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82）【迫害致死】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闯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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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2）【迫害致死】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闯静

时间: 2019-08-22 标签:

【明慧资料馆】

姓名:闯静

性别:女

去世时年龄:60岁

遗照:

关键词:

案例编号: 4082(Case No. 4082)

案情简述:

自二零零九年闯静最后一次被绑架后，身体就再也没有复原，她一次又一次在死亡的边缘挣扎着，苍白的脸上无一丝血色，病情严重时，时而处于昏迷状态。她的丈夫马学俊几乎是寸步不离地照顾她。二零一六年三月四日夜，闯静走了。在漫长的十七年的迫害中，黑龙江佳木斯市这对善良的夫妇不知曾多少次一起面对死亡，相互扶持地走了过来。这一次，是真的分别了。

二零一六年三月八日，灰暗的天空中飘洒着清雪。佳木斯市殡仪馆内，一幕幕生死离别场景如往常一样上演着。然而不一样的是，在写有“闯静”的告别厅门前，一些便衣警察穿梭在悲痛的亲友中，窥视着吊唁的亲朋，并且偷偷地进行录像。

静的丈夫马学俊站在闯静的遗体前，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情感，声音略有颤抖地说：闯静还是走了。她弥留之前突然问我：“你想没想过，时间这么紧，那些没有救度的众生还能来得及吗？我还老是拖拽着你。”我安慰她，别担心，我想好了，把我们全家修炼受益的情况和我们被迫害的经历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只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让民众了解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闯静生前曾五次被警察绑架，三次被非法劳教，受尽折磨；她的丈夫被迫害致瘫痪在床；家族中二十多人都被绑架、关押过。闯静曾这样叙述：

“我和丈夫马学俊都曾患有绝症，对人生绝望的我写好遗书，几度欲轻生，就在这个家庭濒临险境时，一九九四年，法轮大法照亮了我们的希望之路！修炼法轮大法后，我们夫妻二人身体神奇般康复，家庭也有了久违的笑容，变得温馨和睦！”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氏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后，我被绑架五次，非法劳教三次；马学俊被绑架四次，非法劳教三年，非法判刑十二年，他被折磨得下肢瘫痪，生命危在旦夕时被抬回家。”

“十几年来，仅仅为了坚守良知和信仰，从此家无宁日。孩子是在恐惧中长大的，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曾经的幸福生活一去不复返！马学俊是副处级干部，我们的家庭曾被别人羡慕不已，沦落到被别人歧视、可怜、同情……外人永远都无法想象我们一家人，是经历了怎样的凄苦遭遇，真的是无法用人类语言来描述！”

闯静一家的遭遇，只是中共十七年来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一个缩影。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面对强权暴政、酷刑折磨，毫不退缩，他们的正义之举，只为唤醒广大的民众，了解真相，选择美好的未来。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人们会真正地敬仰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和闯静一样，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照亮人们通往希望的路。

以下是闯静生前叙述自己一家遭迫害的经历：

幸遇大法，绝处逢生

我叫闯静，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三日出生。从小体弱多病，患有胸膜炎、胃病、气管炎、风湿症、脚气、左脚趾灰指甲等慢性疾病。

我和丈夫结婚时，全家及亲属都反对。我们没房子住，住在亲属家，结婚八年仍一无所有。沉重的压力，导致我未老先衰。

一九八零年九月，我左小腿患恶性黑色素瘤，做了手术切除。一九八四年二月，我又因患卵巢囊肿，破裂后做了大手术。我经常大流血，吃西药、中药都不好使，只得去打止血针，一个疗程打三针近二百元，停针后还是流血。那时的我，浑身无力，面无血色，身体臃肿。然而雪上加霜，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我因经常腹部剧痛，去多家医院做B超检查，确诊为子宫肌瘤。我丈夫因为输血染上乙型肝炎，为此我不敢手术。我失去了生育能力，抱养了女儿马小亮。

我丈夫马学俊，原是佳木斯铁路分局的副处级干部，是副局级的预职干部。他是农村人，没有钱没有靠山，通过上学，全靠他自己辛勤的汗水、辛酸的泪水熬到副处级干部。正当他在名利场上拼搏奋斗，不断地获得成功时，丈夫患上了胸膜炎、胆囊炎、支气管扩张等病。其中最严重的是，一九八五年患上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在铁路医院输血时，又染上乙型肝炎。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之工作上的艰辛，一九九三年，丈夫必须全靠药物维持生命。佳木斯铁路医院传染科的主任告诉丈夫：“小马呀，你就是我们医院的常客了，这一张床（值班床）就给你准备着”。一次疗程就得花费五千多元，丈夫堂堂的男子汉，被疾病折磨得生不如死。

一九九四年春天，我的病情加重，经常大流血，吃各种止血药不见效，只能打止血针。我万念俱灰，强颜欢笑，我曾写过遗书，几度想轻生。

然而上天悲悯众生，就在此时，一本宝书让我们这个濒临绝境的家庭，重获新生。九四年九月中旬，丈夫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看李洪志师尊的巨著《转法轮》后，多种疾病缠身、靠药维持生命、朝不保夕的丈夫神奇般地康复了；他遵照“真、善、忍 ”法理修炼心性。本应分得的处级干部住宅让给了同事；年终奖和奖金，有关部门发给了他，他也分给了部下。

我原来不相信气功能治病，但看到丈夫的神奇经历，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炼功。我的身体逐渐地有了变化，不用吃药打针了，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修炼后，我知道了人生真谛，悄悄撕掉遗书，开始新的生活。

看到我和丈夫的变化，我婆婆、公公、大姑和小姑等一家家的，也都陆续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们也都受益良多。女儿患先天弱视闪光，视力只有零点二到零点六，她经常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不知不觉中她的视力恢复了正常。那时女儿只有几岁。

漫漫营救路，多少苦与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炼功点的人越来越多，场地不够用，增加了十多个炼功点。就在我们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恩泽之中，喜悦无比之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以权代法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曾被绑架五次，非法劳教三次，丈夫曾遭四次绑架，非法劳教三年，非法判刑十二年，最终被迫害致残，生命垂危时被用担架抬送回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上三点多，陈万友，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教导员，来我家，把丈夫带到公安局，被软禁了一天，晚上放回家。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四点多，丈夫在单位打来电话说，陈万友找他，我不同意他去。陈万友在电话里跟我保证，晚上一起吃便饭，谈完话一定把人送回来，我还是坚决不同意。丈夫是国家副处级干部，他出于对共产党官员的信任就去了。

第二天早上，陈万友通知我：丈夫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听到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天塌下来似的，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丈夫真是难得的好丈夫，因我身体不好，在家里洗衣、做饭，几乎所有的活他都干；在单位，正直、公道、廉洁，被职工称赞，这么好的一个人竟然被抓起来？！

当天市国保的郑姓警察，带两个年轻人来抄家，抢走了法轮功书籍、讲法录音带和录像带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了共产党官员的流氓、无赖相。我去公安局要求释放丈夫，要接见丈夫，他们推脱明天让见，明天去了，推脱后天让见，一天推一天。

丈夫在看守所里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牢头唆使刑事犯往他身上连续浇二十多盆凉水，是刚从深水井水管里流出的水，冰冷刺骨，他冻得浑身瑟瑟发抖，打了两个多小时的寒战。他被禁止上厕所，大便不给手纸。睡觉没地方硬挤才能躺下，常常被辱骂、羞辱。

因丈夫是法轮功辅导站的义务站长，又是副局级预备干部，他被视为重点对象。丈夫遭到市公安局陈万友、高志伦、郑成林等多次非法提审，并威胁他开除公职、判刑。市公安局、市委、政法委、宣传部、电视台、铁路公安分局等有关人员组成的联合迫害小组，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

八月八日，丈夫被单位接回。我们由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到被随意绑架骚扰，地位上一落千丈，经过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都能够知道，遭受共产党打入百分之五被专政对象的滋味是何等的境遇。

九月九日晚，丈夫又一次被陈万友等人从家中骗走，丈夫被以“搅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非法拘留。当时我在农村亲属家。我去公安局国保大队，要求释放丈夫，他们说：你丈夫在家接了个电话，是非法串联。

我质问他们：“丈夫还没见到打电话的人，你们就把丈夫抓走了，上哪儿知道是谁呀？再说电话是我家花钱堂堂正正安装的，你们非法监听公民电话，怎么接个电话就成串联了？”他们自知理亏，推脱说：“市政法委书记董永贵监听电话内容，拿条子让抓的，要不然半夜三更，我们哪愿意抓呀！”

我去市政府找董永贵，董永贵的秘书接待了我，我跟他叙述事情经过时，对面房门开了，董永贵招呼秘书，我就跟过去，秘书吓坏了，我快速跟董永贵说明情况。他说：不是他让干的。我又找到陈万友告诉他，我已经找到了董永贵，董永贵不承认此事。

当时正值北方的秋冬季节，在凄凉的秋风里，我和女儿几乎天天去公安局要求释放丈夫，我多次去市公安局、还去市委、市政府，讲法轮功真相。到了冰雪交加的寒冬，我们仍没有放弃，继续去要人。那种面对强权无奈、无助的凄苦，用尽人类语言也无法说清。共产邪党各级组织和各级干部，互相推诿。

丈夫被非法关押，浑身长满了疥疮，奇痒无比整夜无法入睡，骨瘦如柴。公安局警察让我给丈夫写担保，我拒绝，我正告他们：合法公民被抓，还得写担保，这是哪家的理呀？！丈夫被非法关押了四个月二十二天。二月二日，我家被勒索了一千四百元的伙食费，丈夫回到家中。

在家遭绑架，上访又遭绑架

刚到家的第二天晚上，二零零零年二月三日，集贤县太平镇的党书记杨振东、利民村书记、镇派出所的警察、在顺和派出所的带领下，来砸我家的门，原因是丈夫的妹妹等几个人去北京了。我和丈夫一起被绑架到顺和派出所拘留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在丈夫的单位担保下，才放我们回家。家人、单位领导除了交一千多元生活费外，请市局吃饭、送礼共花掉三千多元。陈万友独得一千元，是所谓的保金。

二零零零年六月十一日，我带着对国家领导人的信任，满怀希望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上访，事情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信访办变成了抓人场所。

江氏流氓政府不知悔改，妄想利用历次政治运动的手法，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然而今非昔比，法轮功修炼者是为坚持宇宙真理可以舍命，而不退缩的。我跟警察说明上访意愿，讲述法轮功祛病健身奇效和法轮功真相，警察明白真相后说：你在这儿呆上半年也没用，中央有令不受理法轮功人员上访，你还是回去吧。

六月十六日早上，回到家中，得知我去北京上访的第二天，六月十二日我丈夫也去北京，在天安门打横幅，被绑架在佳木斯铁路看守所，非法关押。下午市公安局陈万友与一年轻警察到我家，问我为什么去北京，让我去市公安局做笔录。前进公安分局王化民等在拘留票子上，让我签字。我质问他们：我犯了什么法，我不同意拘留。王化民皮笑肉不笑地说：“别看填的是半个月票子，三个月能出来是好的。”七月五日，在我的孩子和亲属朋友的强烈要求下，我被非法关押二十天后，回到家中。

八月份的一天，包片民警管天印和向某某，来我家跟我要身份证，要放在他们那儿保管，需要时可以取回来，要不给身份证，他们就得下岗。我想自己是修炼人，得为他人着想，把身份证给了他们，后来几次需要身份证，去取，他们不给了，谎称没有了。

拒绝骂人遭毒打、上大背铐、游街示众

二零零一年四月三十日，我和张庆华等法轮功学员在勃利回佳木斯的途中，勃利公安在公路上设卡，强迫过往行人，骂法轮功创始人，并且踩他的相片，我们拒绝。我被警察拉扯踢踹，我浑身上下青一块儿紫一块儿的。我们被非法劫持到勃利县公安局，几次非法审问我，都不配合他们，当他们得知我的名字和丈夫的情况后，加大了对我的迫害力度。

他们几人强行给我上了大背铐，其中一人用烟头烧我的手背，不知过了几个小时，他们看我没有屈服，放下了我的背铐。他们不让我睡觉，大概三天三夜。和我一起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也受到各种酷刑，其中一位，肋条给打折了。我们几位法轮功和其他刑事犯一同被游街示众。之后我听说，新任勃利县公安局局长张志义，把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当成升职的业绩。

当时，勃利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孙成义（后因贪污罪被判刑一年，缓刑一年），非法提审我，让我说出自己的简历，我拒绝，并让他们拿出法律书让我看，他们说：犯罪嫌疑人，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我正告他们：我不是犯罪嫌疑人，我在公路行驶，有什么犯罪、不犯罪的说法？僵持了很久之后，警察刘仁国突然问我：“你见过师父吗？”我想讲法轮功真相的机会来了。然而，我刚一张口，警察苏维清、刘仁国和一个不知名的警察，像疯了似的冲到我跟前，连拉带扯，连踢带踹，满嘴污言秽语。

我被非法劳教两年，我被折磨得子宫肌瘤复发，劫持到哈尔滨戒毒劳教所，检查身体不合格，劳教所拒收。勃利看守所勒索了我家人五百元钱伙食费，放我回家，我被非法关押共八十二天。

丈夫被非法劳教三年。丈夫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西格木劳教所，吃的是发霉面做的发糕，看不见一滴油的菜汤，卫生条件极差，多次强迫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和电视。所长赵某、副所长侯某、教育科长刘贵范、转化队长林某等多次给他洗脑。丈夫拒绝后，被单独关押近两个月。丈夫被迫害得下肢麻木，最后失去知觉。他曾绝食抗议非法关押。

一年半左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丈夫被保外就医。终于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尽管在那样苦涩的环境下，一家人团聚尤为珍贵无比。丈夫通过学法炼功，他的身体得以快速恢复。

为躲避迫害，流离失所

二零零二年四月八日，佳木斯公安局对全市法轮功修炼者，进行新一轮大规模非法抓捕。四月十日，多辆警车包围我家的住宅楼，有警察敲门，佳木斯顺和派出所所长牟永平带领一帮警察来敲我家的门，我们不给开。此前有几位保外就医的法轮功学员，再次被绑架。

二零零二年四月的一天下午四点多钟，我女儿在回家的路上遭到顺和派出所警察牟永平等人劫持。她被强行搜身，企图找到我家房门钥匙，女儿没带钥匙，牟永平等人要把我女儿绑架到警车，我女儿拼命抵抗。当时正值下班时间，很多人在围观，在大家的谴责声中，他们把女儿放回。

四月二十日，为了躲避迫害，我们离开了自己的住所，开始了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市局公开悬赏三万元，通缉丈夫，市“610”、公安局向丈夫单位施加压力，他们把抓捕他与单位领导的政绩挂钩。我的家多次被市公安局、顺和派出所、铁路分局公安分处等多个不法部门随意用万能钥匙打开，家中被抢走：小电视两台、CD影碟机一台、老板杯、一些日用品和万年历等物品。市局分局和铁路公安处都来抄过家，我曾去找牟永利要被抢走的东西，至今一样未还。

一次，市公安局王化民等冒充邻居敲门，我婆婆和丈夫叔家的妹妹在我家，女儿刚一开门，他们就窜了进来，在一阵翻找之后，因妹妹是法轮功修炼者，把妹妹绑架，并被非法劳教两年。

我妈妈家、婆婆家、丈夫弟妹家等，经常被市局和铁路警察骚扰。

坐铁椅子、身体呈“大字型”钉地环，致旧病复发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日，我和法轮功学员李桂芳在松花江畔北岸，讲法轮功真相，被无知群众举报，遭柳树岛派出所绑架，劫持到向阳公安分局。当天夜里向阳公安分局国保姓于的警察，唆使手下，伙同佳木斯铁路公安分处的警察以王凤军为首，半夜用万能钥匙，开了我的家门。

当时只有我女儿马晓亮一人，在家睡觉，他们把我女儿从被窝叫起，女儿当时只穿内衣。我家里被翻得一片狼藉。那一年，女儿才十八岁。

事后女儿对我说，她当时被吓得浑身直哆嗦，等到那群人走了后，女儿嚎啕大哭，茫茫的黑夜里，自己孤苦伶仃，不知何处能有自己安全的藏身之处。这场惊吓之后，女儿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经常半夜惊醒，浑身无力。我带女儿去医院检查身体，女儿的肾脏和心脏明显有病变，其它的器官有不同程度损伤。女儿心脏功能受损后，正常走路都心慌，无法正常工作，无奈之下，嫁给了贫穷人家。

最初在向阳区公安局，我拒绝报姓名，警察毕某某，非法强迫我坐在带锁的铁椅上二十多个小时，市局陈万友、陈永德去认人，陈万友认出了我，陈永德用装了水的矿泉水瓶子，猛力地砸我的头部，边砸边凶巴巴地喊叫：“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期间我一直不吃不喝。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多，我们被劫持到看守所，没有检查身体，我和法轮功学员绝食绝水抗议。第二天，我拒穿囚服，我被恶警袁海龙重重地打了两个耳光，我质问他：为什么打人。他变本加厉，反而给我铐上手铐，身体呈“大字型”，钉在地板上，这期间我子宫病复发流血，我被野蛮灌食。二十九日市局陈万友伪善地到监室，对我说，一定给解决问题。在我绝食绝水，不能行走的情况下，被非法劳教三年。

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在恶化，非法关押八个月后，我被保外就医，回到家中。

丈夫马学俊被迫害致瘫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丈夫被市公安局国保和铁路公安联手绑架，丈夫遭到酷刑折磨：毒打、上大背铐、禁止睡觉、野蛮灌食、身体呈“大字形”钉在板铺上、注射不明药物等。被东风区法院，非法判刑十二年。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丈夫处于半昏迷状态，被用担架抬回家，体重只有六十多斤。

丈夫回家后，市公安局、东风区法院、前进区办事处、顺和派出所、小区居委会，以看望丈夫为名，不断的上门骚扰。

我不停的给他念法轮功书籍，加之一些法轮功学员和善良的邻居在生活上关心我们，把丈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丈夫被开除公职，我们一家三口仅以我的退休金每月三百元生活。我多次找有关部门，要求为丈夫检查身体，要求各政府部门帮助解决生活上的难题。虽然很多人都表示同情，但没有办一件实事。

二零零四年七月份，佳木斯看守所姓黄的狱医、警察孙连生，还有几个刑事犯人找到我家，要抬丈夫去检查身体。因检查费用过高，一连转了两个医院。后来只在外科进行了检查，确诊为下肢僵死，无自理能力。黄狱医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别的不用检查了。原来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看丈夫身体情况，欲再次进行迫害。

二零零四年八月，我家因交不起电费，被铁路水电段彻底断电了。这是丈夫原来工作过的单位，丈夫曾担任副段长、段长，曾主管电力，被全段职工公认最廉洁的领导，职代会评分也是最高的。

再次遭绑架，仅因聚在一起看书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九日上午，我和文英、刘桂芹、张春英、王玉新、王金霞、张庆余等在法轮功学员宋靖娟家，学习李洪志师尊的著作。大约八点多钟时，突然有人急促的敲门，并谎称是楼下邻居，楼上漏水了，来看看啥原因。打开门后，冲进来几个男人，开始抢我们手上看的书和我们的包。我质问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拿人东西？”其中一人说是警察。我让他拿出证据证明身份，一人拿出类似身份证的东西晃了一下，还没看清就迅速放起来了。他们让我跟他们走，我拒绝。南岗派出所教导员李文胜蛮横地说：“你走不走吧？”我正告他们：“我是合法公民，我不会跟你们去的。”

在李文胜的唆使下，几个人对我连拉带扯，我使足力气，抓住门框与楼梯扶手抗争。李文胜又唆使几个女协警，拽住我的胳膊和腿，连拖带抬到车门口。我用脚顶住车门坚决不上车，警察刘金山用脚狠劲地踹我，我喊道：“你打人！”他说：“我打你了！”我正告他：“打人是要负责任的。”他恶狠狠地说：“对，我打你了！我就打你了！”

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佳木斯南岗派出所，我不下车，以李文胜为首的几个警察把我强拉硬拽到一个屋里，扔在冰冷的地上，扬长而去。我浑身是灰，白袜子变成了黑袜子。惊吓加上被他们撕扯殴打，我感觉腹痛，下身往出流东西。当时我仅仅穿一条单裤，感觉很凉。我问屋里的一个警察附近是否有商店，我要买东西，一个协警帮我买了一包卫生巾。店主被找来，我又买了两条线裤一条短裤。在店主那里买的毛巾、香皂、袜子、香肠、面包、饮料等物品，都被南岗派出所警察掠夺，至今还没返还。

他们问我姓名，我告诉他们我没有犯罪，没有义务回答此问题。晚上七点多钟，李文胜等人要把我劫持到看守所，我拒绝，我被几个膘肥体壮的不法之徒，强行把双手背到身后戴上手铐，他们拽着手铐把我拖到车上，劫持到看守所。因没有体检，看守所拒收，我又被带到某家医院。这样来来去去都是单独用一个车拉我，其他人在另一辆车里。在这过程中他们没给我做任何体检，根本也没让我下车，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把我扔到看守所二零九室非法关押。

经过一天一宿的挣扎劳累、寒冷、饥饿的折腾之后，我浑身疼痛，手腕有手铐勒痕，身上有青一块紫一块的瘀血。腿疼、骨头疼、浑身疼痛睡不着觉，肚子胀痛躺不下，坐不下，大量脓血流出来。

在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我日渐消瘦，晚上不能入睡，多次要求南岗派出所给我检查身体。南岗派出所害怕承担责任，一拖再拖，不给检查身体。

十月三日中秋节，于姓科长对我说：“八日上班给你检查身体，办案单位不给检查，我们给你送医院检查。”八日正常上班，我没有得到检查身体的消息。这不过是共产党官员一贯的撒谎托词。直到十月十四日早上，于某领一行人到监室里对我说：“你被劳教一年。”

十月二十二日，市公安局劳教委李清波来看守所，将我和其他四位法轮功学员劫持到佳木斯劳教所。接近中午，我们到达劳教所，一位女医生为我们体检，我体检不合格，血压和心脏都不正常，劳教委的李清波让劳教所先把我留下，以后再说。我看到劳教通知单上写有半年的上诉期，我说：“我要上诉。”劳教所一李姓警察马上把劳教通知单拿走，谎称：“先做一下登记，然后再给你们。”后来，我知道劳教通知单，劳教所也有一份，把我的劳教通知单拿走是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

非法关押的两个多月期间，我腹胀、腹痛、阴道流异物，腿肿胀得又粗又硬。劳教所向家人勒索了一百多元的体检费，在体检结果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我于十一月九日释放回家。

为了营救我，婆婆、姐姐和女儿在这期间不断往返在派出所、前进公安分局、佳木斯市劳教委、看守所、劳教所之间。他们互相推诿，无奈之下，婆婆和女儿走上街头，向民众讲述我们一家人的悲惨遭遇，南岗派出所的警察张维富和周佳佳将年近八旬的婆婆打倒在地，女儿也遭到殴打。

我由于遭受了酷刑折磨，耽误了疗养的最佳时期，回家后身体长期恢复不了健康。二零一零年三月份出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严重贫血和脱水现象，几次昏死，长期心跳一百三十多次，两个多月才脱离死亡危险。

我在看守所身体虚弱，靠自家订餐增加营养，支付订餐、购买卫生纸等花去一千多元，在劳教所被褥扣去一百零八元和身体检查一百二十四元，回家后身体恢复过程中的几千元花销，使我们已经非常拮据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二零一一年一月份，由于交不上供热费被停止供热，数九严寒的冬日，室外的温度都达到零下三十几度，凄苦的生活可想而知。

每当看到我一次次弱不禁风的样子，好心的邻居或认识我的人都会鼓励我去告那些个执法犯法者。为了人们心中尚存的良知、善念、正义，我已将非法给我的精神、身体造成伤害，及骚扰我的家人、亲属亲朋好友的那些执法犯法者的起诉书，递交检察机关和相关部门。诉求如下：一、归还非法抢劫我的东西，二、赔礼道歉，三、要求经济赔偿，四、要求惩办恶人。

全家二十多人炼功受益，全部遭到迫害

这场发生在中国的浩劫，给我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痛苦的折磨，不是用人类语言，能够表达清楚的，给我的亲属家人他们造成的，精神上和心灵上的伤痛是巨大的。我的爸爸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迫害致死，这个阴影一直在妈妈的心中挥之不去，我们一家人因修炼法轮功被迫害，她为我们担惊受怕，突发心脏病而死，去世前对我大姐说：“我最担心的是你老妹子他们，也不知啥时是个头？！”

一九九九年迫害发生时，那一年女儿十五岁，可怜的女儿在恐惧中成长，身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一次我问女儿：“亮亮啊，妈妈爸爸修大法遭迫害，这几年已没有能力帮你了。当你看到人家的孩子穿的戴的都比你好，你恨不恨爸爸妈妈？”女儿懂事地说：“我不恨。我知道如果爸爸妈妈不修大法，我可能早就没有了爸爸妈妈，成了孤儿了，说不定还不如现在呢。”

这些年我们被迫害的一无所有，女儿去年在农村找了一个家境贫困的对象，结婚时，只在我家拿了几床旧被褥，几双碗筷，没有一件新家具，没有一件新家电，没举行任何仪式。

迫害开始后，丈夫家的父母、伯父母、叔婶（都七十多岁）、弟妹等二十多人都被抓进集贤县看守所。

婆婆修炼前曾患有肺心病，类风湿等多种疾病，修炼后不治而愈。这一次被非法关押两个月，全身痉挛，看守所怕承担责任，才不得不放人。其他人都是交了两千元所谓的“保证金”，才被放回家。婆婆因家里人都遭迫害，精神极度紧张，现已双目失明。

公公在妹夫被劳教后，七十多岁的老人承担起全部家庭负担，包括种两垧多地。

丈夫的大妹夫是乡村医生，遵照“真善忍”修炼心性，他的好人品远近闻名，被集贤县“610”，看守所，绥化劳教所迫害后，患有癫痫病，由于无法行医，家里两个上高中的孩子面临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丈夫的二妹夫也因修大法被非法劳教，在佳木斯劳教所被迫害得骨瘦如柴，生命垂危时才被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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