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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之眼与中共之眼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五日】“三尺头上有神灵”,是人们熟知的一句话。无论祈福和敬天,人们对天地充满感恩和敬畏,这源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天人合一”。从商周时代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历朝历代的君主都知道要遵从天道、顺应民意。在古代,当人们仰望星空,往往感叹上天的遥远,却并不因此而淡忘神明的存在。在历史上,有若干真实的记载,可以反映出中华文化敬天爱民的道德传统。

雨怕抽税

据《南唐书》记载,南唐皇帝李升,在位时,因关税过多,百姓不胜其苦。有一年,京城地区大旱,皇帝在北苑,举行宴会,问大臣们:“现在境外都下起雨来,唯独京城不下雨,难道是我们监狱中,有冤枉的事,违背了天意吗?”

教坊长申渐,高声笑道:“这雨是怕抽税,所以不敢进京城呀!”李升大笑,于是,下令免去一切额外税收。不久,便下了一场透雨。官吏们大惊,真是“老天有眼”啊。

后来,李升还汲取过去一些皇帝因奢侈、荒淫无道而导致亡国的教训,很注意节俭。勤于政事,并兴利除弊,变更旧法,改革税制,因此国势渐强,人心归附。

康熙皇帝步行到天坛祈雨

康熙皇帝在谈到治国之道,首先谈到的是税赋,“兹念育民之道,无如宽赋。”(《清圣祖实录》卷160)

康熙亲政后,几乎每年都留下了蠲免地丁钱粮的记录。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一月,户部张鹏翮奏报说:“臣查户部册籍。自康熙元年起,以至于今。所免钱粮共万万两有余,是诚亘古所无也。”(《圣祖实录》卷二四)据见于记载的各省、县局部减免赋税的记录,自康熙元年至五十年,共有四百余次。

圣王不仅施惠于民,更教化百姓提高道德,道德高尚后,上天自然会赐福于人。遇到天灾,必定要祈祷,这是三千年间中国上到皇帝、下到百姓普遍采用的禳灾方式。

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八年(1679年),南北连续两年大旱。康熙皇帝曾经两次“步天坛祈雨”,从故宫一直走到天坛,诚恳地反思执政的过失,并祈祷上天降福于民。精诚所至,每次都神奇地化解了灾难。

这种祈祷,是“天人感应”观念在清代皇帝身上的延续。不仅如此,清代皇帝还常常将天灾看成“天象示警”,从而找出“招灾之由”。

据《世宗实录》记载:以勤政著称的雍正帝多次批示,凡是地方旱涝灾害都是人事造成的,或者朝廷政务上有过失,或者总督巡抚大人们渎职,或者太守知县不称职。又或者一个地区之中,人心奸诈虚伪,风俗不够厚道。这些情况足以冒犯天和,而招致灾殃。

地方招灾,官员奏报,雍正皇帝就批示:像你们这样的巡抚,我就知道地方必无丰收之理。天降冰雹,为什么专降在你们几位所属的地界,真是太奇怪了,太可怕了。你们做官十分不妥,要小心。何等督府就有何等年岁。天道随人,快得很,实在令人生畏。在直省督府中,器量狭小、浑浑噩噩,没有像你们二位的。刚到湖南,水患到;调到江西,旱灾来,去了甘肃又下冰雹。如此响应,奇哉、奇哉!

“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人对宇宙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看法。古人认为天人可以相互感应,天象和人事变更直接对应,天是主宰人、社会命运及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即“天之照人,与镜无异”,“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

此“天眼”非彼“天眼”

现代科学把卫星送上天,认为物质空间不过如此,把卫星称为“天眼”,可以照射到地表的一切,征服自然的口号随处可见,早已忘记了过去对于神明的敬仰。在大陆的“北斗”卫星发射成功之后,不少媒体刊发文章:“北斗卫星:中国‘天眼’看世界”。然而这个所谓的“天眼”,却与传统意义上的“天眼”大相径庭,完全扭曲了其本来的含义。

借助卫星,多年以来,中共斥巨资对14亿中国人实行全方位监控,打造了一个规模空前庞大的国家监控系统。

英国《每日邮报》报导,中共当局数年来一直在大力推进所谓“天眼”系统监控国民,海外网路公司Surfshark最近出炉一份报告显示,北京的摄像头监视器数量高达115万,为世界第一。

英国消费者资讯科技服务评论网站Comparitech也曾对全球人口最多的150座城市进行分析,发现以人口比率来计算监视器密度,全世界密度最高的20座城市中,有18个位于中国。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正常国家会把纳税人的巨额钱款,不计后果地反过来用于监控人民。

近日,河北司机金德强因驾驶的货车被查出北斗定位系统掉线,被官方罚款导致其自杀。该事件引发舆论对北斗系统的关注,中共反复推责,称该事件与北斗无关。

一些网友发表意见:

“强制大车司机装北斗还收高额安装和服务费,是事实吧,啥叫跟北斗没关系,真好用吗?”

“底层人生活不易,有些单位只顾自己捞油水,全不顾底层人生活。”

更有甚者,直接利用电子眼制造“罚款陷阱”。近日,一则消息被公布,广东省一高速岔道口违章频发,62万人被“电子警察”罚款1.2亿元(人民币,下同)。今年中共“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提出防止滥设滥用“电子警察”,他披露了交管部门基于私利扩张设置“罚款陷阱”的诸多内情。

不仅仅是交通,中共正在把电子眼系统纳入到其他日常税收的体系中去。在网络可以看到:“地税局启用税收执法‘电子眼’”,“税务立足大数据平台,积极探索‘电子眼’模式,规范信息采集,强化税源监控。”

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的GDP为74.41万亿元,中国财政收入是16万亿元,加上社保基金5.3万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4.66万亿元,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37,457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收入2,691.93亿元,如果再加上全国交通罚没收入数百亿元,几大项简单相加就是高达27万亿!公开拿走的各种税费就超过了GDP的三分之一,如果还要算上各种隐形的税费乃至见不得阳光的腐败成本,中国的税负水平毫无疑问超过了世界上许多富裕发达的欧美国家。

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曾公开坦言:中国宏观税负高达44%!中共最拿手的就是把与党利益相关的东西硬说成是国家利益,以迷惑世人。而在另一方面,却标语公然贴示:“今天不交税,明天牢里睡。”

暴力掠夺是共产党本性

《共产党宣言》公开宣称:“他们(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恩格斯所说:“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1917年,列宁曾经签署了一份文件保存至今,他说:“至少逮捕100个富农,公开处决这些人,并将尸体悬挂在那里,让周围数百英里的人都知道,因此吓得瑟瑟发抖。”

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谁家要是有什么值钱珍贵的东西,国家一定要让他上交。如果谁藏匿珍品,隐而不报,被邻居或同事告密后,这家人就会被捕,直到他交出东西为止。斯大林追求加速工业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需要贵重的东西作为资本。当城镇再也没有贵重的东西可收时,就要开始掠夺农村了。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 这表明共产党的仇恨训练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

1950年的中国,人民刚刚从战火中走出,却又被另一场灾难笼罩。“镇反”和“土改”针对农村,“三反五反”是城市中的屠杀运动。

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五反”运动使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中共的历史就是一场以谎言开路、以暴力维系的掠夺史。中华古老文明中的视民如伤、仁民爱物的传统,被破坏到荡然无存。然而冥冥天意中,历史早已铸就了中共必亡的命运终局。

结语

中共利用“电子眼”全民监控,且非法牟利,真是一个如意算盘。然而,就是在这样有如铁桶密闭的封锁之下,在海外大纪元三退网站上,已有三亿七千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他们看清了共产党西来幽灵的本质,勇敢地走下红船,静待中华大地迎来光明而纯净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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