的共产婚姻观：“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殊不知，这种要党性灭人性的革命婚姻观恰恰是败坏人伦的根源。

资产阶级小姐高姨与流氓革命者的孽缘

共产主义的所谓建造人间天堂的革命理想曾经欺骗过无数爱国男女青年，所谓红岩一代、延安一代，她们带着天真的热情，抛家舍业，将理想、婚姻、未来一同许配给了革命，到头来才发现，革命的成功者并不是最忠于革命的人，而是拿捏革命运动火候的食利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曾写过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我的父亲：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南永州市黄沙塘于家村子里，时年十五、六岁的父亲嗜赌成瘾，将家产输个精光，靠东偷西摸混日子，村长于朝龙出于怜悯将来村里乞讨的一名少女许配给了她，当年生下了学者本人。一次父亲因偷村长家的物件被绑了起来，释放后一把火把村长的房子给烧了，之后，父亲在自传中称：“为反抗恶霸地主的欺压，我勇敢地烧掉了他的家，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游击队。”

中共窃政后，父亲带着一帮土匪游击队回村了，将村长于朝龙枪毙了，当上了小县城里的公安局长。母亲去找父亲，见到父亲正在一条长凳上和革命美女高姨“研究工作”。警卫员一把将母亲拽到门外训斥：“你说你是我们局长的老婆，为什么局长见到你就发火？假冒局长的老婆就是流氓，要法办的。”母亲吓得赶紧走了。

父亲和高姨结婚后生下了两个弟弟。高姨的父亲是天津资本家。受中共红色革命感召，她抛家舍父，义无反顾的投奔革命，嫁给了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革命父亲。文革中，身为行署专员的父亲和宣传部长高姨被红卫兵关押，二人由于对革命的理解不同而命运大不相同，父亲很快地适应了“低头认罪”的大气候，让自己一次又一次逃过了皮肉之苦；而高姨宁死不屈，坚决维护自己心目中的革命崇高理想，坚信共产党会还她清白。于是，红卫兵在她最坚强的时候把父亲的悔过书和离婚决裂书摆在了她的面前，这位有着资产阶级知识教养的革命女性终于被击垮了，几天后找个机会投河自杀了。

文革后，父亲摇身变成了市委书记，和比他小26岁的雪姨结婚了。父亲退休时，提了要求：“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孩子是最可靠的接班人，我的那两个小子（学者的两个弟弟）觉悟高，应该好好培养。”很快，大弟从政，如今已爬到常务副市长的位置；小弟从商，千万富翁了。

父亲死后，中共的悼词是：“青少年时代因反抗地主的压迫而投身革命……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卓越的地方领导者，是人民的好儿子……”

一辈子改造思想的革命母亲

已故前毛泽东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新近写过一本名为《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的书，书中记载了关于李锐前妻范元稹的真实故事。近期李南央在接受新唐人采访，谈及范元稹时说，“她是一个异化的人，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改造思想。她这一辈子没有做、不会做人的女儿，不会做人的妻子，也不会做母亲，非常失败。”

范元稹在延安整风运动时就揭露自己的丈夫李锐。在李锐被整时，范元稹除了揭发丈夫外，还经常对子女发泄脾气，罚站，不让孩子睡觉。文革时，范元稹为了自保，将李锐往死里整。李南央反思母亲18岁到延安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对能实现人人平等的革命宣传充满憧憬，但在中共延安打击异己分子中，范元稹在中共的阶级斗争运动下和变异思想宣传下，渐渐失去了正常的人性。被中共党文化毒害了后的母亲，只会一辈子说报纸上的话，进行自我改造。

李南央对记者表示，母亲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她完全把自己套在一个革命的壳里头。“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是跟子女对话、交流，都是政治，如果你跟她的意见不相同的时候，她就觉得你是资产阶级思想。她要把你拉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如果你不听她的，那你就站在了敌对立场，她就会把你汇报到你的单位的党支部，让党支部去帮助你。”

被中共党文化与阶级斗争毁掉的知识女性，远不止范元稹一个。“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她的儿子作家老鬼在《我和我的母亲杨沫》一文中描述自己的母亲“有严重的欠缺”，杨沫在参加革命后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老鬼还揭秘导致杨沫变异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为避免敌人发现、革命的母亲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杨沫更加坚定的认为革命高于一切。

将母爱越少视为越革命的杨沫，往年也深深忏悔自己人性扭曲后所做的错事，儿子老鬼认为这一切始作俑者正是共产党。

原配之妻皆成糟糠

汉光武帝曾对太中大夫宋弘说：“俗语说，人尊贵了就会换朋友，富有了就会换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吧？”宋弘回答：“臣听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传统文化视婚姻为契合“天地之道”的“人伦之本”。

而中共却彻底抛弃传统观念。淮海战役后，中共几十万干部南下进城后，争先恐后“换媳妇”，中央、省部、市级、县级，全国包换。论资排辈，老的娶完了，新干部才能娶。50多岁娶20岁的，姑爷比岳父大很多。有新娘婚后逃跑，干部派人漫山遍野去抓。

作家赵冬苓在为电视连续剧《南下》搜集资料时，发现一份当时的最高法院下达的文件，文件要求各级法院简化南下干部离婚程序，不需要征求原配妻子的同意，只需寄一张离婚证明回家。

有人为中共这一破坏传统人伦的做法粉饰：中共是为了尽快完成从农民闹革命转变成为一个城市管理者。这个谎言如同改革开放是为了共同富裕一样可笑。被中共后来的迫害致死的北大才女林昭对中共干部换媳妇非常看不惯，骂他们是“陈世美”。

结语：中共是败坏家庭、败坏人伦的罪魁

中共用“革命同志”代替夫妻关系，将家庭中的亲情人伦用“阶级情感”来重新定义与度量，一切服从党的需要，党性高于人性，夫妻之间可以揭发，父母子女亦要相互批斗，借此对党表忠心。同时打着男女平等、自由婚姻的幌子破坏传统。

试想，家庭成员之间的信赖、恩义、血缘关系都可以被无情撕裂、玩耍，人类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呢，不就面临着彻底毁灭吗？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是一切邪恶与败坏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