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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纪录片《夹边沟祭事》的背后

《夹边沟祭事》放映会公告。(《夹边沟祭事》放映会脸书)

【大纪元2017年02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萧律生采访报导)2月25日,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的最新作品《夹边沟祭事》将在香港首映。该片讲述了1957至1960年间,三千多名右派被押送至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因为饥饿和遭受非人折磨而致死的故事。

1957年,5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很多人死于非命。

20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艾晓明到了甘肃夹边沟,正逢清明节,她想去悼念那些已逝的右派老人,然而被告知,为纪念他们而建的碑被砸了。

“纪念变成了有问题,我不能理解”,于是她开始了长达20个月的拍摄,用镜头记下了十几位愿意讲述当年二千多名右派被强制劳动,在饥寒交迫中全部失去生命的真相。

“我不是第一个讲述夹边沟故事的,但是看到这些右派至今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遗骨又一次被重新抛露在外。我们需要把这并不久远的历史记录下来。”艾晓明说。


2014年几位夹边沟返回健在的老人,不辞辛苦地奔走筹建夹边沟罹难者纪念碑,后被砸毁。(王桐《清明悼死在夹边沟的父亲》)

《夹边沟祭事》,这个全长6小时的片子,不仅描述了这批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所经受的饥饿,还记录了更为残忍的,他们所遭遇的虐待。一个人太饿了,去刨萝卜吃,结果被吊起来活活地打死;一个人被惩罚得不到食物,第二天发现这个人死在沙滩上,嘴里是没有吃完的大便……

艾晓明表示,她之所以走出书斋去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中国的这个现实苦难太深重了;要想推动中国向开放、民主的方向走去,研究中共造成的苦难史、思考改变困境的出路是必要的。

然而,这部片子的拍摄并不容易。拍摄期间不断地遭到警察干预,要求她不要拍摄;在即将上映的上周,中山大学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到武汉要求艾晓明交出片子的备份;现在警察仍在追问她,一次又一次地找她谈话。

2017年,是中共反右运动60周年。

曾拍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揭秘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内幕的导演杜斌说,在这个所谓歌舞升平的时代,一个人去追逐物质享乐,即使过度出格也不会受到当局的责难;但是,如果一个人想拿起笔、照相机或摄影机去书写和记录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某些事情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被当局骚扰和暴力威胁,甚至会被认为是要颠覆政权。因为追逐物质享乐本身不会威胁到政权,而揭露真相则不然。

“中共不会承认它的错误,对民族精英全面打击的反右运动,却被定义为反右扩大化,还用封堵的方式截断这段真相的留存;然而,有一群挖掘真相、传播真相的人,挖掘历史深处的创痛,希望人们不要患上健忘症……”右派后代胡佳说。

胡佳调侃自己是两个没人要的右派,在命运捉弄中生下的幸运儿。他的父母在1957年分别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打成右派,流放至湖南、甘肃等地,历经千辛万苦,22年后回到北京。

“我爸不愿意提起反右的事,因为担心这样的描述会更加激化我对共产党的仇恨,他也不愿意我妈妈跟我讲那时候的事情。”胡佳说。

的确如此,经历过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不愿意揭开伤痛的想法,艾晓明在采访时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她采访的老人都已经八九十岁了,但是他们还是有顾虑,害怕讲出这个事情后,会给他们带来新的阴影、麻烦。

不过还是有人愿意讲,所以艾晓明也是幸运的。虽然错过了采访中风老人的机会,可她采访到的十几个人的讲述也足够把那段刻骨铭心,给人带来恐惧,剥夺人们尊严的真相展示出来。


2014年几位夹边沟返回健在的老人,不辞辛苦地奔走筹建夹边沟罹难者纪念碑,后被砸毁。(王桐《清明悼死在夹边沟的父亲》)

其实,关于右派的悲惨遭遇,不仅仅在夹边沟,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告诉大纪元记者,他的老师束星北就曾经历过。当年还是留美回来的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拿着山东大学最高的工资,仍没有躲过反右运动的劫难。

据孙文广介绍,束星北被打成右派后,不许他再教书,逼迫他到水库当搬运工,他的五六个孩子都找不到工作。其中一个孩子是空军教官,被要求回家做束星北的工作,让他认罪,否则就开除公职,最后,这个孩子也没有保住工作,因为束星北告诉孩子要分清最起码的是非善恶。

另一位右派后代王桐,他的父亲王本菼却是在夹边沟死的。他在《清明悼死在夹边沟的父亲》一文中讲述了父亲在1957年的悲惨遭遇,王本菼被甘肃省地质局领导以“莫须有”的罪名错划为右派,遣送至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

据文中描述,王本菼“受尽屈辱和劳累,在官方宣称的‘三年自然灾害’饥荒中于1960年底(具体时间不详,因当局并未通知家属)活活因饥饿而亡,时年刚满47岁”。而王桐因为“夹边沟”成为敏感之地,加上多方原因至今不能去悼念自己的父亲。

和王桐有着一样感受的艾晓明,虽然在拍摄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是看到“他们在古稀之年仍然坚持为难友寻求公正的精神,坚持对苦难的记忆”,被深深地打动。

“他们的身上有逝去的民族精神。”艾晓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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