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五年底，张本芳女士从洗脑班被放回家时，皮包骨头，双腿浮肿、腹水，牙掉的只剩一颗，头沉的抬不起来，并不停的摇晃颤抖，背也驼了，左胸持续性的疼痛，四十多岁的人就像七十岁老人。南京市 六一零、市洗脑班恶人柏正辉等十分害怕她曝光洗脑班黑幕，一直在监控她，想方设法从精神上、经济上、肉体上摧残她。去世前，她家门对面有中共恶徒安装的监控器。张本芳为了便于识别来者是谁，不得不在气窗上吊一小竹竿，用此敲门就可识别是朋友还是来骚扰的，即便如此，还被居委会人多次破坏扔掉。

南京洗脑班的中共邪恶之徒还猖狂的叫嚣：“我们就是代表共产党、我们就是代表一级政府的，也不怕你们上告我们，你们上告也没有用！”那个六一零的小头目柏正辉不但动手打人，还厚颜无耻地向修炼者家属要钱，说法轮功的人不转化，其家人要给六一零人弥补经济损失。在南京市洗脑班里，柏正辉等好色之徒还时常对女大法弟子动手动脚，讲那些下三滥的调情话，并盯住去探望的年轻家属不放，图谋不轨。

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张本芳女士二零零二年因写一篇曝光邪恶迫害法轮功的文章张贴在南京市肿瘤医院大门上，而被非法关押南京看守所半个月，之后被非法关入南京市洗脑班，期间她绝食抗议，要求放人，然而两天的绝食却成了中共洗脑班人员加重迫害她的借口，她被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在江苏句东女子劳教所。

在劳教所里，她被罚站、揪头发、浇冷水、鞋底抽打、不让睡觉等，受尽折磨。张本芳女士生前控诉说：

“在江苏句东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期间，受到狱警及包夹等为所欲为的迫害，那里是真正的人间地狱。以种种手段，软硬兼施、花言巧语、恐吓诈骗等，达到让你放下大法的目的。”

“在劳教所，功友们曾被集体罚站在雨雪地里二个多小时，直到深夜回宿舍，浑身湿透了；功友曾被双手铐着从背后吊起（脚尖着地）二十多天，有时一天只喂几口饭；一劳教前曾被关进精神病院七－八个月的功友说，电针、电椅、电床的滋味尝够了，灌入体内的有些药物，突然停药后的难受迫使人得在操场上跑上几天才平息下来；有个功友在劳教前被男警察奸污了……一个功友因为不转化，被男警察打伤了腿，每天去车间干活得让人架着走，四个多月后才恢复；有位来劳教前曾被警察固定在警板上近二十天，大小便顺着衣服淌下去；我亲见一功友因不愿去看反宣传法轮功的碟片，而被一帮协管从楼上往下推，跌得不省人事，这时又来了几名警察，掐其手指及人中穴，让其苏醒过来；一未婚功友，因不“转化”而被其协管用牙刷等脏物塞入阴道，造成严重的盆腔感染，上面的领导知情后，只是把主管的警察调换了一个大队；有的功友被电警棍电手、头部等，还有两位女干警，用电棍电功友的乳头……”

张本芳女士说，“因为没转化，在劳教期间，我曾被辱骂、罚蹲、罚站、有时冬天里面贴墙；因不能正常睡眠而困乏，遭到掐耳朵、揪头发、泼冷水等，她们曾数次要对我使用电棍，她们说：使用电棍制度，可以使人清醒、辨别是否、容易被转化，还列举了一些实例。”

在“法制学习班”遭受的惨无人道迫害

二零零三年劳教期满回家时，身体极度虚弱。二零零五年二月，她又被玄武门派出所骗去强行扭送南京市洗脑班（其对外谎称“法制学习班”）迫害十个多月：不许睡觉，罚站，不让洗漱、不准随便上厕所，无论天多寒冷，整日整夜光着脚站在水泥地上，只给穿一件薄衣衫，当单位或家里来人探望时，才叫人临时加穿衣服掩盖迫害真相，等人一走便又强行剥下，否则就变本加厉的浇冷水、吹冷风、放冷气、罚她站在冷水中浸泡，泡的脚趾头渗血、双腿浮肿。

张本芳女士生前控诉说：“终于劳教期满回家了，原以为可以在家正常的生活，照顾孩子与老人，正常工作，没料到身体刚好转一些，又被送进了‘学习班’–这是一个宾馆，有空调、沙发、席梦思床，但是不准出房间的门，因为不转化，几天后即被关进一个空房间里，二十四小时罚站……因为困倦而无数次摔倒，跌了爬起来接着站，头部多次跌得血肿、有时磕摔了牙，或跌破了手、面部等；因为发困而被浇冷水、说是让人清醒，因长时间站立、双脚、腿部都肿起来。这里的工作人员说，腿肿至多高（说达到大腿上）会死人的，××就是这样的，让她回去不久，还是死了。你要是死在这里，我们告诉你家里人，说是病死的，你家里的人还敢对我们怎么样？”

“很长时间，他们把我的衣服收走，只准穿一身单衣服，来人会见时，给添上衣服，之后立即脱下，否则就灌冷水，再打开冷空调。曾连续数十日被罚站在冷水里，双脚趾胀裂的流血”恶徒柏正辉恶狠狠的对她说：“你不死，日后骨头痛也得把你痛死，久站和寒冷对骨头的伤害也会使你熬不过去，不转化就得叫你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柏正辉把张本芳女士关进那个可怕的空房子里去，门始终是锁着的，从防盗门的中门上递进饭菜，不准出去、不让洗漱及上厕所，房间里散发着十分难闻的气味让她窒息。张本芳女士说：“不让上厕所不是逼人不吃不喝吗？”柏正辉说：“那你绝食好了，谁请你吃了，饿死了才好，死一人就少一个没转化的。”张本芳女士说：“只能尽可能的少吃少喝，以减少大小便带来的麻烦。为了维持生命，常常一顿只吃一口饭菜。”

有次南京洗脑班恶人柏正辉逼迫她踩在自己尊敬的师父的法像上，她断然拒绝，柏正辉恶狠狠的用皮鞋边踢边对她嚷着“让你尝尝穿皮鞋男人脚的厉害！”她的双腿顿时一片血肿。挨打已成了家常便饭，有时柏正辉指挥保安打、有时自己亲自动手，柏正辉曾用一根长约一米左右、五公分见方的木棍打她双腿，最后棍子断了，还叫嚷着说“我就是要用法西斯手段来对付你们……”致使她腿上的伤痕五个月左右才渐渐退去。

前后被罚站九个月，跌倒无数次。十个多月的关押，令张本芳脱了像，体重只剩五十余斤，双下肢浮肿过膝、伴有腹水，咳嗽、胸痛、呼吸困难、头昏脑涨。张本芳女士生前控诉说：“因长期没睡觉，站立、受凉等，我整天头胀痛，脑袋嗡嗡的象有个噪音器，咳嗽、胸痛的难忍，连咳痰的力气都没有，常需要弯着腰、倒立嗓子、再咳出去。虽是中年人，已骨瘦如柴，象个老人。他们说，让你回家，也最多能活半个月、一个月……”

后来，医生检查说脑子有问题，可能长了肿瘤，家中亲人急坏了，有次约了十多人去南京市洗脑班要求放人，当时南京六一零害怕她死在洗脑班里，他们估计张本芳只能活半个月了，顺势敲诈家人一大笔钱，并直接对她和家人说：“放你回家你也活不了几天，出去后你们就为她准备后事吧！”

长期监控、骚扰

张本芳女士生前说，“（从洗脑班）放出时，我身体已伤的不成样子，皮包骨头，体重只有五十来斤，别人都不认识我了，洗脑班的恶人认为我活不了的。”“无论怎样，我坚信大法好，坚持炼功，数月来身体开始康复，这给我的亲属也带来了安慰。”

南京市六一零人员发现张本芳没死，紧张起来，又打电话，又来人到家中威吓她和家人：“不许把洗脑班中的事讲出来，否则还抓你进去。”家中亲人怕她再被迫害，始终不告诉她六一零恶人到底敲诈了他们多少钱，有亲戚对她说了一句话“你这一辈子都还不起。”另有亲戚对她说：“这些人的胃口好大呀，下次你若再被抓去，我们都没能力再帮你了，在要你的过程中，我还差点被他们奸污了，好在有人突然来了才得于脱身，下次我再也不敢去那个邪恶的地方了。”

中共当局对她的残酷迫害，让家人受到极度惊吓，致使她的亲人都放弃了修炼。南京市肿瘤医院工资待遇很高，但张本芳被迫害放回后医院不让上班，每月只付八百元生活费，那时她的孩子正在读书，还要负担两个老人，经济拮据，丈夫怕受影响，与她离婚带走了儿子，从此天各一方，孩子不敢回家与母亲见面。

张本芳女士生前控诉说：“他们多次打着省政府、市政府的牌子，说要去我孩子的学校，让孩子学校通报该学生的家长是炼法轮功的。说我们政府、共产党，怎么能花钱培养邪教的孩子上大学？扬言要断送掉孩子的前程及毕业分配工作等权利，让学校停止孩子学业，把他也关进洗脑班做我“转化”工作，若孩子态度不好，有过激言行，也送去劳教……他们的恐吓威逼，致使孩子不能安心读书，有家不敢回，给孩子造成了严重的心灵创伤，十多次想自杀。他们还逼我丈夫、孩子与我分离，最终达到了目的。我所遭受的迫害，致使数十位亲朋好友整日为我担惊受怕，奔走操心。”

二零零九年过年前，张本芳去乡下照顾病重的母亲，一位亲戚转告说玄武区派出所来电话找她，数日后回到家，家中衣物全被翻乱，地毯上留下许多带着泥水的男人脚印，而门窗却关的好好的，原来派出所恶警用万能钥匙私自开门闯入，抄了她的家，这给单身独居的张本芳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

中共邪恶之徒从没放松过对张本芳的监控，居委会就在她家门口，张本芳住二楼，居委会对着楼道口开了一个窗户，直对二楼，居委会的人对她讲“这个窗子是专门为你开的。”张本芳从一九九九年迫害开始至今时刻都在高压下生活，一直有人跟踪她。南京市六一零、玄武区六一零一年要到她家骚扰好多次。二零一零年利用她不在家的时间，又用万能钥匙把门打开，家里被翻得一塌糊涂，很多东西都被劫走。那一天张本芳正好到娘家去了，回来后看到这个样子又不敢报警。电脑、打印机、刻录机在二零一一年被掠走。

二零一二年八月左右，柏正辉带着南京市六一零几人又到张本芳家，柏正辉故意拖住她在客厅拉话，说：“你在洗脑班时，我对你不好，你恨不恨我？”就在柏正辉牵制住她东拉西扯时，另几人就在里屋动手，把刻录机、打印机翻了出来，电脑没翻到，离开时柏正辉威逼张本芳一定要把电脑交出来。没过几天，恶人又到张家去索要电脑。柏正辉又威胁说：“你要是对别人说我们是如何迫害法轮功的，就让你再进去，休怪我们不客气。”

一次次的邪恶行动，对于身体已被迫害伤残的张本芳可谓雪上加霜。张本芳被迫离婚后，孤身一人，到底哪天离世，都说不清楚，她单位说是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去世，娘家人来看她时，见她已倒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