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日】刚刚结束的十九大五中全会上，中共预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并号称过去五年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声称“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

2020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不平凡，过山车般的一年，上半年武汉疫情肆虐封门封户，下半年遭遇百年洪水四处流浪，年底就全面脱贫，奔赴小康了！

2020年，党不批准你穷！

中共在十三五规划中做出了全面脱贫的承诺，脱贫标准是什么呢？听起来蛮动人的，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表示，贫困户的脱贫，标准是到2020年时收入达到4000元左右，并且做到“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住房安全有保障”，所谓两不愁、三保障。

按照中共官方数字，2019年末，中国的极端贫困人口已降至551万。如何将数字清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四川凉山昭觉县一名县委书记阿兹对媒体说，“全都算上啦，系统不再录入新的贫困户。”即从2020年年初不再往管理系统中录入新的贫困户。

意大利《寒冬》杂志曾报导，山东省菏泽市某村一对夫妇仅靠两亩地的微薄收入生活。丈夫有病生活不能自理，妻子领取500元扶贫款。村干部实施数字脱贫，勒令他们谎报家庭年收入10000元，并说：“现在没有贫困户了，不报10000不中。”

脱贫在中共体制中，是政绩，跟百姓实际民生没有太大关系。《新京报》11月20日报道，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茶蔚村一村民，因拒绝签字脱贫被村委会通报。村委会会议研判该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为5811.76元，达到脱贫标准，但村民本人说“什么都没有得到”，并拒绝脱贫。

上海居民朱先生对媒体说：“你去小县看一下，穷得要命。中国的农民很多是贫困户。我们14亿人口，其中9亿是农民。你去看农民的退休金，全国平均每月100元。”

财新网今年3月报道，河南邓州张村镇贫困户一家三个孩子，疫情期间共用一部智能手机上网课，二女儿因无法按时跟听学校网课，服用大量精神类药物自杀未遂，导致生命垂危。该家庭父亲残疾，母亲患精神病，整个家庭靠父亲补鞋支撑，补一双5元。那部手机900元，全家人考虑了很久，为上网课，不得不买的。

吴花燕，贵州盛华职业学院一名大三学生，贫困县松桃县人，父母早亡，和弟弟相依为命，她因贫困曾用糟辣椒拌白米饭吃了5年。患有心源性水肿等多种疾病，长期营养不良且患病，面容脱像，体重也仅剩43斤，2020年1月离世。吴花燕的死引起极大民愤，人们纷纷嘲讽中共官员“朱门酒肉臭”，民间却“路有冻死骨”。贵州原副省长王晓光家中堆满了四千多瓶茅台酒，为了销赃，他把茅台酒倒入了家里的下水道。

脱贫与返贫之间，只隔了一次咳嗽

世界银行的贫困线的低收入国家标准为每天1.9美元，中共的绝对贫困线比世界银行低20%左右。中共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李小云表示，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测算，如果将贫困标准从1.9美元提高到3.2美元，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将增长近10倍，有3000万人将处于非常脆弱的位置。

一位网友说：“想起来我咳嗽三个月，前两个医院花费，计300元。最近去市医院，到地方挂号13.5，先开个肺功能480，然后药费468，结果没有用。再挂个主任号13.5，药费50。后来又去三次，挂副主任计28.5，CT平扫420，抽血化验190，药物50，这一通操作2000多元全自费，不算车费，这样就花了贫困标准年收入的一半了。”

纪录片《中国医生》中，26岁的李伙英刚患重病，又听闻母亲在家乡病重，不忍拖累家庭，她选择在病房的洗手间内割喉自杀。经过一天的抢救，李伙英暂无生命危险，但高昂的医疗费用或让她无法再继续治疗。2018年，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火爆网络，北京的一位中产阶层因岳父感冒转肺炎住进重症监护室，费用相当于一套房产。中产与贫穷之间只差一场感冒。

中共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李小云还发现，近年来，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重下降，转移性收入比重持续增加，占比达30%，这意味着脱贫正在脱离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收入增长，一旦国家宏观经济下行，脱贫的风险性将增大。这就是说，贫困者是依靠国家政策性补偿、赔付而脱贫的，如果这根拐杖断了，返贫几率非常大。

美国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2月和3月，农民工的收入严重下降，农村居民就失去了约1/5的收入，但物价在上涨。安徽省王家坝48岁农民徐如动，种植韭菜，收入可以让妻子和四个孩子吃得上鱼和肉，还攒钱买了一辆电动摩托。疫情造成他收入减少，今夏，王家坝被中共作为保国家的“代价”泄洪，徐如动损失了至少2万元的农作物，而食物上的花费将比预期至少再多出1万元。但国家给的补贴不够塞牙缝。他说，“本身俺们就是贫困，就是穷人，俺不吃肉了”。

祖国今年没长“后腿”，我被小康了

根据中共十九大修改的党章章程，中共高层提出“两个一百年”虚幻目标，第一个是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么，按中共话讲，今年就成了小康的决胜年了。

中共在十八大提出了小康的标准：人均GDP3000美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8万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恩格尔系数低于40%；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米；城镇化率50%；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20%；大学入学率20%；每千人医生数2.8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

其他的不说，看看这两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8万元，月均就是150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月均就是667元，咱们看看有没有人拖祖国的后腿。

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在两会记者会上说，6亿人月收入也就是1000元左右。有人质疑数字真实性。李克强讲的月收入标准采用的是国家统计局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即减除个人所得税、社保费、其他个人转移支付之后可用于衣食住行的必备开支，在欧美，这个指标重要性要大于GDP指标，能反映出一个国家居民实际的医疗、教育、养老、民生等实际情况。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还要扣除买种子、化肥等必要的生产资料的费用后的用于生活保障的费用。

李克强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的抽样调查结果。结果分析显示：有6亿人口月可支配收入在1090元以下，占比全国42.85%。6亿人中，平均受教育年龄9.05年，即初中毕业，文盲占比9.6%；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人口负担重，大部份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甚至干脆退出劳动力市场。6亿人中，546万人没有任何收入，2.2亿人月收入500元以下，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元，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

月均500元以下的2.2亿人，农村人占绝大多数，按90%计算，为1.98亿人，根据农村居民小康月均667元的标准，1.98亿人是小康不了了。6亿月均1090元的人中，城镇人口达24.4%，即1.46亿人，按照城镇居民1500元奔小康计算，这些人肯定是拖后腿了。也就是保守计算，在奔小康上，有3.44亿人拖了祖国后腿。尽管这是2019年数据，因疫情和灾变影响，2020年实际数据要更糟。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月收入3659美元即为中产收入，按1：6.7汇率，即达2033元人民币你就是中产了。比中共的小康标准要高出26%。但这个2033元，比北京市劳动力市场最低保障工资低167元，也就是说，在北京，你只要能进入劳动力市场有份工作，你就超出世界银行中产线167元，超出中共中产线700元了，很光鲜的标准！可是，这两千多元在国内一线城市，你能干什么？有就业环境的地方，租个拼居也得1000元～2000元左右，一份普通外卖就得20～40元，还有交通、通讯、衣着等的费用，剩下的钱，可能不够你一次感冒就医的钱，还奢谈什么教育培训、娱乐、社交应酬的钱了。。

有人说，2020奔小康，我是拖祖国的后腿了。一位网民调侃道：往年可以，今年不行，小康决胜2020，祖国今年不长后腿，我指定被小康了。

债台高筑的90后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今年4月20日在“中国实际失业率有多高”一文中说：“将我们测算的失业人数加总，我国真实失业率或已达到20%以上。目前新增失业人数可能已经超过7000万，这也能解释为什么1季度会有近5000万外出务工人员的缩减，而新增7000万失业对应的失业率大概在20.5%。”另外，深圳望正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陈杰4月初在《财新》杂志撰文表示，瘟疫可能导致中国2.05亿工人失业。这意味7.75亿劳动人口中，失业率超过25%。

2020年1～3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比去年同期上涨4.9% ，4～8月份，比去年同期上涨3% 左右。物价的上涨和找工作的困难，使得充满阳光的90后一无所有：支付宝空，微信空，银行卡空，钱包空，成为隐形贫困人口。

新浪网10月30日刊出一份最新出炉的“90后财貌图谱”调查数据，数据显示， 从收入来看，90后中月收入3000元至8000元的人数占比达到了一半。由于90后步入社会的年头有限，因此月薪在1.2万以下的受访者超过八成。调查显示，近69%的90后花销大头在吃饭方面，也就是恩格尔系数较高。近55%的花在美妆服饰方面，近42%的花在社交应酬方面。这还没算租房和房贷钱。

看似诱人的收入，高居月收入千元的6亿人之上，但如果买房，必债台高筑。

2019年，汇丰银行公布的一组惊人数据：针对9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千禧一代（1981年至1998年出生）的住房自有率高达70%，90后人均负债12.79万元。90后总人口加起来有1.715亿人，人均负债12.79万，负债总额接近22万亿元。

地摊经济：死去活来

图：2019年居民月收入族群分配表

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为给窘迫的经济形势减压和纾困，大赞地摊经济是“人间烟火”，社会的生机，全国跟风，各地城管破天荒的请小贩上街摆摊，可是好景不过半月，地摊经济被叫停了。原因是地摊经济有损市容，更有损中共国家形象。中共无论经济如何恶化，两个标准不能淡化，一是一切宏伟经济目标毫无例外的“成功实现”，二是民众的日子一定要越过越红火。让地摊经济上场，岂不是做实了经济下滑窘状，党国的面子往哪搁，怎么再圈外资注入呢？

但搞笑的是，不久，不入流的地摊又被中共人工复活了。《新京报》10月16日报道，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制定推出《关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临时占用公共空间开展特色经营活动的有关工作意见》，提出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合规企业可以临时占用公共空间，在“规定时间、规定区域内，限定品类“摆摊设点”。

外界分析，说明中共的经济根本不是宣传的那样迅速回升，需要地摊经济急救输氧。地摊经济在中共历史上曾用过两次，第一次是七十年代末，知青返城，无法解决就业，鼓励摆摊，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国企改制，大批工人失业，为养家糊口，中共鬼吹地摊经济是自力更生。

营造虚假经济假相向来是中共的拿手好戏，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共组织“人民商场”摆上稀缺食品或布料，然后让“托”买走，营造出市容“繁荣”的假相，事后被指定为“托”的民众要退货入库。而今，中共已顾不得面子里子了，将地摊经济换个马甲，叫“公共空间特色经营”匆匆登台了。管用吗？有学者分析，只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而已，将实体店里的和网店里的搬到大街上，利润的再次内循环分配，因为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