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3月29日讯】

目录

一、前言：题目和方法
二、“斗争会”结构和要素

1，“斗争”谁？——目标和含义
2，谁“斗争”？——动力和动机
3，怎么“斗争”？——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侮辱和折磨
4，“斗争会”其他附件：崇拜和仇恨
5，不是“表演性审判”

三，“斗倒斗垮斗臭”：“斗争会”功能
1，人数和场地
2，频率和长度
3，展览性
4，家人被迫“斗争”亲人
5，“斗争会”和死亡
6，“斗争会”成为常规政治仪式

四，“斗争会”由来
1，“斗争”词义变迁：并非中国传统
2，最早的“斗争会”
3，文革前的“斗争会”
4，毛泽东和“斗争会”

五，为什么“斗争会”流行？
1，毛泽东的“群众专政”
2，对“斗争会”作道德反思
3，“斗争会”文化遗产

一、前言：题目和方法

“斗争会”是文革的主要景观之一，也是文革的最邪恶的一道风景线。

文革中，除了婴幼儿，没有人没有参加过“斗争会”，包括小学生在内。在所有的工作单位和行政区域，没有地方没有举行过“斗争会”，包括国家的最高学府和偏僻的边境地区在内。文革中废除了升学考试，大学五年没有上课，中学有两年左右没有上过文化课，小学也长期不上课或者半上课。文化单位都不工作（因为他们原来从事的工作都成为了文革的对象）。行政机构都实行“军管”（军事管制），大量干部停止日常工作。大量时间用在了“斗争会”上。

文革期间，特别是文革的前四年（1966-1970），“斗争会”开得既多又密。这些“斗争会”可能大小各异，但是都有相同的基本结构和进行程序。“斗争会”设立了一套特别的身体折磨，如“坐喷气式飞机”。有人在“斗争会”上被打死，有人被“斗争”得肢体残废或者精神失常，有人在被“斗争”后“自杀”（这里加上引号是因为这完全不同于一般所说的自杀）。而那些“斗争”别人的人，有的是踏着受害者在权力之路上爬升，有的是出于恐惧而附和权势者迫害他人。“斗争会”不但杀人伤人，而且导致道德腐败。

文革的主要口号之一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谓“牛鬼蛇神”人数众多，而且都曾在““斗争会”上遭到“斗争”。可以说，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斗争会”来开展和实行的。“斗争会”是文革中系统性地使用的形式。文革中用来打击“革命对象”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用“大字报”“揭发”，比如用“牛棚”（设立在各工作单位的监狱）监禁，比如逮捕和死刑，但是“斗争会”无疑是其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种。同时，也因为这是“会”，即有很多人在场，不但目睹而且参与，所以在人群中有更大的影响。“斗争会”在中国虽然并非自文革开始，但是在文革中成长为社会制度中的一个强壮而活跃的新型器官。

在中国历史上和现代世界上，“斗争会”非常独特。“斗争会”并非中国古代传统，“斗争”一词原来被理解为双方互相争斗，而不是指一方欺侮攻击虐待惩罚另一方。“斗争会”也不是从外国传入。在意识形态相同和发生过同样大规模迫害的斯大林苏联，未见使用过这一形式。一般英语读者看到“Struggle Session”(“斗争会”英译)则茫然不知其意，因为他们的经验中并无此事。

“斗争会”在文革中的规模和影响以及其独特性，有理由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文革研究对象。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未见到对于“斗争会”的专题研究。首要原因应该是文革后的当局不准许进行文革历史研究。其次，因“斗争会”太普遍而习以为常不加深思也是原因。而更应使人警觉的是，文革实际上深深影响了几代人看待和评价历史的价值标准。迫害可能被合理化，或者像天气冷暖变化一样被人接受了，所以“斗争会”也就不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

本文对“斗争会”案例进行分析和归纳，并分析“斗争会”怎样达到其把“斗争”对象“斗倒斗垮斗臭”的目的。本文还回溯“斗争会”在文革以前的发生发展历史即其由来，并讨论为什么“斗争会”在中国发生和流行。

因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现有学术理论很难被应用。不过，对苏联的“表演性审判”，以及对惩罚性的身体折磨的展览性的演变的历史研究，都对本文有参考作用。文化人类学的“稠密描述”方法，即用尽可能多的细节来解释人类行动的原因，也对本文有启发。

在研究方法上，笔者把文字数据阅读和调查寻访结合起来，而且在两种史源中更加强调后者。笔者感谢接受了采访的文革经历者。本文所引的二手资料，都注明出处。未写出处的，来自笔者的调查采访。

二、“斗争会”结构和要素

要把文革中开过的千千万万的“斗争会”描述清楚，先要说明“斗争会”的基本结构和主要程序。本章首先试图说明：谁被“斗争”？谁来“斗争”，怎么“斗争”

“斗争会”的基本画面是：一个会场，前面写明是“斗争会”，“斗争”谁，什么罪名。被“斗争”的人在前面，面对观众，一般是在一个台子上。他们胸前挂有牌子，上面写他们的名字和罪名。被“斗争”的人至少必须“低头认罪”，或者下跪，或者九十度弯腰，两臂后举，成喷气式飞机的形状。主持大会的是当红的红卫兵和其他“造反派”组织的领导人，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军代表等。

“斗争会”上有三种人：被“斗争”的人，主持和领导“斗争会”的人以及一批“积极分子”，以及数量要大得多的“革命群众”。

这三种人的关系，并不像法庭上的嫌疑罪犯、法官和听众。主要的区别是罪名已经在会前确定好了，主持者不需要听取证据，被“斗争”的人绝不允许为自己辩护，有的嘴里被塞进了木塞子甚至被割断了喉管不能说话。“革命群众”不能拒绝参加也不能反对“斗争”某人，否则他们自己也会被“斗争”。

“斗争会”有相当固定的程序。开场前，先高声大唱“革命歌曲”，大声朗读毛泽东语录，选的语录也往往都是相同的几段。一般以全场一起呼喊口号结束，呼喊的口号也基本相同，不同的只是被“打倒”的人的名字。会上发言用的词汇和句式也都相似。每个上场发言的人都会以“高呼口号”来结束讲话。

“斗争会”的主体部分是“斗争”，即对“斗争”对象从身体到精神的侮辱和折磨，其手段和方式也一般相似。有的“斗争会”直接造成“斗争”对象死亡或者身体严重受伤。

1，“斗争”谁？——目标和含义

（1）被“斗争”的主要群体

文革中在“斗争会”上被“斗争”的人中的大多数，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如偷了东西或者打伤了人，犯下了传统和法律认为的“罪”，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个群体，如某种职业某个阶层或者某种社会身份。从文革领导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打击一些有“过错”的个人，远不及打击几个大的社会群体能对以往社会能产生强大的冲击和达到改变社会的目标。因此，文革的迫害是所谓“群体性迫害”，即迫害对象是社会中的一些群体。（在纳粹德国发生的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杀戮，是最典型的“群体迫害”，以致被叫做“种族灭绝”。）这些群体在中国早已有之，文革中成为“斗争对象”。他们中的具体个人，当然都有个性也有道德方面的优点以及缺点，但是他们被“斗争”并不主要因为他们个人的性格或者道德，而因为他们属于某个群体，而这个群体成为革命的指定的打击对象。个人的因素在他们的遭遇中其实只占很小的分量。文革不是打击贪污犯或者小偷流氓的“革命”，那些古已有之的罪行是个人性的。文革在指控“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指控了一些很大的从前不被认为是坏人的社会群体。

文革中，教育工作者是最早被“斗争”的、也是被“斗争”的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在笔者所做的涉及几百所学校的调查中发现，所有的校长，包括大学、和小学的校长，都在“斗争会”上遭到过“斗争”，没有例外。在千千万万校长中，显然一定有当得较好的，也有比较差的，甚至可能有罪犯，但是他们都无一幸免地被“斗争”了。教师中相当高比例的人都遭到过“斗争”，在有的学校超过三分之一。学位较高、级别较高、业务较突出的教员中遭到“斗争”的比例高于其他人。大学里的教授和副教授，都遭到“斗争”，高级讲师也很难逃脱。

最早在“斗争会”上被打死的文革受难者，是教育界的人。据笔者的调查，他们是南京师范学院的教务长李敬宜和其丈夫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1966年8月3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1966年8月5日）。在他们之后，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遭到残酷的“斗争”而身亡。关于他们的死，在笔者《文革受难者》书中有详细说明。书中也写了20名被迫害死的大学负责人。他们全都遭到过残酷“斗争”，有的甚至死于“斗争”现场。笔者曾在电脑网上作问卷调查，是否有学校在文革中没有“斗争”校长和教员，得到的肯定回答是零。

另一个很早遭到“斗争”的大群体是文学艺术界人士。当时全国的知名作家，除了郭沫若（中国文联主席）和茅盾（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二人以外，全部都遭到过“斗争”。名字排列在他们二人后面的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老舍，1966年8月23日下午，和28名作家、演员和文艺界领导干部在北京文庙一起遭到红卫兵的残酷“斗争”，包括下跪、火烧和毒打。他在第二日投湖身亡。一名当时是北京景山学校初中一年级的受访者说，他们班“斗争”过班主任，因为他曾经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过两小块文章。文艺单位都是成年人，不像学校有大批暴力的“红卫兵”学生。实际情况是“革命大串连”使得学生红卫兵参与“斗争”作家。作家老舍就是被中学红卫兵残酷“斗争”后死亡的。

另一个被“斗争”的大群体是受过专业教育的医生、科学家、工程师等等。例如，1966年8月13日，中国地质科学院召开“斗争会”。地质学家谢家荣和他的儿子谢学锦等几十人被强迫跪在地上被“斗争”。谢家荣留学欧美，曾任地质部总工程师，对中国矿业开采有重大贡献。当天晚上谢家荣在家中服安眠药身亡，时年68岁。他家的老保姆机智地烧掉遗书，称他因病死亡，以免招来更大罪名。当局把尸体送到医院解剖检验。医生说是心脏病发作。尸体还未缝合就被送去火葬场。他的妻子吴镜侬在一周后服安眠药身亡。他们的儿子谢学锦在文革后当选为科学院院士，给笔者讲了这一悲惨的往事。谢家荣先生被“斗争”，是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在“斗争会”上被打死八天之后。“斗争”他的人是单位的工作人员，不是中学生红卫兵。他没有在“斗争会”上被当场打死，但是在死后遭到剖尸。解剖不是为了医学目的，而是为了要给他定下“畏罪自杀对抗文革”的罪名。福建将乐县医院的俞诺医生，1930年代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是当地有名的内科医生。1969年他被关在“学习班”（文革新词之一，听起来像是“学习”，实际上是关押）时，曾被绑在县城中心十字路口的路灯杆子上“斗争”。很多人围观。他脚下放了块石头，有人多次把那个石头抽走，让他悬吊在电灯杆子上。文革中，有高级职称的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除了从事军事工业的以外，几乎全部都遭过“斗争”。

在教育界和科技界，集中了曾到外国留学的人。他们在20世纪上半叶到西方留学，引进了现代科学和技术。他们遭到“斗争”的比例特别高。例如，据笔者调查，1949年以前到芝加哥大学留学后归国服务的学者中，至少有12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其中有江西安福县王均，1926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回国后曾任大学和中学教员，1950年代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判刑八年。文革开始后，王均被戴高帽子游街，被打，被关押。1968年5月，江南镇上召开“斗争会”，他的妻子（安福县中学代课老师）被叫去“陪斗”（这是文革新名词之一，下文有更多解释），看到王均已经站不起来，是被放在板车上拖来的。他对妻子说：“我已经许多天不能饮食，腰骨也被打断，恐怕活不下来了。”“斗争会”后他被带走，从此家人再也不知道他的音讯。文革后，安福县中学的一位老师传来话，那个“斗争会”后某天，红卫兵曾命令他和另外三个老师去荒山上挖坑埋尸体，他偷偷揭开卷尸体的席子看，发现是王均。王均的确切死亡日子和地点至今不清楚。他的亲人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斗争会”上。

以上这些人，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是在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发动文革的《通知》中明确规定的要打击的群体。在关于文革的第二个纲领性文章，1966年8月8日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布之后不久，毛泽东决定让全国各省市县的首长全部“靠边站”和把他们“打倒”。他们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在1967年1月开始了所谓“夺权”，派遣大批军人支持各地“革命造反派”，建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来统治全国。这样，文革前的大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科长以上）成为被“斗争”的另一个大群体。

文革中，全国各省和自治区的最高首长，除了广西的韦国清以外，全部遭到清洗。各省的省长副省长遭到“斗争”的不在少数。黑龙江省领导人李范五等被“斗争”的场面现在可以清晰看到，因有记者留下照片并且在近年发表出来。直辖市中，北京最先，上海继后，被罢黜的原领导人都遭到大会“斗争”。对党政干部的“斗争”在1967年形成高潮。“斗争”大干部成为“时尚”，一些“革命造反派”组织争抢大干部去他们的“斗争会”，以显示他们的革命性和重要性。这种“斗争”的最高潮，是在1967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中举行“斗争会”，分别“斗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及另外两个高层领导人，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陶铸（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排名第四）。这三个“斗争会”都拍了电影。拍摄刘少奇被“斗争”的电影有小部分现在流传在外可以看到。就结构和形式来说，和其他“斗争会”差别不大。

由于各种原因，难以解释可能是其中之一，对大多数干部被“斗争”的事情现在很少说明。西方学者则对此表示觉得神秘不可解。其实，斯大林和波尔布特都同样大规模地清洗过干部，只是他们可能没有使用“斗争会”作为主要方式。

再一个大群体，是在1950年代就被“打倒”了的有产阶级（有土地和工厂、商店的人）以及“右派分子”（被认为在思想上是“资产阶级”的人）。他们在文革前就被当作“敌人”对待，文革中遭到更严重的迫害。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昌平县被“斗争”杀害的327人和在北京大兴县杀害的324人就属于这个群体以及他们的子女。（数字来自官方当时的内部统计。）在笔者《文革受难者》书中写了昌平县“西三旗”的“黄土南店”村（今“回龙观”小区）召开“斗争会”，通知村民带棍子参加。开始无人敢动手。一个复员军人先动手以后，群众被激发起来。19个“地主”“富农”以及他们的子女被活活打死。

虽然中国的有产阶级在文革前已经被剥夺了产业，但是1966年有些人还有住房，自己居住，或少量出租。在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中，1966年9月，政府发出文件没收了城市里所有的私人房产。而房产主们虽然毫无抗拒就交出了房契，还是有很多人遭到“斗争”甚至被杀害。当时住房紧张也是一些人通过“斗争”占取他们的房产的强大动机。北京第四女子中学（后改名为“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员齐惠芹，家在北京东四刚察胡同1号，和丈夫以及三个儿子住在自己房子里，有几间房出租给别人住。她在“斗争会”上被剪了头发，被逼喝墨汁，最后被打死。

（2）“罪名”

被“斗争”的人都有“罪名”。这些罪名一般写在“斗争会”的会标上，也写在挂在被“斗争”者胸前的大牌子上。他们的罪名不是古代传下来的偷窃、抢劫、伤人和杀人。不但“斗争会”这个名称在汉语中前所未有，文革中被“斗争”者的罪名也是全新的。

“反革命黑帮”，简称“黑帮”。在1966年，先指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帮（三个写杂文的人的共同笔名），再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的大干部，后来扩大到北京大学领导人陆平等，后来再扩到到各学校的领导人，等等。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罪名写在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开始文革的“通知”中和其他的文件中。不但大学教授留洋学者基本上都被囊括其中，中小学中业务拔尖的教师都被算在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罪名写在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和8月8日发出的关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都被列入其类。他们二人都在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中，遭到“斗争”。

“现行反革命分子”（主要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写在1967年1月的《公安六条》中）。“历史反革命分子”或“国民党残渣余孽”（这个说法出自毛泽东在1969年初的一条“最新最高指示”中）。

这些罪名都出自指导文革的“中央文件”（文革中下达了很多这类文件），上面有毛泽东的“圈阅”或批语，有的段落是他亲自写的。以中国人口之多，每发明一个新罪名，就有一大批人被囊括在其中。

从“斗争会”照片，看得到这些“罪名”被写在被“斗争”的人的胸前大牌子上或者头顶高帽子上。后来发生的一个混乱是，文革后用了一个词语“冤假错案”为受害者“平反昭雪”，以致难以分辨，是被“斗争”的人没有犯被指控的罪，还是这些罪名本身就是不成立的？下面还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3）不同的被“斗争”者和共同的被“斗争”原因

除了以上几大群体，调查中发现有各式各样的被“斗争”的人。

文革中被“斗争”的人大多年纪较老，一般都在35岁以上。这容易解释。虽然文革没有说要“斗争”年纪大的人，但是因为35岁以上的人在1949年已经18岁成年，多少会和前政府有关系，也可能加入过“反动党团组织”（指国民党和三青团等）。另外年龄大的人也会在工作场所有比较高的专业地位或者行政地位，其中专业人员可以被指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行政干部（科长级以上）可被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明确制定的两大类打击对象。年轻人不可能是“当权派”或“学术权威”，但是也会被“斗争”。

红卫兵推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阶级路线”，把所谓“坏家庭出身”的同学称作“混蛋”并“斗争”他们。1966年８月４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二四班开“斗争会”“斗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教室墙上贴了大标语“打倒狗崽子”。“狗崽子”在当时被广泛用来指“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意思是他们的父母是“狗”，他们是“小狗”。“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不红不黑”的孩子坐在地板上。十名“狗崽子”站在教室前方，被用一根长绳子拴起来。被“斗争”的学生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反动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还打了她们。一名受访者的脚被踩伤，至今天阴下雨会疼痛。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召开大会，全校128个“狗崽子”全部跪在地上被“斗争”，有的人还遭到毒打。这个学校总共只有60名教职工和500来个学生，128人是很高的比例，而且显然被“斗争”者中大多数是学生。

另外，年轻人因为冒失而说话不注意，被指控有“反动言论”。在北京大学，文革中九名学生在被指控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后“自杀”身亡。加上引号是因为这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其中，中文系三年级女生刘平被她的同班同学开会“斗争”时，被扭作“喷气式飞机”（下文将作解释）。刘平在1968年12月4日服毒身亡。在复旦大学外文系，1968年初的一个晚上，三年级学生杨雷生在全年级的“批斗会”上被“批斗”，第二天一早他在学生宿舍七号楼跳楼身亡。另一名三年级女生也被指控为“思想反动”遭到“批斗”。1968年3月在学生宿舍九号楼跳楼，没有死，大腿骨骨折。她的同学们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召开“斗争会”继续“斗争”她。她是在医院的有轮子的床上被推进来的。该系还有一名二年级的女生也被“斗争”，跳楼未死，终身坐轮椅。

在笔者采访过的人中，被“斗争”时年龄最小的是北京太平路小学的一名女学生。1968年她被“斗争”时八岁。她1967年入小学，1968年被指控“书写反动标语”，加上她父亲那时因曾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在单位被“隔离审查”，小学生开会“斗争”了她。在调查中听说的最年幼的被“斗争”的人，是托儿所里的孩子。他的父亲张文松是文革前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市委教育部部长，负责北京的中小学教育，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全家被从以前市委领导的宿舍驱逐到北京“五四大街”上给市委勤杂人员住的大杂院里。幼儿园的阿姨把他带那里，让他跪在自己家门口被“斗争”。“记得是他说了什么反动话。”当时14岁的同院邻居说，“但是不记得是什么了。”一个还在托儿所的孩子，能说出什么“反动话”呢。

外国人也遭到“斗争”。1966年8月24日，北京的中学生红卫兵在东单三条“斗争”了玛丽亚方济格修女会的八名外国修女。（见照片）。这是在修女会门前的台阶上，只看见修女的白色袍子和头巾却看不到她们的脸，因为他们都被迫弯腰90度作“认罪”姿势。他们随即被驱逐出境，其中一人在到香港的路上去世。他们在北京为外交官子女办学校，却被指控为进行“反革命活动”。她们是北京最后的既不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外国专家也不是外国驻华使馆外交人员的外国人。《人民日报》赞扬了红卫兵的这一行动。一名当时初中二年级（北京第二中学）的受访者说，他没有去抄修女会，但是吃到了同学从修女那里抄来的巧克力糖。

甚至已经被迫害致死的人也被“斗争”。天津红桥区红星中学俄语教师魏恕被指控和“右派分子”丈夫“划不清界限”而遭到侮辱和殴打。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全校学生被集合在教学楼前的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当红卫兵拳打脚踢地把一长串“牛鬼蛇神”带上台子跪下的时候，魏恕从教学楼四层的侧面跳了下来。第二天召开“批斗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魏恕”大会，台子上扎了一个稻草人，身穿魏恕的衣服，衣服上血迹斑斑。北京大学中文系负责人程贤策，从1966年6月中旬起就不断遭到“斗争”，在9月5日服毒“自杀”。他死后中文系开会，把他的名字写在白布上，和其他教授、系副主任一起被“斗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季谷教授1968年7月25日被“斗争”了整整一天，罚跪在地，背上被红卫兵学生用香烟烫了几十处。深夜才放他离开，他投入校园中的丽娃河身亡。红卫兵说他“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在系中召开“斗争会”，用纸画了李季谷的画像，命令一名“有问题”的人举在手里。他的画像和几十名教职员一起被“斗争”。

古人也遭到“斗争”。1966年8月24日，北京十三陵博物馆开大会，“斗争”并烧毁了从陵墓中挖出的万历皇帝的骨骼（已经由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用铁丝穿起来）。（《风雪定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7年，341页）。近代历史上的名人张之洞、康有为，不但被掘墓，而且被打开棺材“斗争”（见凤凰网）。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11月到曲阜召开十万人大会，砸毁孔子塑像和石碑，把“孔林”（孔家墓园）的很多坟墓掘开。这些破坏虽经修复，至今仍然可见痕迹。

笔者在云南省边地农场当“知青”时，1971年初队里举行“斗争会”，“斗争”了一名工人，还有他种的一株辣椒。他的妻子是成都人，嗜吃辣椒。那时政策不准各家自己种植，他悄悄到山里砍去野草辟出一片餐桌面积的地（那里有的是这样的荒地），用竹子编成篱笆围起来（那里的野生竹子非常多），种了一株辣椒（辣椒在那个温暖炎热的地区是多年生植物并常年挂果，极易栽种取食）。军代表把全队的人引到那株小小的辣椒前（半天没有上工），带着人们高喊“打倒XXX”（那位工人的名字），毁掉了那株辣椒。这个行动当时被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

老人、年轻人、孩子、外国人和死者、古人甚至一株辣椒都被“斗争”，看起来相当混乱，也有人说这是“失控”，不能责怪文革领导人。但是，实际上这些人被“斗争”的“原因”是相当明确相当一致的：他们和资产阶级有关系（子女）；他们和传统的思想理念有关系（信教的人）；他们有和文革领导人不一致的思想（他们“反动话”，可能实际上并不十分与当局对抗但是有异议或者有不敬），他们和私有制有一点关系（比如那棵辣椒）。“斗争”这些人，在打击这些人的同事，也打击了他们蒙受的罪名代表的理念和价值观，如资本主义，如教育和学位等等，也大力肯定了文革的理论和目标，其中最主要的是和“传统的所有制”以及“传统的思想”“彻底决裂”–文革时代称之为“两个决裂”，以便上口好记。实际上，从这些“斗争”对象，可以清楚看出文革一直乱中有序，方向和目标都非常清楚。被“斗争”的人要为自己辩护以逃过或者减轻惩罚，只有竭力声明自己要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强调自己“无限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甚至直到在文革后给被“斗争”的人“平反”，也只说是“冤假错案”，意思似乎是说这些人并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却没有从理论上指出这些罪名本身是不成立的。

除了被“斗争”的人，有的“斗争会”上还有一类人“陪斗”——这是文革新词语之一。中文以前只有“陪客”一说，相对于“主客”而言。“陪斗”这类新词语的出现，标志着“斗争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结构更加复杂和精致。上文已经写到江西省安福县王均的妻子“陪斗”。有的“斗争会”上，“陪斗”人数十分可观。在1966年8月15日北京大学文革委员会在北京最大的会场“工人体育场”的“斗争会”，校长被“斗争”，系一级的领导人（包括各系的正副主任以及共产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则“陪斗”，而北京大学当时有二十多个系。在清华大学“斗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时，“陪斗”者中有国务院副总理等等。王光美站在桌子上，身后有两个红卫兵拉着她的手臂作“喷气式”。“陪斗”的大干部站在地面上，每人身后也有两个红卫兵架着他们做“喷气式”。

在被“斗争”的人中有一个群体，先“斗争”别人，然后自己被“斗争”。他们是那些在文革初期领导文革的各省市县的领导干部。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们组织了各种“斗争会”“斗争”文革的第一批“斗争”对象，即学校教师和校长，作家和艺术家等等。可是半年以后，他们被“夺权”了，也成为“斗争会”的对象。他们对别人施行的残暴手段都回报到了他们自己身上。这里用了“回报”，这不是佛教所说的做了坏事得到上天的惩罚即“因果报应”。这是一种“体制”导致的“回报”。他们组织和提倡野蛮残酷的“斗争会”，后来自己也身落其中。因为这个，虽然他们后来也“否定”文革，却只愿意谈他们被“斗争”却不愿意谈他们“斗争”别人。出于这种利害关系考虑，文革的这一部分历史常常被隐瞒不提了。

2，谁“斗争”？——动力和动机

在“斗争会”场上，大多数人是“斗争”别人的人。他们是被“斗争”者的对立面。但是“斗争”者其实有两类。一类是“斗争会”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他们坐在会场前面的台子上并占据扩音器（如会场较小则没有台子和扩音器），主持会议，宣布开始和结束，作大会发言。他们控制“斗争”的进程，包括会前选取“斗争”对象和会后决定进一步的处罚方式。

会场布置也明显分开了这两类“斗争”别人的人。主持者们坐在主席台上，“群众”在台下，常常坐在地上。在他们和“革命群众”之间，隔着被“斗争”的人。

回看历史事实，主持“斗争会”的人都是当时的掌权者。随着他们失落权力，主持“斗争会”就会变成另一些人的特权：最早开始是“工作组”（1966年8月以前）召开“斗争会”。然后是“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领导人。再后来就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及建立的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首长，其中有很多是军人。例如，1967年4月10日在清华大学主楼前“斗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有几十万人参加，是文革中规模最大的“斗争会”。主持“斗争会”的蒯大富，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井冈山兵团”“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负责人。从1969年到1970年，在北京大学进行“第二次清理阶级队伍”时召开了七次全校性的“宽严大会”，那是“斗争会”的一个亚种。第一次1969年7月21日，军代表迟群作了长篇的威胁性讲话。迟群是中央警卫部队的宣传科副科长，被派主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所大学，1974年几乎当上了全国的教育部长。第二次1969年8月8日，中央警卫部队的“王副政委”王连龙发表长篇讲话。此后他主管北京大学8年多。一方面，这些“斗争会”显示了他们的权力和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因为“斗争会”是当时的主要“革命”活动之一，积极领导和从事这样的活动才能获取和保持权力。蒯大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一个普通二年级大学生变成清华大学的最高领导人，而且名声远播全国，出行乘坐那时高级干部才有的小轿车。迟群和“王副政委”都教育程度不超过初中毕业却执掌大学多年直到文革结束。他们充当了文革领导人的得力助手和打手，也得到职位和权力作为奖赏。

“斗争会”上有一批“积极分子”。他们在“斗争会”上押解被“斗争”者，强迫他们低头弯腰双臂后举作“喷气式飞机”状。他们挥舞拳头高喊口号“打倒”“砸烂”和“万岁万万岁”。他们动手殴打被“斗争”的人，把脚踩在被“斗争”的人背上（见上海照片）。留下的“斗争会”照片虽然不多，但是可以看到这些人脸上欢喜的得意的表情。这些人有的得了官职，有的出足风头，也有的至今抱怨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实际上这种在大庭广众之中主宰他人身体和性命的权力快感，就是他们得到的“好处”之一。利益不仅有金钱和物质的，心理的满足也是一种。文革后，他们其实只有极少数受到比他们对别人的迫害远为轻的惩罚。大多数顶多是失去了原来预想的出将入相的升迁机会。文革后这些人诚恳道歉的也很少。这些人很可以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看权力的诱惑怎么鼓励一些人会做出凶蛮暴力的事情来。

另一种人数量最多，即所谓“革命群众”。他们坐在台子下面。他们和“斗争会”领导人之间隔着被“斗争”者。他们没有权利决定“斗争”谁，也不能为被“斗争”的人辩护，他们只能随着台上的人的指挥，挥舞手里的毛泽东语录，举拳头喊口号。总的说来，他们是被动的，虽然他们也确实“斗争”了别人。

对很多成年人来说，他们几乎没有选择。他们领取著工资参加这样的“斗争会”；参加时不是站在被“斗争”的人中，而是在“革命群众”队列中，给他们相当的安全感。如果被“斗争”的人过去与他们个人有仇怨，他们还可能感到出了口怨气。如果他们公开拒绝“斗争”别人，他们自己会马上也遭到“斗争”。在大量人次的调查中，笔者发现了两个名字。他们曾经被通知而没有去“斗争会”上“斗争”他们的同事和学生。其中一位的名字是由被“斗争”者因为感激而记住的，另一名是自己在文革后说出来的。他们请了“病假”一天。能这样做，显示了他们的道德感还没有被“革命”全部冲垮。但是这样做的人实际上非常少，对“斗争会”造不成什么影响。

对一些人来说，“斗争会”还有别的意义。一名受访者说，1967年他去过北京航空学院对彭德怀和张闻天（资深共产党领导人，批评过造成了大饥荒的政策）的“斗争大会”，当时他15岁。他回忆往事，说，“小孩儿嘛，哪里有热闹就上哪儿。只要被“斗争”的不是你家的人。”另一名年龄相仿的受访者说，记得到北京大学看“斗争会”，人太多，他个子矮，就学别人爬到树上看。学校不正经上课，又没有电视可看（几乎没有人家有电视机也没有什么电视节目），文革前出版的文艺书籍都被禁止，连体育比赛也都停止。学校操场，音乐堂，剧场，体育馆，都用来召开“斗争会”。“斗争会”对青少年具有了“娱乐”作用。

一名受访者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一年级学生。1966年8月，这个学校的校长赵香蘅遭到“斗争”和殴打后，与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身亡。这名小学生记得他参加了赵校长死后的一个“斗争会”，“斗争”已经死亡的赵校长和别的活着的老师。这名一年级小学生记得在会上，他最初不懂说赵香蘅校长“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什么意思。他在那个“斗争会”上学会了“新词”。

“斗争会”总是把上述三类人分得很清楚。上面写到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斗争会”上，被“斗争”的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子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拴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则坐在椅子上“斗争”她们。还有20来名家庭出身“不红也不黑”的学生被指定坐在水泥地板上。这三种情况的含义都很明显。“斗争会”还未正式开始，三类人的位置和姿势就把她们作了清楚的区分。两个月前这40来名１５岁的学生还是一起坐在椅子上听课的同学，现在被划分成这样三个等级。也可以说，这也是文革时代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划分，才可能激起仇恨和冲动，使得文革得以持续进行。

3，怎么“斗争”？——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侮辱和折磨

在“斗争会”上，一些人“斗争”另一些人。这“斗争”到底指些什么行动，只有在对“斗争会”的实际考察中，才能真正了解。

（1）罚站和低头

“斗争会”设立了一套对被“斗争”的人的身体的惩罚方式。罚站和低头是其中最“轻”的。被“斗争”的人站立而且低头，以表示“低头认罪”的意思。“低头”后来又发展为被“斗争”者要弯腰90度。

罚站也并不容易承受。北京大学生物系胡寿文老师告诉笔者，生物系老一点的教师，百分之九十都挨过“斗争”。打耳光是“家常便饭”。有一天生物系老教授赵一炳悄悄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在“斗争会”上能站得住。胡寿文告诉赵教授，应该多换脚，先站在一只脚上，再换到另一只脚上。三十年后他才想到，赵先生怎么可能连换脚都不知道呢，这是凭人的本能就会知道的，站久了，就倒换双脚。赵教授当时60多岁（赵在193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他自己３０多岁。现在他也到了那个年纪，才体会到了老年人被“斗争”遭受的苦楚更大。

北京大学生物系崔芝兰和张景钺教授是夫妇，分别在德国和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文革时已经六十多岁。有一次他们在家门前（北京大学教员宿舍）被“斗争”，脸上涂了浆糊和墨汁，身上挂了黑牌，有人揪他们的头发进行辱骂。张景钺有帕金森病，文革前就已经卧床不起。“斗争”他们的人让崔芝兰教授跪在地上，支撑张景钺站立着被“斗争”。

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是一级教授，“反动学术权威”，文革中常被“斗争”。建筑系女教师陶德坚（1932-1997）描写了其中1968年的一次：

梁先生久患肺气肿这个难治的病，现在越来越重了，根本无法起床，是用平板三轮车拉来的。批斗会上，他蜷曲著身子扒在平板车上，我作为陪斗就站在他的身旁。我清楚地听见他的喘息声，每喘一下，他全身都要颤抖一阵；听到他那嘶嘶的哮喘声越来越沉重，我的肺好像也要爆炸了。但没有人管这些，发言批判他的人，照样若无其事地在那里揭发批判。只有阵阵口号声盖过了梁先生的气喘声。我跟着他难受，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好容易挨到散会，梁先生又被原车拉走了。

（陶德坚回忆录《风雨人生》，页139-140，加拿大，天下一家出版社，1997）

由于已经不能站立，罗瑞卿被装在一个大箩筐里拎到“斗争会”上。他曾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军队总参谋长，是文革中最早遭到清洗的高层干部之一。他在1966年3月18日跳楼未死摔断了一条腿。12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当时最大的集会场所）“斗争会”上，当时有观众不知道他早在3月就被撤职并跳楼伤了腿，还问别人，为什么把他放在箩筐里？因为他姓罗？

更悲惨的例子是西南师范学院文学教授吴宓。1969年5月9日，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梁平分校挨斗，被两名高大的男生挟持疾行，腾空甩出，右腿扭折成三截（大腿向内，小腿向外，膝盖和胯骨两处脱臼），仍勒令半跪半坐三小时，听完革命师生批判。”（《吴宓日记续编》页2，编者吴学超“前言”。北京：三联书店，2006。）

上文提到的八岁时被“斗争”的女士说：她被她的同学“斗争”时，觉得最痛苦的是两件事：一，他们要她“低头认罪”。一个大她两岁的小学生（10岁）过来按她的头（小学生已经学会了怎么“斗争”人，因为示范到处可见），她低了头，又很快把脸侧向一边，自己觉得好像这就算没有低头（小孩子也已经知道了“低头”所含的“认罪”的严重涵义）。另外一件事是她怕她妈妈知道了一定会不得了，因为她“惹祸”了。

（2）“高帽子”和“黑牌”

高帽子：一种用纸或者其他材料制作的至少一尺高的尖头帽子。“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哲学部的一张照片上，一大群戴着白色尖头高帽子的人站在一起，后世的人乍一看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见照片）有的高帽子上写有“罪名”，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侮辱性和政治含义。（任仲夷照片）高帽子如果用纸做，不会很重，但是1966年6月17日兰州大学“斗争”校长江隆基时，让江隆基跪在层层相迭的桌子椅子上，还给他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铁笼子。江隆基在一星期后“自杀”身亡。

黑牌：写着被“斗争”者姓名和罪名的大牌子。姓名上还仿照古代的死刑犯打上了红叉。“黑牌”一般是用马粪纸作的，但也有人故意用很重的材料，并且用很细的铁丝穿起挂在脖子上。北京第一中学靠着北京城墙。1966年红卫兵“斗争”女校长刘启明（女）的时候，用铁丝把一块城墙砖挂在她的脖子上。北京语言学院院长王亦山，跪在大会台子上被“斗争”，脖子上挂了一块砖头，两边跪着“陪斗”的人。

（3）“阴阳头”

被“斗争”的人中很多都被剃去半边头发，看似“阴阳”图案，故被称为“阴阳头”。这主要用于女性，例如，学者、作家和翻译家杨绛，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冯仲芸，这样的人本是大众心目中的文雅女性形象，在1966年都被剪了“阴阳头”。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甚至把多名“坏家庭出身”的女同学也剪了俄“阴阳头”。被“斗争”的男人则被乱七八糟剪掉头发。《黑龙江日报》的摄影记者李振盛拍摄了该省省长李范五在“斗争会”上被女红卫兵剃头发的一组照片，好像动画片一样展现了剃头过程。（见李范五照片）省长是大人物，有摄影记者照了相。其他被剪“阴阳头”的人很多，但没有照片留下。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的一名学生买了一把理发推子（当时四块多钱是个大数），把十几个被挂了“黑牌”的老师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还让他们每人交给他五毛钱“理发费”。

中国之大，以上三项到处发生，但是还有一些地方有特别的恶方式。四川省井研县马踏乡公社中学，那里的“风俗”是要被“斗争”者背一个稻草人，上面标有其姓名。这个学校只有初中，有三十个教职员，两名被迫害致死。教员受访者说，每次听说要开“斗争会”，前一天他就要他的八岁的小儿子去悄悄地看，准备好的那些稻草人中有没有他的——自己第二天会不会被“斗争”。

（4）“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还有一种“斗争”姿势是强迫被“斗争”者跪在或者趴在地上，让红卫兵在其身上踏上一只脚，以实践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章（1927）中所写的，把乡村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里的照片是上海美术学校和戏剧学院联合召开的“斗争会”。这两个学校是近邻。照片的主要人物是红卫兵，他们占据了画面的中央和大部分，挺胸抬头，高扬的手中举的是毛泽东语录本，同时都伸出一只脚，踩在匍匐在地上的被“斗争”的人身上。这些人是他们的老师和学校的负责干部。提供照片的人说，这是当年开红卫兵造反展览的时候展览过的。那也就是说，当时是被作为“功绩”来表彰和炫耀的。

类似场面也发生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1966年8月的一天红卫兵非常兴奋，因为《北京日报》记者来学校照相。他们摆好一张方桌，命令副校长刘美德（女，化学教师，36岁）跪在桌子上，一个红卫兵站在桌子上，挺胸昂首，把一只脚踏在刘美德背上。摄影记者站在地面上把这幅图景照下。照相之后，这个红卫兵一脚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踹了下来。当时刘美德怀孕已经很明显。当时在场的一些女学生吓得闭上了眼睛。刘美德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这张照片后来没有在《北京日报》发表。一名该校的受访者说，假使这张照片发表了，恐怕北京的中小学老师会有一半会被斗死。（笔者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北京的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

（5）“坐喷气式飞机”

很快，更普遍和流行的“斗争会”姿势是“坐喷气式飞机”，尤其是在大型的“斗争会”上。被“斗争”者身后站立两个红卫兵，把这个人的头按下去，把其手臂往后揪起来，使其身体成为“喷气式飞机”的样子。

一名受访者说，他被“斗争”时，站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彭佩云的旁边。他说，彭佩云个子矮小，做“喷气式”状，身子弯下来，“整个人像被对折了一样”。他自己也弯腰低头，只看到彭佩云汗珠连着滴落在鞋子上，尽管当时不是夏天。

文革后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文革中也遭受过这种“喷气式”。1967年初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斗争”胡耀邦，两名中学生红卫兵各揪住他一侧后脖领，攫着他一条胳膊，把他喷气式状押到主席台上。在胡耀邦身后架着他成“喷气式”的红卫兵之一（当时20岁）说，他们都觉得累，每20分钟要换班。

北京大学俄语系讲师龚维泰，1968年被指控为“叛徒”（因为他在中学时参加过一个共产党的青年组织，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很快就释放了。释放而没有被枪毙，就是“叛徒”的“证据”和被“斗争”的“理由”）。一名受访者说，龚维泰在俄语系被“斗争”时，两个学生在他后面反拧着他的胳膊，他低头弯腰90度角，形状如喷气式飞机。他身后揪着他手臂的学生还用脚往下踹他的肩膀。11月7日半夜里，龚维泰用刮脸刀片割断腿上动脉死亡。时年37岁。当时他和系里的老师一个挨一个睡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的水泥地板上。他的血流淌在地上，很快被用拖把蘸水抹去了。其他老师则在他的空出的位置旁边继续睡了几个星期才被允许回家睡觉。

据说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运用这种姿势“斗争”地主的时候，用的名称是“燕飞”。到了文革时代，那时的中国人其实也只是听说过“喷气式飞机”而几乎都没有乘坐过飞机，即使在大学里也如此。但是对“斗争会”上的“喷气式”，却几乎人人见过，也都知道这个特殊名称。文革中在“斗争会”上“坐喷气式飞机”的人数远超过了坐过真飞机的人数。除了残忍和野蛮，这也是非常讽刺性的事情。

（6）殴打

1966年6月18日，在全面停课18天之后，北京大学校园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力性“斗争”。有数十名教师和干部被抓到学生宿舍门口的台阶上被殴打，罚跪，撕破衣服，等等。有学生把一根绳子套在胡寿文老师脖子上拉去“斗争”。他跌倒在地，尽力抓住绳子，才没有被勒得窒息。中文系的学生把厕所里的大便纸篓扣在系负责人程贤策、向景洁头上。历史系教师俞伟超被挂了“黑牌”并被打，一个和他大学同班并一起留校教书的同事也打了他一拳，尤其使他悲愤。他回家跟妻子说：他宁可“劳教三年，也不愿被批斗一场”（“批斗”是“批判和斗争”的缩略说法）。6月22日一天内俞伟超三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先触电后上吊再卧轨。他幸而未死，但是两手的食指被电流击伤坏死，身体被火车头铲出铁轨受了重伤，两腿变得一长一短。缺失了食指的双手和瘸腿伴随他终身。（1985-1998年他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但是他从未撰文写出他自己的这一段“历史”。）

7月26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到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在校中“斗争会”上被打死。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文革中第一次百万人大集会庆祝文革。北京最早打死人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领袖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带上了红卫兵袖章，听她说名叫“彬彬”后，毛泽东说“要武嘛”。会后，暴力迅速升级，殴打成为“斗争会”上的普遍情况。8月19日晚上，北京四、六、八三所中学红卫兵在紧邻天安门城楼的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三所学校的校领导以及北京教育局和共青团市委的领导干部。红卫兵在音乐堂的舞台上用军用铜头皮带毒打他们。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第八中学副校长温寒江被打得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斗争会”后又把这些人押到台下“游街”，过道两边的红卫兵纷纷出手打他们。最后把被“斗争”的人装上卡车送回市委，北京市共青团委书记汪家璆（女）被踢下卡车，当即昏死过去。

8月20日上午，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操场上召开全校“斗争大会”。学校领导人和一批教师数十人跪在地上遭到毒打。中午时候，校长沙坪死亡。（1996，2010，2011年访谈。）“斗争会”本来计划下午继续进行，因沙坪死亡停住。笔者访问过跪在沙坪旁边一起被“斗争”的两名女士，听他们讲述了悲惨的细节。

8月下旬，北京第27中学（原名“孔德中学”）外号“四阎王”的四个女红卫兵，在教室里“斗争”一名初二的女学生，她的罪状是把小红书毛泽东语录坐在身子底下。惨叫声传到门外。学校的一名工人来劝，“别打了”，红卫兵根本不理。这名女学生被打死后，这四个红卫兵为了判断她是否真的死了，还把碎玻璃揉进她的眼睛，看到她没有反应，才罢了手。在北京大学附中，初中一年级女生万红的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她的同班同学命令她站在一个凳子上，他们“斗争”（谩骂加殴打）她以后，把凳子踹倒。万红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当天晚上宿舍房间不准她睡在自己的床上，命令她在阳台上淋雨。

不要以为这样的“斗争会”只是年轻的中学生红卫兵的“胡闹”。在党的上层机关也一样。在1966年8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召开第一次全部性“斗争会”，“斗争”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会场在二楼大礼堂，并拉线向全楼广播实况。孟用潜和十多名“陪斗”的人跪在台子上。会前给孟用潜预备了写有“三反分子孟用潜”的高帽子，帽子里藏有图钉，帽子压到他头上血就流下来。（见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页28-29。）外交部里没有年轻学生红卫兵，主持开会的是副部长乔冠华，一直被说为中国“最有风度的外交家”，却用这样野蛮下流的方法“斗争”自己的党内老同事。8月18日，毛泽东和很多中央级领导干部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广场上的红卫兵，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也身列其中。但回到党校，他也被“斗争”，敲着装垃圾的铁簸箕“游街”。8月24日，《人民日报》在五楼大礼堂开“斗争会”，前主编吴冷西等跪在台上，遭到拳打脚踢，吐唾沫等等。原文艺部主任、杂文作家陈笑雨在“斗争会”结束后，没有回家，径直到玉渊潭投水身亡。对于圈外的人来说，很难想像这些野蛮的景象；而实际上发生的，只可能比报告出来的更加卑劣。

暴力性“斗争会”在全国传播。当时上海的一名女红卫兵告诉笔者，1966年8月或者9月的一天，在人民广场红卫兵“斗争”一个男青年，说他是“流氓”。她也过去用绳子抽了一下。这个人被打死了。其实她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暴力从北京发展到边疆省份。何洁夫是北京农业大学职员，妻子高无际是该校会计。高无际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何洁夫则被指控有“历史问题”。1966年9月红卫兵在北京发起“遣返”城市人口中的“阶级敌人”到农村，他们和两个孩子被驱逐到了广西玉林专区容县杨梅公社成美大队。一年多以后，1967年11月14日，公社召开“斗争会”，有二三十人在台子上被“斗争”殴打。何洁夫的妻子和孩子在台下看着他被用木棒打死。他被打死后，两个孩子（男孩子14岁，女孩子18岁）被叫上去抬死尸。一名本家何厚业帮助他们抬了尸体。看到被“斗争‘的人大多已经被打死，少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何厚业随后捆上了自己的手投河身亡，因为他会游泳。（2002年访谈）

（7）“游斗”

大多数“斗争会”是在一个固定场所进行的，但有一个变种叫“游斗”，即很多人聚在一起，一边移动一边“斗争”。1966年8月11日，江西南昌师范学院“游斗”140多人，历时三个多小时，最后来到学校中心的“红场”，命令被“游斗”的人在那里跪下继续被“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多人昏厥。中文系副教授熊化奇、老教师黎仲明和医务所医师周天柱当场死亡。历史系教授何基被“斗争”后在夜里“自杀”身亡。

福建省的一名受访者说，厦门话把“游斗”称为“巡回”。1966年8月13日，厦门第八中学，50多岁的语文老师萨兆琛再次被自己任教班级的红卫兵“斗争”。他们给萨老师戴上写有罪名的高帽子，在他胸前挂着又大又重的打了红“X”的木牌，连教室里的双人长条板凳也给他背上，押着他从教学大楼一楼到四楼，到每个教研组“斗争”，最后带到北望楼操场“批斗”。萨老师负重几十斤，又被逼抱大石头下跪。几次晕倒，红卫兵不断地向他泼冷水。萨兆琛是文革中福建省最早被红卫兵打死的老师。

在北京大学，最大规模的校园“游斗”发生在1968年6月18日。上文写到1966年6月18日的暴力性“斗争会”遭到刘少奇的制止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所以在两周年的时候用更大规模的“斗争会”来“纪念”和“庆祝”。两百名当时被关在“黑帮大院”里的教职员被押解出来。纵贯校园南北的甬道两边有两道人墙，那些人拿着棍棒竞相殴打中间走过的“牛鬼蛇神”。中文系教授王力先生的眼镜被打落，他高度近视离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幸亏身旁的朱德熙老师连忙从地上捡起眼镜给他戴上。朱德熙被打得满脸流血。整个北大校园里弥漫着邪恶的狂喜。“游斗”之后，“牛鬼蛇神”被分到各系“斗争”。西语系教授赵萝蕤被两名女助教架著，她们往她的膝盖后面一踢，赵萝蕤就跪倒在地上。有人搬来砖块，一块接一块叠放在跪着被“斗争”的人的背上，如果背不稳掉下来，就挨打。有一名学生（姓名不提）拿一片竹篾，在英文教授吴柱存脖子上用力一旋，旋去了一圈皮，疼痛至极。吴教授说，他是独生子，从小没有被父母打过，长大在学校里是好学生，到美国留学后回国教书，一辈子从来没有被打过，没想到文革被学生打成这个样子。（1998年访谈）。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西安、南昌、长沙，都有过全城规模的“游斗”。各单位把他们那里的“牛鬼蛇神”放在卡车上。他们的头颈上挂了写有姓名和罪名的牌子，姓名上都有红色大叉子。卡车编成长队，缓缓开过城市街道。卡车上配有高音喇叭，一路广播呼口号“打倒XXX”。马路两边站满观众。这样的“游斗”，因为被“斗争”的人多，车队很长，观众很多，过程可以长达数小时。一名当时住在南昌的初中学生说：1968年秋夏间，全城大游街，她也挤在街道两旁的人群中，她是来看她的已经被关押半年多不准回家的父亲的。她希望即使在这种情景下，在被“游街斗争”的情况下，也要见见父亲。等了很长时间之后，人群中有认识她的同学发现了她，骂她是“狗崽子”，把她推来搡去，结果，在混乱中，载有她父亲的卡车开了过去，她没有见到父亲。她不记得那天的确切日期，只记得是在她10月份被“下放”到农村之前。

湖南中医学院教员娄瘦萍因其15岁的女儿随舅舅想要逃出中国，在1968年被逮捕。1970年9月27日长沙召开全市性万人“公判大会”判处他15年徒刑。这种“公判”不经过审判程序，也不引用法律条款定刑，最主要的功用之一是恐吓民众。“公判大会”后把被判的人押在卡车上到城里各处“游街”。他的家人不被准许参加那天的“公判大会”，他们打听到了“游街”路线，等候在长沙黄兴路的新华书店门口，当“游街”的卡车开过那里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两年未见的娄瘦萍。这是他的家人最后一次看到他。1974年1月娄瘦萍死于劳改营中。他早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是很好的外科医生和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文革中死于监狱中。女儿被判刑十年，舅舅（牙医）被判死刑。

在云南西双版纳，1968年流行一种“斗争”方法名叫“打落水狗”。“不打落水狗”是一句古老的俗语，意思是如果对手已经被打败（落水），不要继续再打，给人留有余地。而这种“打落水狗”的“斗争”在意思上反其道而行之，对已经被“打倒”的“阶级敌人”还要继续打，同时还把原来的比喻变为实在的行动。西双版纳地区多水塘。“打落水狗”是真的把被“斗争”的人打到水塘里面去。被“斗争”的人被打落水后，“斗争”他们的人则围在水塘边吼叫欢呼，看他们在水里狼狈挣扎。这是根据地理条件而“发明”的“斗争法”，对身体的折磨和对精神的侮辱则和其他地区一致。

（8）“大批判”：所谓“文斗”

“斗争会”还有一个构件是“大批判发言”。因为这种“发言”，文革“斗争会”也常常被称作“批斗会”，意思是“批判”加“斗争”。“批判”是用文革的理论对“斗争”对象进行口头攻击。这和上面写的人身侵犯有所不同，所以被称为“文斗”，和攻击身体的“武斗”相对应。

发言人一般是事先安排的，讲稿也是事先审查过的。“大批判发言”中的话，都是从当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红旗》杂志上抄来的。那为什么还需要开“斗争会”呢，显然是因为可以通过当众侮辱折磨和殴打被“斗争”的人身体，来强迫所有的人接受那一套文革理论和说辞。一般来说，身体暴力比语言暴力的作用直接得多，也更具伤害力。站在文革领导者的角度看，“斗争会”二者并用，能最大程度地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需要指出，这些口头侵犯因为粗暴无理，所以必须有侮辱和殴打配合，才能达到效果。例如，上文写到北京大学生物系崔芝兰和张景钺教授夫妇被“斗争”时，让崔先生跪在地上用身体来支撑张先生站立。当时新华社的文章说，北京大学的人回想以前“整天穿着白大褂，拿着试管在高级实验室里研究什么蝌蚪尾巴、果蝇遗传等，狠批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见1970年5曰9日《人民日报》头版文章《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蝌蚪尾巴是崔芝兰曾经做过的研究项目。果蝇研究已经是遗传学的重要成果并且写入了当时的中学生物课本。这两项研究被并列指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和刘少奇挂钩。这样荒谬的“大批判”，只有在暴力手段的配合下，才可能畅通无阻地发表并流传全国。要不然，连中学生都会笑话这种谬误。这种情况也让我们不但理解“斗争会”的基本构件，也让我们理解这几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9）怎么被“斗争”？

以上写的是“斗争”者的行为。受访者指出，“被斗争者”不但被“斗争”，还必须“配合”“斗争”，否则会受到不可预测的更严厉的惩罚。

“斗争会”上发生的肢体反抗或言语辩驳的例子几乎没有听说过。作家萧军在1980年告诉笔者，1966年8月23日下午他和老舍等作家、演员在北京文庙院子里被“斗争”时，他们被迫围绕火堆跪下，火堆燃烧着京剧戏装和书籍之类所谓“四旧”，身后的几百个红卫兵用棍子劈头盖脸地打他们。老舍先生跪在他旁边，脸色煞白，血从额头上流下来。萧军上过军事学校，练过武功，和老舍性格不同。他说，他当时很想动手反抗，他认为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当然自己最后寡不敌众会被打死，但是其他人像老舍先生，也一定会同时都被打死。他强压下反抗的冲动，忍受了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他活下来了，而老舍先生在第二天投湖身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教员说，系里的戴家祥教授（1906－1998）在1957年就划成“右派分子”，到文革时被称为“老运动员”（这是文革时代少有的“黑色幽默”之一）。1966年，随便红卫兵怎么打骂羞辱，他都不反应：目无表情，一声不响。他遭打比别人更多。他不懂红卫兵的心理，红卫兵期待有反应，要看到被“斗争”的人表现恐惧和屈从，要他们说“我有罪，我该死”，以显示红卫兵的威风。看到戴家祥不反应，红卫兵威胁要把他扔进河里。他这才哀告，红卫兵也才得到了满足。

在北京大学从1969到1970年的七个“宽严大会”上，每次有人被“从严处理”，但是也有很多人按照安排上台发言认罪，而且还认并不存在的“罪”，并且“感谢”“党和人民”对他们的“宽大”。这样“表演”之后，他们得到“从宽处理”，即不被定为“敌我矛盾”和不被戴手铐送监狱。

4，“斗争会”其他附件：崇拜和仇恨

下面三项是“斗争会”一般都有的。但是当时别的集会也一定有这三项内容。所以把这三项列为“附件”。

开会时第一项总是台上的领导人先大声说：“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后台下的“革命群众”挥动小红书毛语录响应，大呼“万寿无疆”“永远健康”。（１９７１年9月林彪死亡后这一项被取消。）在湖南省津市涔澹农场（劳改农场）的一名青年囚犯，原是工厂工人，在“敬祝”的时候，故意把“永远健康”说成“永远吃糠”（湖南话把“吃”读作“掐”音），而且得意地告诉了伙伴，结果被判刑入狱。

接着朗读毛泽东语录，当时称“最高指示”。在1966到1971年林彪死亡之前，毛泽东的小红书是人人必须随身携带的。“斗争会”上必诵读的语录有“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等等。

另一项是呼喊“革命口号”。除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有会必呼的口号之外，还有大量的“打倒XXX”（被“斗争”者名字）的口号。“斗争会”上有两个句式复杂而冗长的常用口号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前者是苏联作家高尔基在1930年发明的。（见麦德维捷夫《让历史来审判》一书1989年增订本英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9。）从笔者看到的文革时期资料看，“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最高领导人中排名第五）是最早使用这个口号的人（1966年12月）。这个口号常被呼喊，虽然只有郭沫若在作了“投降”后免予“斗争”，其他人“投降”也仍然被“斗争”。至于后者，看起来全属中国制造。

5，不是“表演性审判”

把文革“斗争会”和其他迫害性仪式作比较，会有助于认识和说明“斗争会”的特点。斯大林同样对俄国人民进行过大规模的迫害，也对他的干部做过残酷的大面积清洗。　在斯大林的迫害手段中，有一种被称为“表演性审判”(show trial)。例如，1938年以“叛国罪”判处苏共最高领导人之一布哈林死刑，举行了“公开审判”，还通过无线电收音机转播实况。但那不是真的法律审判。判决书是审判前就写好的，出庭作证的“证人”公然作伪证，被告为了让妻子孩子活下来只好“认罪”。所以这类审判被称作“表演性”的。

据后来的揭露，在斯大林的“表演性审判”上，那些起初拒绝配合的“证人”在庭下遭到了身体折磨如殴打等，所以被迫作伪证。但是这类身体折磨没有像文革“斗争会”那样公然把侮辱和殴打展览给人群观看，是在幕后偷偷地做的。文革的领导者们根本不曾费心去“表演”一场审判，他们只是召开了不计其数的“斗争会”。

“斗争会”中没有法庭审判程序，哪怕是假的或者装样子的都没有。“斗争会”在事先就定好了被“斗争”者的罪名，写在他们的“高帽子”“黑牌”以及大会的横幅上。“斗争会”上不准被“斗争”的人作自我辩护。也从来没有“证人”出现在台上。“斗争会”上的发言是“大批判”而不是“证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住地“中南海”遭到“斗争”，后来在监禁中死亡，但是从来没有受过审判。文革期间有时也有由“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召开的“公判大会”，对“现行反革命犯”宣布死刑或者长期监禁，那也只是宣布判决，完全没有审判过程。由此可见，文革迫害比斯大林走得更远。

不做“表演性审判”的原因显然和文革中反复强调的上文已经解释过的“两个决裂”有关。审判，依照法律判决，等等，显然属于要与之“决裂”的“传统观念”。有的东西，比如货币和商品生产，文革领导人想要废除又知道时机还不成熟因而没有实行，但是废除“审判”程序，他们非常容易就做到了。

“斗争会”和“表演性审判”的相似处只在于其目的都是迫害一部分人，以及都通过一套固定的程式来实现这种迫害。相当讽刺性的是，中国官方结束文革的方法之一是审判“四人帮”，而那个审判确有“表演性”，因为预先安排并做过“彩排”，包括在急忙中制定了一部“刑法”然后在１９８１年１月开庭审判。但是对“四人帮”的审判在其作用上说是结束文革和惩罚文革作恶者，和斯大林的“表演性审判”作用不同。另外，那场审判多少也在程序上是按照法律进行“审判”的开始，法庭上出现了证人和被告的辩护律师，被告也作了自我辩护。（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www.chinese-memorial.org

成文时间：2013年

责任编辑：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