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星岛日报》报道，中共在今年二月发行最新版《党史》，原有的全党整风、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内容，全部“下架”。最突出的美容项目是，最新版《党史》不但淡化“文革”罪恶，还把“文革”说成是为了反腐败、反特权而发动的。这是针对知情者的诛心术，可令人毛骨悚然的魔鬼手段！

“打砸抢”反的是哪门子特权与腐败？

最新版《党史》不再提文革的“破四旧”罪恶
“破四旧”是指文革初期，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进行的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社会运动，实质是砸文物、打人、抄家的同义词。破“四旧”中，仅北京市就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仅西城区一个福绥境街道，抄了 1061户人家，所属图书字画焚烧了整整八昼夜。整个北京市抄走古旧图书达235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具三项近400万件。上海，按周恩来的话说，“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户人家被抄。

颐和园内的300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及精细彩画，都成了“反动文物”，必须消灭。

上海无价之宝“龙华三宝”之一的范金毗卢佛像高约7尺，莲花座下配有千佛，红卫兵小将们一阵棍棒即成碎片。弥勒殿供奉的弥勒化身布袋和尚坐像竟被砍下了头颅。全国各地名人古墓、古庙古迹被毁的就难以数计了。

此外，无论是党内党外、文化名人、普通百姓，遭打斗和冤杀者上千万而不止。

文革本质是共产党极权破坏传统文化的暴力运动。广东名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杀人放火、抢劫私产、毁坏国宝在2021年被中共说成了“反腐反特权”。中共所谓的“制度自信”就是靠骗。

文革发动者利用革命特权私吞文物
革命是行骗的手段，发明革命的人恰恰不是忠于革命的人。中共文革元老级人物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利用革命特权谋私渔利。这在老一辈人中，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只是年轻人不知道而已。

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去北京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这位女革命领袖选了一只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18开金的法国怀表，价格却只是7元人民币。

1990年，故宫搞了个“内部展览”。上千件无价之宝从3000年前的青铜器到2000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均被康生掠入私囊。康生竟在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上盖上了他自己的印章。

“文革”结束后，文化部决定将当初抄家物资归还给画家叶浅予。但不少珍贵字画、墨、砚、石章，早被当时的“中央首长”拿走，无法归还。文管会只给叶浅予开了一张清单，说明那些珍贵历史文物的“去向”：陈伯达（9件）、林彪（11件）、康生夫妇（8件）、江青（3件）……

红卫兵小将们也利用革命之际顺手牵羊。作家冯骥才曾采访过一个文革小将，他描述1966年秋，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散场后，天安门广场地上很多处有散落的金条和黄金。这名曾经的文革小将解释说，红卫兵当时抄家时，有钱人家的金条和黄金等贵重物品顺手就装自己兜里了；在广场上人们见到了领袖，疯了似的欢呼雀跃，一时间忘了保护兜里的值钱家伙了，人挤人，结果就是“革命成果”零落满地。

文革期间，毛泽东为中国首富
据大陆刊物披露，文革期间，毛泽东著作和语录曾大量发行，单稿费就让人咂舌，1967年毛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元，堪称当时的中国首富。

2011年，学者茅于轼发文批判毛泽东，有人就喊出来“毛泽东那个时代极少腐败”，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延安时代的王实味就是因为批评延安腐化现象而被整风整掉了脑袋。

王实味在他的《野百合花》中公开反腐，批评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结果，王实味被毛泽东随便找几个罪名，拿下整死。

张戎在《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一书中披露，三年大饥荒期间，各地争相为毛兴建豪华行宫。早年丁玲在延安时，毛泽东让她写出延安的美女姓名，他来加封。彭德怀曾顿足骂毛：“无产阶级也兴三宫六院吗？”

张耀祠是毛泽东的中央警卫团第一任团长。他在回忆录中记下了毛的腐化生活：“如果按主席开支照实上账单，那可是一个天文数——如：缝补衬衣袖口、领子的账单列出六角五分，织补毛料衣裤列出一元五角，是按当时市面上价格报的。但，主席是指定要送上海锦江饭店织补的，要有专人乘专机送上海，再由专机接返。主席要吃武昌鱼、钱塘江鱼、太湖鱼，冬天由专机运载返京……”

共产党内部的腐败，上行下效，由来已久，从未停歇，只会变本加厉。

香港媒体曾经报道，康生和曹轶欧夫妇俩占有的大豪宅，里面长廊庭台、平房高楼、套间独宅，一共39间屋子。而中共党内的各级干部均享受等级特权，从特勤人员、办公用房、设备家具、电话汽车、烟酒、生活用品、子女就学等一律特供。那时的公车、旅游、吃喝都按等级标配，腐败是明晃晃的制度，党规定的。北戴河旅游景区从1950年代到现在都是优先特供给中央干部及家属们的。北京的“八一”学校、“十一”学校、景山学校、101中学，都配备有最好的师资和顶级教学设备，办学经费惊人，非普通学校能比。每逢周一与周末，接送学生的豪车把整条街塞得水泄不通。

那年代的文化生活，百姓们只能啃马恩列毛，否则就是反党。而中共系统内部就可品尝“封资修毒草”。如省部级以上的高干都有一张内部购书卡，无删节《金瓶梅》成床头读物。全国各地的军区礼堂及地方省市委礼堂，每逢周末便放映内部片，如《军阀》、《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等禁片。

“腐败正是从文革开始的。”
著名学者易中天评文革时曾说：“实际上，腐败正是从文革开始的。”“那时，城里人买根排骨都得先递一支烟，乡下人想进城得送鸡蛋。知识青年更惨，男的要行贿，女的要陪睡。”

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文革期间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县燃烧公司的经理兼支部书记王守信，从1971年11月到1978年6月，贪污了50余万元，50万元的实际购买力应相当于今天的千万元以上。

中共在90年代前实施计划经济，资源更加集中控制。普通百姓想求实权者办芝麻粒点事，都要送礼。比如说找“赤脚医生”看病，名义上是免费的，但哪家真要请“赤脚医生”进门都得先准备好一碗热面，面里还得卧个鸡蛋。鸡蛋是6分钱一个，相当于一盒香烟钱。回乡知青，谋个民办教师之类的职位，要给村支书送礼，城里知青要想返城，要行贿，送古玩字画的都有。

文革时，走后门成风，典型的权力寻租。参军、入学高考、招工病退回城要“走后门”，看电影，买自行车、获得配给的紧俏商品也要“走后门”。官僚集团干部子女有特权，为避免上山下乡，多数能招工、当兵、上大学。毛泽东当时正在批林批孔，对全国“走后门”现象大开绿灯，写下批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

“走后门”因为中共而产生，同样，只要中共需要，“反走后门”也立马就会成为政治运动。1972年12月，福建知青李庆霖上书毛泽东，反映干部知青子女走后门拉关系现象事件。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通过王海容亲笔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真的要反腐吗？不是。毛泽东和江青只是出于政治斗争需要，将“批林批孔”和“反走后门”结合起来，打击党内政治元老。而被毛捧为红人的知青李庆霖，因在1975年11月，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最后一个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开罪了邓小平，文革结束后，1977年被中共逮捕，领刑17年。

中共特权阶层：不爱中国爱美国
前赵紫阳秘书鲍彤早前就说过，中共完全是个特权阶层。中共元老陈云曾提出红色家庭每家出两个子女，一个经商，一个从政，还是自家的孩子放心。

腐败在今天的中共官场不是丑事，而是身价、资源与荣耀。华融赖小民宅中搜出2.7亿元现钞，北京村官任石凤现场被收缴金条31公斤，大连徐长元涉案房产达2714套，这种事例不胜枚举。

2021年4月6日，《福布斯》公布2020年富人榜，北京成为全球亿万富翁人数最多的城市，去年增加了33名亿万富翁，总数达到100个。而更多的中共官僚巨富，从来就不在富豪榜上，被中共屏蔽在公众视线外，成为党国机密。

根据胡润报告，2019年中共83名最富有的“两会代表”的平均身价达到33.5亿美元。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回应政治中心”（Centre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83名最富有议员的平均身价才5640万美元。6亿普通中共民众的月收入仅为1000元或以下，而中共立法者却比美国立法者富裕60倍！

发生在中共特权圈里的另一个现象，就是一边鼓吹“爱国”，一边把中国作为暂住地，把“头号敌人美国”作为地球上的第一故乡。在过去的40多年中，官富二、三代移民美国的难以数计。

拧在中国人思想上的螺丝钉
关于文革的性质，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有过精辟的论述：“以中共的历史而言，老红卫兵的打砸抢，道县大屠杀，广西大屠杀，都与共产党土改中的大屠杀是一脉相承的。”

“中共党史是真假混着，以假为主。现在如果想要真正了解党史，还是去找禁书和翻墙。”

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群众斗群众，打家劫舍、草菅人命、破坏传统，这是中共将中国人的人性从根上消灭，将中国人彻底毁灭的既定策略。

目前，中共强迫各行各业都学所谓的“强国论坛”，新党史，并将中共党史混淆为国史。其实不管中共搞多少运动、多么乌烟瘴气、血光冲天，中国人只需要记住这三句话就不会再成为党的傀儡：

共产党是西来幽灵。
中共不是中国。
真爱国就别再爱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