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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精英成右派 地质学家谢家荣饮恨文革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由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产生,谢家荣在5排左1。    (公有领域)

【大纪元2017年03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叶蓁报导)谢家荣,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也是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他一生与矿业打交道,大部分时间在野外度过,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更欣慰的是,其长子谢学锦继承父志,与父亲同在地质部从事科学研究。

这对科学家父子,专注科研而远离政治,却不幸被政治“过问”,卷入“反右运动”而被颠覆一生命运。在文革浩劫中,父子俩更是饱受欺凌与侮辱,儿子更要面对父母相继饮恨自尽的人间惨剧。这两位科技精英,一个在悲愤中结束了生命,一个则荒废了人生的大好年华。这一切,是谁之过?

以地质科学为终身事业

“一个国家要富强,离不开工业的发达,而搞工业,离不开矿业的开发,因此我选择了地质科学作为我终身的事业。”1913年,谢家荣在报考地质学专业的考试中,这样说。

中国地质学家谢家荣(网路图片)

1898年,谢家荣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贫寒家庭,是兄弟姊妹中唯一的读书人。初中毕业后无钱读高中,他便远赴北京,报考不收学费、不限学历的地质研究所地质班。这不是普通的学校,而是中国自主培养地质学人才、打破外国人“包办”局面的一次科技突围。了解了学地质的意义,谢家荣也从功利的考学初衷转向将地质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在地质班中,谢家荣是30名高中生中唯一的初中生,功课上颇为吃力,成绩也在班里排倒数第一。但是凭借天赋与努力,他一跃成为佼佼者,17岁时便发表地质考察报告。1916年,地质班有22人毕业,18人取得毕业证书,年纪最小的谢家荣更是18人中的成绩最优者。

同年,他被选派赴美留学,1920年取得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四年中,他撰写过8篇地质报告和学术论文,其中6篇发表于《科学》杂志,展示出惊人的科研水平。毕业后,他迅速回国,在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从此踏上钻研地质科学之路。

1921年,作为石油地质学的先驱,谢家荣在甘肃玉门进行第一次野外考察,发表《甘肃玉门石油报告》,第一次提出玉门的石油工业价值。这次考察,翻开中国石油勘察活动的第一页。

谢家荣还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1924年,他编著的《地质学》出版,是中国人独立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材。1937年,他在第17届国际地质大会发表《中国之石油富源》论文,是中国在国际会议发表的第一篇石油方面的论文。他最早提出“陆相生油”理论,为中国几大油田的发现提供理论基础。

他还足涉大江南北,担负起发掘矿产的任务,几处重要铁矿、铜矿、煤田的开发皆得益于他的研究。另外,他关于地震、陨石、煤岩学、古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和著作,均属开创性的科研工程。

谢家荣更把一身所学毫无保留地回报国家,执教于北大、清华、中山大学等名校,培育一大批地质专业人才。在全国,几乎有1/3地区的地质总工程师,由谢家荣亲自培养,是真正的桃李满天下。

科学家、著作家、野外勘察工作者、矿产发现者、教育家,谢家荣身上汇集了无数头衔和荣耀,他在中国地学界的成就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谢家荣与妻子吴镜侬合影(网路图片)

无心政治却被卷入政治骗局

国难当头时,大科学家谢家荣同样展示出中国人的气节和勇气。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京沦陷,他没有马上逃离,继续沉浸在他的地质研究和大学教育事业。然而在国家存亡之际,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某天,两个朋友劝他接受日方聘请,出任日伪统治下的“北大校长”。谢家荣勃然大怒,严词痛斥来者。

次日,谢家荣不得以独自逃离北京,到南方继续科研之路。抗战期间,他主持过湖南锡矿的开采、叙昆铁路的修筑;抗战胜利后,他立刻负责台湾石油地质的调查工作,后又发现淮南八公山煤田、安徽凤台磷矿、福建漳浦三水型铝土矿等,都是至今仍然发挥经济效益的重要矿床。1948年,谢家荣凭借自身成就,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转眼到了中共占据大陆之时,与当时知名学者的处境相同,身在南京的谢家荣也面临一道何去何从的选择题。南京“解放”前夕,文化名人胡适召开会议,动员中央研究院院士去台湾避难。爱国心切又不知中共真面目的谢家荣拒绝台湾之行,并组织研究单位的职工坚守岗位,保护设备与重要资料。

中共占据南京之初,出于统战需要,的确给予谢家荣一定“礼遇”。中共党人万里、孙冶方、陈毅等人都与他会面,表示“欢迎”他留在大陆。陈毅还在攻打上海前,请谢家荣一同前往上海。谢家荣作为一位有气节的科技大师,其的“选择”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有着重大影响。因而当不知被利用的谢家荣出现在上海时,诸多学者、教授便对中共产生信任和幻想。

不顾政局的变化,谢家荣依然专注于地质领域。1950年,他加入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首次系统地部署中国地质矿产普查及勘探工作。1952年,中共成立地质部,谢家荣任总工程师,在此工作直至去世。1954年,他与同事黄汲清主持编写的《普查须知》,成为野外地质人员必备的工具书。

50年代,谢家荣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的成就,只因受政治运动牵连,他的功绩被完全抹杀,成为他厄运的起点。

谢家荣作品集(网路图片)

石油功臣变身政治罪人

近代中国一直流传着贫油的论调,然而谢家荣一直对石油勘探抱有信心。1953年,他在一篇谈石油的文章中提到,在中国找石油应注意“海相的第三纪或中生代地层”,即华北、华东、东北的广大平原。学者黄汲清更著文指出:“谢家荣是注意到在华北和东北平原上找油的第一位地质学家,这一点一般人都不知道。”

1954年,谢家荣发表著名论文《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产油区》,对石油前景作出更为乐观的预测。之后,谢家荣等人着手东北地区的石油勘察工作。终于在1959年,松辽平原上冒出黑色的石油,标志着中国第一大油田——大庆油田的出现。

然而作为大功臣之一的谢家荣,却无法品尝喜悦。此时的他正蜷缩在一间小书房,为深挖“反动思想”而冥思苦想。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扣上“右派分子”的罪名,一切学术、勘探活动都被终止,其科研生涯断送在这场政治迫害中。

他的罪名之一,便是在民国时期发现了淮南煤田,在客观上“为国民党输血”。可是他在中共时期进行石油勘探与规划,带来以后的大庆、华北、胜利等大油田的开发,相比较而言,谢家荣岂不是为中共政权输送更多血液?这一切中共不会说,只是把他的贡献彻底掩盖,并把发现油田的功劳转移到他人身上。

被打成右派的谢家荣,只能天天泡在地质图书馆,并私下撰写一部《中国矿床学》,延续他的地质学理想。1962年,有人看到他在馆中读书、写作,碰到熟人就点头问好,但是话极少,也极少走动。他的眼中有“少见的痴呆”,人们不知,“这痴呆是一位学者进入思考时的出神入化,还是一个被生活抛弃的老人特有的那种麻木?”但能肯定的是,这样的一代宗师,其遭遇叫人心痛。

谢家荣遇到的又一沉重打击是长子谢学锦的无故蒙冤。谢学锦与他同在地质部的研究所工作,因无心的几句话也被打成“右派”。整风期间,他曾对所里的研究工作提出两点意见,一是研究工作的计划性不能太强,二是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人选,最好是写过论文的人。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一位参加过国际会议却无论文在手的同事从此对他怀恨在心。那位同事在某次发言中说:谢学锦和谢家荣父子唱的是一个调子。这样,研究所匆匆搜集“莫须有”的罪证,把他划为“右派”。

继而有人揭发,谢学锦曾说“不要层层领导都要党员来当”,跟“大右派”储安平观点一致,他还说“储安平是党外人才”。谢学锦因业务观点不同,曾与苏联专家辩论,于是“反苏”罪名成立。谢学锦曾在办公楼对总务科长,高声抱怨厕所的卫生问题,还说“怎么连个厕所也管不好”,明显反对“党的领导”。

虽然谢学锦还能继续从事研究,却有人张贴大字报污蔑他“人还在心不死,还在那里想要向党夺权”。他只能无视这些“脏水”,在科研领域孤独地前进著。

谢家荣(前排右一)、谢学锦(后排右二)与家人合影。(网路图片)

文革中夫妻相继服药自尽

1959年,地质部成立地质科学院,在文革之初爆发“八八暴动”的红色恐怖事件。那时,全院上百位资深专家与科技研究人员皆遭到无情批斗。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的谢家荣和儿子谢学锦就在这百位受难的精英之中。

据谢学锦回忆,1966年8月8日上午,大院里的科学家们黑压压跪倒了一大片,“谢家荣首当其冲,跪在最前面”。由于隔得距离远,他只能看到父亲的背影。那时谢家荣已是68岁的老者,行动不便,下跪时动作比较慢,便遭到“造反派”的呵斥。令谢学锦更难过的是,自己同样作为被侮辱、被监视的人,竟没机会给父亲捎一句宽慰的话。

8月12日,地质部召开批斗会,再次把谢家荣在内的3位科技精英揪到单位批斗。批斗会开得很激烈,谢家荣等人被打骂、被戴高纸帽、挂牌子,再次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经历了反右、文革冲击,他的精神迅速崩溃。8月13日晚,谢家荣借故自己晚上睡不好,总翻身,便跟妻子吴镜侬说,今晚在门厅休息,以免打扰她。

14日一早,吴镜侬就在门厅发现气绝身亡的丈夫,陷入悲痛与恐慌的她立刻昏迷过去。在关键时刻,家中的保姆没有通知谢家荣的单位,而是把其长子谢学锦叫来处理后事。谢学锦又通知了小妹谢恒,这对兄妹各携家室火速赶到父亲家中。

四人在谢家荣遗体旁,看到一个装安眠药的空瓶子,还有一张写给妻子的字条:“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在丧父的极度悲痛中,谢学锦夫妇与谢恒夫妇又多了一重恐惧。谢家荣是“反动派”,自杀便是“自绝于党、人民”,罪加数等,追究起来将祸及子孙。

经过商议,四人决定立即把字条烧掉,谢学锦向单位的“造反派”和公安部门报告:谢家荣死于心脏病。为了表示“划清界限”,他甚至不敢说是“父亲”死于心脏病。造反派的领导却要求鉴定他的死因,命令医生解剖遗体。遗体的皮肉被刀子划开,都没有用线缝合,就被赤裸裸地推出解剖室,谢家儿女见状几乎昏倒。然而他们还是从心底感激主刀医生,因为他毕竟开出了“谢家荣死于心脏病猝发”的证明。

谢家荣走后,谢恒把母亲接到自家居住,很快又被地科院的造反派纠缠。他们声称吴镜侬有东西转移过来,多次查抄谢恒的家。失去丈夫的吴镜侬犹如惊弓之鸟,更为连累了女儿、女婿而难过。

一次趁女儿不在家,吴镜侬悄悄回到自己家,并留下字条:“我回百万庄(谢家荣家)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来,你们明天早晨有空的话,可以来看看我。”谢恒直到晚上下班回家才看字条,立刻慌慌张张叫上丈夫和谢学锦一同赶往父母家。大约晚上11点,他们踏进父母家门。

他们还是来晚了一步,母亲吴镜侬穿着一套干净衣裳,用一条白布单罩在身上,盖住头和脚。她身旁,也有一个装安眠药的空瓶子、一张字条,还有一筒阿胶补品。条子上写着,“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快用得着。另外,有几个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妹五人,一人一个,上面贴好了名字的。你们的父母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的一点小东西,权当念物吧……”

就这样,谢家荣夫妇以相同的方式,相继离开人世,留给儿女无限的伤痛。还有那部未完成的《中国矿床学》,也随着谢家荣的逝去成为永远的缺憾。

在浩劫中,老舍走了,傅雷走了,谢家荣走了,数不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走上不归路,写下中国历史上悲壮而惨烈的一页。他们热爱生命,却不苟活,便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捍卫文人的尊严,无声地对抗占据大陆的邪恶政权。

参考资料:

1.文乐然,《沉重的崇高》,《当代》,1994年第5期。

2.铁流,《两代地质家的悲壮人生》,《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责任编辑:李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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