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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看守所、吉林劳教所遭受的残忍迫害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五月十日】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我多次遭迫害,并被打毒针药物迫害,以下是我的部份经历,由于时间太长,很多事情已记不太清了。写出这些,也是因为我看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存在着活体器官库,我以我的亲身经历推断,那批人很可能就是当年去北京上访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当时都给编了号的。这些我都亲身经历了。

在北京遭受的残忍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日左右,一天早上,我和丈夫、儿子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劫持到天安门分局,我和儿子被关押在铁笼子里十余个小时,后被当地公安局等一行七八人接走到北京郊区的一间空屋子里。当地政保科王良和一个女警察在那里,由于我不配合,王良猛抽我耳光,打了十多个嘴巴,打了很长时间,我的脸被打肿,疼痛难忍。回到当地,被非法拘留半个月,又勒索了伙食费、被褥钱一百五十元。

铁笼子示意图

二零零零年二月份的一天晚上九点多,我和丈夫正在家里看耶稣录像,法轮功学员李丽来我家串门。不一会儿,进屋七、八名便衣警察,说:你家是不是姓什么,我们说是。然后就叫我们三个跟他们走一趟。把我们三人关进了看守所里。丈夫被非法劳教,我和女同修李丽在看守所被关了一个月,逼写不炼功保证放回家。李丽后来被迫害致死(被房山看守所野蛮强制灌食,二零零二年二月在北京公安医院被残害致死)。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和母亲、儿子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女便衣说:让你们炼了,回家吧。我们就走了。母亲要找孙子,我们就又回广场,这时便衣就抓住我们的头发连踹带踢地把我们推进了警车里面,母亲也被打倒在地上,推进车子。车子开到了广场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已经抓了很多同修,大家都手举着横幅,喊:“还我师父清白!”一起背《洪吟》。

过了一会儿,警察说:炼功的站这边。他们就开车把我们关进了附近的看守所里,到了那里,女警察给我们扒光衣服翻身。因为我们当时不配合,不报姓名和住址,所以警察就给我们编了代号,强行给我们按手印、照相。到了半夜,警察还在往里边抓人,我们就坐在一起背《洪吟》。又过了几天,我们被送往天津看守所,有的被送到其他地方。

在那里,是大铁门,同修们都绝食抗议。到了半夜三点期间,警察把我们一个一个带到后院子去审问。我身边的老年同修回来说:不行了,警察为了叫她说出地址,硬把她的手臂往身后强拉在身上,折磨她。到天亮的时候,把我叫走了,到了办公室里,屋里有四个警察,其中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处长头子,说话很不正经、没道德,很恶心。另外三个是中年警察。窗户正开着,外边有狼狗叫声。警察说要将我的手往窗户那边叫狼狗咬我。所以他们四个就开始使劲抻拉我的手臂,往窗户那边拽,我和他们反抗,大约有一个小时,我被抻拉的没有力气了,只好抓住办公桌椅子。

第二天,又来了一个中年警察审问我,说:到了明天我要是再看见你,再出现,我就弄死你!所以,我违心报了姓名、住址。他们就联系当地警察把我押回当地。

在吉林劳教所遭电击、药物等迫害

在路上,当地警察强行翻身,抢走了我身上的现金九百元。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里边有很多被抓的同修,警察不让我们背法,进屋就打人。警察手拎着一条皮带,进屋就乱抽,嘴里喊着:“叫你背!”我们被打的抱在一起。

大概是二零零一年一月份,在那里被关了很多天,接着我们当地一共四个人被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我被分到了二大队二小队。大队长叫刘厚淳(音),狱警叫于波。

在里边,于波找茬说我没背监规,叫我跟她走一趟,进了办公室,叫我靠墙站着,忽然她抽出一根高压大伏电棍,很长,有二百伏电压,冒火星,顺着我的脸、上身、下身,贴身烙烫我的全身,电棍一刻不离身。折磨的我满地打滚、痛苦万分,撕肝裂肺地难受,持续电了我五十多分钟,这时正是冬天,正穿着棉衣,身上烧焦了,皮肤都是黑的了,脸也烧黑了。

我因为不写决裂和破坏大法的话,恶警就安排人开始严管我了,叫转化的看着我,并叫人看着我强行吃不明药物,迫害我的身体,天天不放过我,做奴工,打页子等,超负荷劳动,坐着吃饭五分钟就算能休息一下了。半夜还写思想汇报。就这样,狱警于波还诬蔑我没吃饭,叫犯人强行给我灌食迫害我,把我按倒在地上,两个女犯人强行压在我身上,胸口被按的出不来气,我没好声地叫喊,这两个女犯才松手,不灌了。

因为我不写思想汇报,不和邪悟的人说话,不写决裂,他们就加紧对我的迫害。大队长刘厚淳(音)还说我要是再不说话,就把我送进精神病院,用电针、电棍电我。这时正是迫害严重时期,恶警争先锋,挨个找不转化的同修谈话,不转化就一个人关在屋里用电棍电,电完了就问“怎么样”。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我被绑在死人床上,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药物作用在我的手上疼痛难忍,很闹心。我想快给我把针拔了吧。有同修看到,问我怎么了,为什么给打针。看管的犯人说:她不说话就打针。后来我被折磨的起不来了。恶警就又从后院让犯人用被子把我拖到前边的大队,这时候,我已经被她们迫害的骨瘦如柴了,不能吃东西了。狱警于波就说:你不决裂就当精神病人治疗!

就这样我又被劫持到长春精神病院继续迫害,大夫穿着白大褂,端一个盘子,盘子里有五个大药瓶子,两个大夫给我进行在手上扎针,床上,两手铐着两头,脚被铐在床头上,不让下床,所以拉、尿都在床上,天天用药,还进行插管。后来我下不了地了,就不铐了。

我被折磨的昏迷不醒,药物发作,我的手上剧烈痛苦难受,身上有一团火球在胸口上燃烧着,等烧到人实在承受不了的时候,才停止。感觉在地狱中煎熬。手像折了的感觉。晚上,我因为药物作用疼痛难忍,生怕喊出声来,只好睡在水泥地上,全身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能有所缓解。

在精神病院被迫害了半个月,天天用药,没有停止过,我已经不成样子了。

我是二零零一年一月至七月份被到关押在劳教所的,三次出现生命危险,最后一次人马上不行了才送回家,劳教所跟我丈夫要二千五百元医药费,家里没那么多钱,就一千零点,被他们抢走一千元,说不给钱就再拉回劳教所。到家时,体重由原来的一百一十斤降到了只有六十斤,瘦得皮包骨头,全身散发着浓浓的药味,奄奄一息,连家里人都不认识了,一会儿大喊大叫,一会儿惊恐万状,生活不能自理,经常出现幻觉,惨不忍睹,好几年人才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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