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插图)
1） 灌输进化论的真实目的──推行无神论和斗争哲学
一九六八年的一个夏天，一位名叫威廉．米斯特的美国业余化石专家在位于犹他州附近，也是以三叶虫化石闻名的羚羊泉敲开了一片化石，赫然发现一个完整的鞋印就踩在一只三叶虫上。三叶虫是一种生长于六亿年前至二亿多年前的生物，换句话说，在这久远的历史时期之前，是不是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人类文明存在？
一八四四年，以发现反射偏光“布鲁斯特法则”闻名的布鲁斯特爵士在英国科学发展协会发表了一篇报告(Report of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Vol. 14.)，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报告中提到，在英国北部靠近Inchyra的Kindgoodie采石场挖掘出的一块沙石岩中，居然有一枚钉子的一半埋在里面。这枚钉子虽已被腐蚀了，但仍然能辨别出来。1985年，这块沙石岩经测定后发现至少有四千万年历史。那么是谁在古老岩层里留下的钉子呢？
在2001年进行的一次关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1000名美国人被要求选择与自己看法最接近的观点。调查显示，45%的人选择了“上帝在过去1万左右年创造了今天的人类”，37%的人选择了“人类从比较原始的形态经过上百万年的演化而来，而上帝主导着这一过程”，12%选择了“人类从比较原始的形态经过上百万年的演化而来，并且上帝与这一过程无关”，剩下6%的人表示没有观点或无任何倾向。在另一项由美国裴优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2005年7月进行的调查表明，63%的美国人愿意接受学校在教授进化论的同时，也教授宗教的创世论，38%的人干脆主张学校只教授创世论，不教进化论。
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读者都会对上述调查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其实在信仰自由的西方国家，不接受进化论的大有人在，而与中共党文化的思维定势相反，这并没有导致这些国家落后、愚昧。事实上这些国家的文明发展恰恰与其开放宽容的自由思想氛围密切相关。进化论来自于西方，但当今相信进化论的人中，比例最大的是中国、前苏联和原来的东欧前共产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国家权力被用来禁止对神的信仰和灌输无神论。中共自从1949年以后就一直在持续地压制和迫害各种宗教信仰的同时，强制性地灌输“进化论”，以至于许多国人不仅自己把“进化论”奉为金科玉律，而且当然地认为普世皆然。
中共向民众灌输进化论，一方面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极权统治的目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为强行灌输无神论铺平道路，以便于把自己打扮成至高无上的人间救主；另一方面是因为进化论可以为其“阶级斗争”的理论提供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清楚的说明进化论与信仰的关系：“现在我们以进化的概念来看宇宙，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马克思又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重要，它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支持了人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完全符合我的观点。”恩格斯也说，“（进化论是）十九世纪三大科学发现之一……优越的无产阶级将赢得这场生存斗争。”
人类自有了理性思考以后，就一直在追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一个永恒的根本问题。在消灭各种宗教信仰之后，进化论就成了中共唯一能够用来解释生命起源的学说。在网上做一个搜索，往往会发现许多中学教师对于生物教材中“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一章这样分析：“对于学生形成生物进化的观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有重要意义。”因而中共在铲除中国敬畏天命的传统文化的同时，把进化论作为解释生命起源的“唯一真理”，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强行灌输。今天的许多中国人在谈到信仰的时候，都会不假思索的声称，“我是信仰无神论的，我是相信进化论的。”抛开无神论、进化论本身的是非对错之争不谈，事实上对于绝大部份中国人来说，对于无神论的“信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信仰是自由心灵的选择，是相对于“不信仰”而言的，但在中共的强权之下，谁不信仰“无神论”，谁不信进化论就面临着“封建迷信”、“愚昧”、“误国误民”、“反科学”等等可怕的政治帽子，就面临着被划离“广大人民群众”而成为“一小撮”另类的“改造对像”。在这种环境下，根本谈不上自由抉择的权利，还有什么信仰可言呢？
2） 进化论是未经证实的假说
一八五九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根据一些零散的事例，唐突的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假说，认为今天复杂的生物界是从简单的原始生物一步步进化而来。然而随着科学深入广泛的发展，大量的事实发现对进化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 脆弱的逻辑基础
许多人都很熟悉“返祖现象”。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的“初中生物教学资源”中这样写道，“在人类，偶然会看到有短尾的孩子、长毛的人、多乳头的女子等等，这些现象表明，人类的祖先可能是有尾的、长毛的、多乳头的动物。所以返祖现象也是生物进化的一种证据。”要按这种逻辑，婴儿无脑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没有大脑了？先天肢体残缺的、多长手指、脚趾的也常见，那么人的肢体就是从各种畸形进化来的？跳出进化论的思想框框一想，就会发现所谓的“返祖现象”只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病变的反映，和人类祖先联系在一起是没有道理的。
科学上，如果一个理论的证明违背逻辑，这个理论就不能成立，但是人们对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却不予深究，也是因为深究起来，就没有证据可言了。许多人听到这话感到很惊讶。其实，问题的揭示会使人更惊讶。
比较解剖学证据是进化论的三大主要证据之一。按照比较解剖学，哺乳类中老鼠的爪子、蝙蝠的翅膀、海豚的鳍足和人的手，均有相似的骨骼结构，因此达尔文推断它们从同一远祖遗传而来，只是进化过程中因为功用不同而分化出不同的外形。很显然，用比较解剖学证据来论证进化论，存在逻辑上的漏洞，因为从同一祖先的假设，逻辑上可以推断出四肢骨骼结构相似的结论，但反过来却不一定。正如冰箱制冷可以使水结冰，不等于水结冰一定是由于冰箱制冷。
古生物化石也是进化论的三大主要证据之一。然而进化论支持者以古生物化石论证其进化的过程，却又需要依赖于进化的模式。比如中国著名猿人“元谋人”的确定，是从仅有的3颗人类牙齿推断来的；蓝田猿人的确定，仅凭一个下颌骨；丁村人，三颗牙齿，一小块头盖骨；马坝人，一个不完整的头盖骨……把它们确定成什么，要完全套用进化模式。这里边暴露了一个逻辑问题：从进化论来的东西，再去证明进化论，显然是循环论证。所谓西方古猿（尼布拉斯加人）的发现，就充分暴露出这种论证逻辑的缺陷。一九二二年，生物学家奥斯本宣布发现了一颗牙齿，这颗牙齿同时具备猩猩、猿人及类人猿特征。他给这颗牙齿的主人取了一个名字——尼布拉斯加人。接着，相信进化论的人士画出了这个猿人的想像图，仅仅凭着一颗牙齿。但一九二七年，经过更深入的研究后发现，这颗牙齿的主人是一种绝种了的美洲野猪！
那么进化论是归纳法吗？不是，太多事实归纳不进去。
有人曾说进化论是归纳法，这种逻辑思路稍微难一些，其实也好理解。归纳法就是提出一个命题，如果能把涵盖的所有问题都归纳进去，那这个命题就是真理。然而对于进化论，太多的事实归纳不进去。从前面的史前文明证据来看，从进化的速度、物种爆发式的产生的方式、进化的概率等等许许多多不但归纳不进去，而且都在否定进化论，可见进化论的论证作为归纳法是不能成立的，其实还是循环论证。
似是而非的“循环论证”贯穿了整个进化论，人们似乎都对此习以为常了。然而当我们严格的分析起来，都会大吃一惊。
中学生物课本上有一张胚胎发育图，显示鱼、蝾螈、乌龟、鸡、猪、牛、兔、人等动物在胚胎发育不同阶段的侧面，其原版收藏在伦敦大学的Bodleian图书馆，它的作者是十九世纪德国Jena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海克尔。从这张图得出的结论是，虽然这些动物成年后形态各不相同，但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均有一个形态相似的阶段，包括人类，各种动物在胚胎发育的某个阶段，其形态会重演一个类似鱼的形态，表明它们的共同祖先是水生动物，它们祖先的特征在胚胎发育过程中重演了。这就是支持进化论的三大证据之一“胚胎重演律”。
其实，用重演律证明进化论，也可形式地表述为：“假如进化论成立，胚胎发育会重演进化的过程；因为观察发现胚胎发育会重演进化的过程，所以进化论成立。”逻辑上讲，这仍然是用假说证明假说的“循环论证”。
1997年，英国科学家理察逊和多家实验室合作，收集更多种系的动物，观察它们在各个胚胎发育期的形态。他们发现海克尔的图谱不是基于事实的描述，“我们的研究严重削弱了海克尔图形的可信性，海克尔图形与其说是显示脊椎动物胚胎发育过程中一个相似时期，不如说是按固定程序设计的胚胎。”权威的《科学》杂志于1997年专门就此事发表了一篇综述（Science 1997, 277:5331）。那么，为什么海克尔和理察逊的研究结论差异如此之大呢？原来，海克尔有意选择形态上比较相近的动物胚胎，比如他用水生的蝾螈代表两栖类，而不用青蛙，因为蝾螈本身更像鱼。又如早期鸡的胚胎其眼球是没有色素的，但海克尔把它涂黑，使得鸡的胚胎和其他动物胚胎更相似。海克尔特别对人的胚胎图作了艺术加工，去掉了人胚胎的内脏部份和腿，就成了一个有尾巴，类似鱼的胚胎。
随着遗传学的出现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基因的深入研究，重演论在理论上面临着空前的危机。现在公认基因突变是进化的原因。既然过去的基因已经突变成新基因了，怎么还重现过去的特征呢？
（2) 概率计算否定了进化论的核心──基因突变机制
达尔文时代，近代西方科学正处于奠基阶段，对生命现象的认识还很肤浅。那时的人看到了家养动物的诸多杂种变异，就认为物种也能这样变成其他种，这就是进化。后来，随着基因的发现和深入研究，学者们才意识到如果基因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不管后代表面与祖先有什么差异，也没有进化意义。然而基因又是极其稳定的，只有不正常的“基因突变”才能使之发生改变，那么“基因突变”也就成了现代进化论的核心了。这是现代所有的进化论者公认的。这里，我们就集中分析这个核心理论。
物种基因的稳定性极难逾越
基因的稳定性是物种保持自身稳定所必需的，同一物种不同个体的基因交流，并不能使此物种变成其他物种。动植物育种专家都知道，一个物种的变化范围是有限的。最终，培育出的品种不是不育，就是又变成原来的亲本。哈佛大学的梅尔教授称之为基因体内平衡。最常见的就是狗再怎么杂交育种还是狗。这说明进化论有一个无法跨越的障碍。在理论上，人们把突破这个障碍的可能性寄望于基因突变，这是唯一的可能了。
理论和实际上，基因突变产生高级性状的机率几乎是零
基因突变，是一种在基因复制或修复损伤等过程中发生的随机错误，所以又叫随机突变，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现象。它发生的机率非常低，大约在万分之一到十亿分之一之间。低等原核生物的突变率较高，大约为千分之一，而高等类型的生物中，许多基因的突变率是十万分之一到一亿分之一。
基因突变能否产生具有生存优势的高级特征（性状）呢？我们知道一个基因的核心是由几百到几千个碱基排列而成，如同一个复杂精密的计算机程序，随意的改动一两个字符能够产生更高级的程序吗？当然不能。基因突变也是这样，单个碱基的变化结果往往是各种缺陷、畸形、致死，在自然条件下具有生存优势的没有发现一例。
概率计算表明，生物进化的可能性小到了绝对不可能的程度
现代进化论以基因突变为其核心，但是如前所述，基因突变本质上是一种随机错误，因此概括地讲所谓从猿进化到人的过程，其实质就是有一部份古猿在数百万年里，因为一系列的基因发生“阴差阳错”的突变，“恰好”使得古猿前额逐渐增高，眉骨变小，吻部后缩，脑容量增大，脊椎变直……最终成为现代人类。
很显然，自然选择的过程只能决定最终哪些物种存留下来，却不会增加整个过程发生的概率。许多学者进一步的计算表明，这样一连串的“阴差阳错”要想每一步都发生，其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国生物化学家贝希以血液凝固的一系列生物化学机制为例，讲述如此复杂精密的生命现象不可能是进化出来的。其中一个蛋白（TPA）产生的机率是十分之一的十八次方，经过计算至少需要一百亿年才能发生（目前科学家认为太阳系的年龄约为50亿年）。如果同时进化出和它相互作用的蛋白，机率就是十分之一的三十六次方。他说：“很可惜，宇宙没有时间等待。”
对于生命的产生，现代进化论认为也是一个自然过程，认为简单的有机物和无机物在某种特殊条件下碰撞而成复杂的生命大分子，各种复杂的大分子进一步组合演化形成原始生命。读到这么多串连的“理想化”过程，读者恐怕会考虑其中的机率问题了，英国科学家霍伊尔曾表示：“上述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正如利用席卷整个废料厂的飓风来装配七四七喷射机一样。”
（3） 进化论的尴尬──关于进化时间表的种种疑问
根据进化论的概念，人类是由最原始的水生动物，慢慢爬上陆地，从两栖生物、爬行类、哺乳类，最后进化到猿，再下到地上进化成人类，中间的过程经历了几亿年。生物学家按照生命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画出了进化时间表。
然而许多考古学家的发现都直接地反驳了进化论支持者的论点，这包括在世界各地陆续发现了远古不同时期的人类的直接证据，从几万年前至几亿年前的人类脚印到人体的骨骼化石，都无法被归纳到进化时间表。例如，据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六日《中国地质矿产报》报导，在中国云南富源县三叠纪岩石上面发现有四个人的脚印。据考证，这些岩石已有二亿三千五百万年的历史；一八五一年的六月号《科学美国人》刊载的一篇文章上提到在马萨诸塞州道契斯特（Dorchester）进行的爆破中，一个金属花瓶因被炸成两半而飞出岩石。将炸裂的两半合而为一后，拼成了一个钟形花瓶，花瓶由锌银合金制成，它自地下15英尺处破石而出，据估计有十万年历史。
就考古学发现而言，令进化论者头疼的另一个问题是，进化过程中确凿的过渡类型，严格地讲并没有发现。例如在从猿到人的问题上，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化石，归类为“古猿”、“类人猿”、“猿人”、“智人”，唯独没有“类猿人”。寻找过渡物种“类猿人”，被列入了科学的“十大悬案”。数次宣布的人类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1892年发现的人和猿之间的过渡化石“嘉伯人”，是一块猿的头骨和相距40英尺的一根人的腿骨拼凑出来的，学术界否定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却还在宣传。直到1984年“嘉伯人”才被新发现的猿人化石“露茜”代替。但后来的鉴定中，露茜同样被大部份学者否定了，科学家已经确定了露茜是一种绝种的猿–南方古猿，和人无关。
假如进化论是真的，过渡类型化石就应该很容易找到，为什么没有呢？大家沿用达尔文的解释：“化石记录不完全”。深入想一想：从宏观上看，化石的形成是普遍和随机的，为什么单单漏掉了过渡类型呢？
观察、假设、验证的“三部曲”，至今还是实证科学的科学家们发现自然规律和抽象科学定理所奉行的准绳。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只完成了前两步；然而经过几代人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这至关重要的最后一步——“验证”，迄今尚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结果，并且从当前各学科的发展趋势和进化论自身的局限来看，进化论走完这三部曲中的最后一步，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3） 灌输进化论的后果
中共灌输进化论和其推行无神论的目标是一致的。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人是自然界随机产生的。人的产生无目的，存在也无目的。这样，一切对神的信仰也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了。并且，人不过是进化了的猿，和其他动物并无本质的不同。动物和植物，生物与非生物，也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按照恩格斯的看法，生命也不过是“蛋白质存在的一种形式”而已。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生命的尊重就成了不必要的“迷信”了。的确，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砍掉一棵树与打死一只狗，杀掉一只猴子与杀死一个人，只有程度的差别，并无本质的不同，都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些蛋白质存在的形式而已。
2003年3月，SARS蔓延到香港。香港媒体连续报导疫情发展。博鳌论坛秘书长、中共前对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责怪说：“香港的报纸连续十天、二十天、三十天头版报导肺炎事件，谁还敢来？”“如果六百万人中有五十万人得了这个病，我觉得应该恐慌，但现时才三百多个就搞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有问题。”这种对生命极度漠视的心态，不仅在中共高官中普遍存在，就连普通百姓也常常深受其害而不自知。中共建政以来，造成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达8千万。然而许多中国人即使明白了这一历史事实，仍然觉得那一条条逝去的生命不过是个数字而已。这种漠视生命的心态，和中共灌输进化论不无关系。
中共不断灌输进化论的另一个恶果，是使人们觉得“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理所当然的法则。这样，在“国家”、“民族”这样美丽的口号下，对弱势者的劫掠便有了冠冕堂皇的辩辞：为了所谓的“发展”、为了所谓的“稳定”就无法避免牺牲。因此便有了何院士“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的豪言，便有了邓小平64时“杀20万，保20年稳定”的壮语。当这种法则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时候，人心对社会公义就失去了期望，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下滑。
4） 灌输现代科学的真实目的──压制信仰
自刚刚建政开始，中共就在全国范围不断开展所谓“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近几年又加入了“崇尚科学”的口号。几十年来学校教材都按照中共制定的教学大纲编写，确保课本知识只能成为中共的“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的佐证，而不会发生冲突。中共还设有专门的“科学技术普及法”，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设立了由政府出资的“科技馆”、“科普站”，其重要任务之一是配合“中央”在基层进行大规模的“科普”活动、举行“破除迷信”、“反对邪教”展览等等。几十年的灌输，使大多数人头脑中不但牢固树立了科学至上的观念，而且更将其上升到政治高度。于是“反科学”、“搞封建迷信”不仅仅是个人信仰的选择问题，而是祸国误民，甚至应当全民共诛的“罪行”。
事实上在现代科学更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也从来没有用科学的棒子去批判任何信仰。在各大学里，学生有充分的自由组织各种信仰团体，政府和校方不但不会干涉，反而鼓励多元文化的繁荣。西方国家虽然也有政府支持的科普活动，但与扫除“迷信”、反对“伪科学”等毫不相干。这些活动往往是普及灾难逃生常识等等，如从幼稚园、小学生开始就设有灾难逃生等课程，经常演习训练个人在火灾、飓风、地震、海啸等灾害发生时的应变技能。可是不但在中共的教学大纲中没有这些内容，甚至在灾害频发的地区，这些内容也不是当地的科技馆、科普站的重点。这是因为中共灌输现代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强国富民，而是为了压制信仰。本来一个人的信仰完全是个人的行为，即使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也不得不承认公民的信仰自由。但是中共祭起“科学”的大旗，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给各种宗教信仰扣上“迷信”、“反科学”，扣上导致人民“愚昧”、“落后”的政治帽子。这样铲除信仰就披上了科学“卫道士”的外衣，甚至于还可以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因为“迷信”会导致国家“落后”。
中共建政之初，1950年开始便在全国各地大规模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三百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
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民间信仰法轮功，也是以“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口号为其撑腰，以“反邪教”的名义对法轮功进行镇压之后，又进一步对其他气功门派、地下教会进行镇压。警察抓捕基督教地下教会信徒的理由往往直接就是“信神就是反党”。究其根本原因，以无神论为基础的中共独裁政权的确容不得民间对神的信仰，容不得在“党中央”之上还有至高无上的神。
虽然中共通过灌输进化论和现代科学来确立其理论根本——无神论，甚至还造了一个唬人耳目的词语叫“科学无神论”。然而就科学发展本身而言，它并没有证实无神论。按照正统宗教的观点，人是神造的，人否定神的存在，就如同实验室培养皿中的细菌企图否认人的存在一样是徒劳的。因为从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来讲，对于无神论的证实，必须要求在整个宇宙所有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否认神的存在，这当然包括人类远未认识到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宇宙如此之宏大、多样、复杂，谁能保证，从浩瀚的宏观到无限微观，只有人是高级生命呢？甚至谁能保证，生命的存在形式只能依赖于我们所知道的蛋白质、氨基酸的形式呢？进一步讲，现代宇宙学认为人类无法观测的暗物质占宇宙的2/3，就是说即便穷尽人类现有的观测技术尚有2/3的宇宙属于未知；现代理论物理更提出膜世界理论，认为我们的宇宙不仅仅只是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三维空间，认为许许多多空间是以多层膜的形式存在于一个多层超空间上。就是说还可能存在着另外的空间。那么谁能保证另外的空间没有高级生命呢？如果另外空间存在高级生命，如果他们具备远远超越人类的大慈悲，具备了悟宇宙真理的大智慧和超凡的能力，那对人类而言他们不就是佛、道、神么？因而不论从逻辑上和技术上讲，从科学的角度证实无神论是不可操作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并不反对任何个人信奉“无神论”。作为个人而言，信神与不信神都应当是无可非议的自由选择。在正常的社会里有神和无神的信仰完全可以并存不悖。但是当政府以强制手段在全社会灌输无神论，压制对神的信仰而造成整个社会的信仰迷失，必然会使原有的传统社会价值体系丧失依托，从而导致全社会滑向物质主义、纵欲主义的泥沼。
5） 中共不讲“科学”，马克思主义反自然
尽管中共把自己打扮成科学的卫道士，而且还特别豢养一批御用的“反伪科学”专家，“反对迷信、反对伪科学”由政府出资大力宣传，其高调甚至超过科学发达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但却无法掩盖中共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处处违背自然规律的实质。
2006年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长篇调查报告《唐山警世录》在1月甫出不久即被中共宣传部门悄悄下令封杀。因为书中披露，在大地震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多次准确预测了将要到来的灾难。
然而当时中共政局紊乱，政治稳定高于一切，无人敢上报或公布对地震的预测。唯一例外的，是河北青龙县科委有人在一次非正式场合得到国家地震局一位技术人员关于震情的预测通报，并将震情通知到县里每一个人。因此，距唐山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在1976年的大地震中无一人伤亡。这一奇迹作为特别案例被联合国公众管理和灾害科学全球整合计划记录下来。
即使到了今天，中共政治挂帅，违背自然规律，犯下危害百姓生命财产的罪行仍然不断。2003年全球流行的萨斯（SARS），2002年11月最先在中国广东省爆发，但当时中共内部正面临党魁江泽民16大退位问题的争执，为了政权稳定而将疫情瞒下，最后错过春运前控制疫情扩散的机会，导致SARS全球爆发。这里哪有一点科学态度的影子？
几十年来中共好大喜功，为了狂热的政治目标做出无数违背自然规律的蠢事，最后遭殃的却都是中国百姓。比如三峡工程的上马就是中共导演的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科学决策”表演。1986年，中共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以期通过这一跨世纪的浩大工程，“全面展示改革开放成就”，展示中共驾驭自然的能力，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作注解。于是反对工程上马的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有意没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共领导人写信，痛述三峡工程将造成的危害。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中共对此没有任何回应。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即将结束时，正赶上1989年64事件，有的三峡工程反对人士被牵连入狱，另一些反对派也因而受到压制。当时生态环境论证组报告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此外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科学院三峡领导小组办公室，也有一批专家反对三峡工程上马。这当然不为中共所喜，于是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技术负责人潘家铮于1990年7月6日，在国务院召开的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上，将三峡工程论证生态环境组的“弊大于利”的结论改为模棱两可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随后长江水利委员会又以原生态环境论证组的报告的大纲未报国家环保局审批的程序瑕疵为借口，否定了该报告。短短的6个月后，在重新编写的报告中，结论却成了“利大于弊”。1991年3月，中共党魁江发出批示：“看来对三峡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也应该开始做点准备。”1991年底和1992年初起，中国媒体大量正面报导三峡工程，反对的声音则被完全压制下去。
2000年5月17日，力主工程上马的张光斗教授在发现三峡工程的实际防洪库容不可能达到设计标准的错误后，一再叮嘱三建委办公室主任“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三峡探索》总第二十七期）。
此外，海内外专家指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远远大于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仅仅是三峡水库蓄水导致水流减缓、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质变坏而造成的损失，就将超过三峡工程的发电的经济收入。三峡工程论证中的环保主审人张光斗在工程上马后的2000年却发现三峡库区污染造成严重问题，曾建议拨款治理，他估计需3000亿元人民币（《三峡探索》总第二十七期）——需要注意的是三峡工程总投资是1800亿元。由于工程问题太多，以至于后来中共没人愿意承担责任，2006年5月这个跨世纪大工程竣工，现任中共领导人竟无人出席典礼。
在中共那里，“科学”和“科学家”都不过是听从政治需要的奴婢，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倒在地，任意践踏；需要的时候又成了打击异己的棍子。一方面，敢讲真话、有独立人格的科学家如黄万里，在中共治下却只能抱憾终生；另一方面，又有一批善于迎合中共胃口的“科学家”，如前面的讲的潘家铮、张光斗等，都因为“听话”而得到重用。当中共需要“科学界”支持镇压法轮功等民间信仰的时候，两人又都摇身变成了所谓“中国反邪教协会”的发起人。
中宣部有个科学处，主管科学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今天中共的“反伪科学”旗手何祚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曾是该处的一员“大将”。上个世纪中宣部科学处发起所谓批判“伪科学”运动一个接一个，几乎波及到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例如：对摩根基因学说的批判、对孟德尔遗传学的批判、对梁思成建筑学的批判、对马寅初人口学的批判、对量子力学一些理论的批判、对相对论的批判、对控制论的批判等等。典型的批判如，控制论被说成是企图用“纯技术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现象，从而掩盖了资产阶级社会腐朽没落的根本原因”；爱因斯坦被说成是“自然科学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相对论，则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大爆炸宇宙论和现代宇宙学是“学术领域唯心主义的典型”，是“供给宗教和科学以新的论证”的伪科学，等等。
中共几十年来杀人、搞运动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为了建立所谓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然而被中共冠以“科学”的经典——“共产主义理论”——实际上却恰恰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歪理邪说。按照共产主义理论，所谓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其理论基础是通过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达到“按需分配”的天下大同。然而不幸的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
由全球专家组成的民间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人类的生产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下去，首次在全球范围唤起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极大关注。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影响全球的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就指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不能分割；地球的资源和能源远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据此，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换句话说，说由于人类发展的需要和地球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达到共产主义所谓“按需分配”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理论的时候，人类正处于工业化时代的初期，对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认识远远不足，共产党却把马克思100多年前提出的“共产主义”理论当作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本身就是愚昧和盲从的态度。
6） 科学家信神并不妨碍其作出科研成就
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时问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为什么美国科学这么发达，还有那么多人信仰宗教？这是中共党魁本身的愚昧无知的典型代表。其实，每一个中国人也应该问一问中共，中共动用政府力量竭力灌输现代科学、宣传所谓“科学无神论”几十年，为什么堂堂13亿人口的大国还没有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海外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反而恰恰都没有经历过中共的灌输？其实这正是因为，中共灌输现代科学，并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科技，其实质是为了压制信仰，钳制思想自由，而科学创造所需要的正是自由的思想环境。中共的灌输方式，却极力把科学和信仰对立起来，在民众头脑中形成一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以为对神的信仰必定导致“愚昧”、导致“反科学”，把宗教信徒都描绘为一群没有多少文化而寻求心灵安慰的受骗者。
事实上，翻开历史我们就会看到，科学发展鼎盛时期的伟大科学家，包括哥白尼、笛卡尔、伽利略和牛顿等均称自己绝对信仰造物主神，认为这个世界——神的杰作是有矩可循的，正待科学家们去发现证实。科学研究和个人对神的信仰根本就不是如共产党所宣扬的水火不容的关系。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有一大批名垂史册的大科学家是有宗教信仰的“有神论”者，比如现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开普勒、近代化学的开创者波义耳、电解原理的发现者法拉第、电报的发明者莫尔斯、热功当量的发现者之一焦耳、电磁理论的集大成者麦克斯韦、被誉为原子理论之父的道尔顿、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青霉素的发明者弗来明、微生物学的创始者巴斯德等等，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典物理学巨匠牛顿。牛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中共无法掩盖这一举世公认的事实，于是在教科书中刻意把牛顿说成是晚年涉身宗教，并因此无所创造，误导人以为其早年众多的科学发现是在“无神论”的世界观指导下做出的，而晚年其宗教信仰阻碍了科学创造。然而事实是，牛顿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远早于其从事科学研究，并且对神的信仰终生未变。牛顿早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就已经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了。他经常在笔记本或课本的空白处写下他的祷告，至今仍有许多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他更经常和室友魏金斯在校外分发圣经给穷人，向他们传福音；因此购买要分发的圣经成为牛顿学生生涯中除了房租与伙食费外最大的花费。甚至牛顿对科学的思索也与他的祷告生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常在信仰的思索里想到科学，在科学的思索里想到信仰。以至于后来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曼纽在其所著的《牛顿传》中都说：“近代的科学是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瑞特．乍克曼博士1977年在其著作《科技英才——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统计材料，自从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美国获得该项科学奖的286位科学家中，73%的获奖者是基督徒，19%是犹太教徒。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曼曾说“许多科学家确实既相信科学，也相信上帝–启示的上帝，而两者可以完美地一致”。现代航天科学之父冯．布劳恩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也许可以视作对费曼的注解：“宇宙的无边神奇只能证实我们关于造物主确定性的信仰。我发现理解一个不承认在宇宙后面存在超理性的科学家和领会一个否认科学进步的神学家一样困难。”
7） 实证科学并不是探索宇宙规律的唯一方式
1994年3月1日，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正式开始挖掘。考古学家在二号坑内发现了一批青铜剑，剑身上共有8个棱面。考古学家用游标卡尺测量，发现这8个棱面误差不足一根头发丝。已经出土的19把青铜剑，剑剑如此。更令人称奇的是，它们在黄土下沉睡了2000多年，出土时依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科研人员测试后发现，剑的表面有一层10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世界，因为这种“铬盐氧化”处理方法，是近代才出现的先进工艺，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先后发明，并申请了专利。
无独有偶，在考古人员清理秦皇一号坑的第一过洞时，发现一把青铜剑被一尊重达150公斤的陶俑压弯了，其弯曲的程度超过45度，当人们移开陶俑之后，令人惊诧的奇迹出现了：那又窄又薄的青铜剑，竟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恢复。当代冶金学家梦想的“形状记忆合金”，竟然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墓葬里。“形状记忆合金”目前用途很广，连女人的胸罩都用上了，也就是“记形罩杯”，可是有谁想到过，上世纪80年代的科技文明，为什么竟然会出现在公元前200多年以前？
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设上述神奇的铸造技术并没有留下实物而是记载在中国古籍之中的，并且我们是在上世纪初现代人类尚未发明类似技术的情况下发现这些古籍的记载的。按照中共党文化所谓“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明的观点，现代人都不可能实现的技术出现在古籍中，那一定是“迷信”或“艺术想像”。同时御用“反伪”、“打假”的打手们也一定会引经据典，论证其荒谬。
实际上，这正是中共长期灌输现代科学，致使人们而把现代实证科学奉为唯一真理的僵化思维表现。受这种这种思维影响的人，对现代科学尚未探索的领域、所不能解释的现象一概排斥，甚至扣上“伪科学”、“迷信”的帽子而大打出手。
中国古代科技并没有走上西方实证科学的路，但能不能据此而将其视为荒谬呢？由前面的假设中我们不难想到，华夏祖先数千年来留下的文化遗产中那许许多多被视为“迷信”的部份中，一定也有现代科学所不能认识的古代文明精粹。古代中医发现了经络、发明了针灸，如今现代科学已经采用测量皮肤电阻等方法证实了经络和穴位的客观存在，中医的作用也已为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并高度评价。人体经络、穴位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特征，只体现在活人身上，经络运行受人的精神作用的影响，而且几乎没有解剖结构特征。按照实证科学之路，采用西医的解剖方法，是根本无法发现的。特别是古人还用天干地支的五行生克发现了穴位开合与能量流注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以此应用于临床治疗可获得显著的疗效，这更是以解剖为基础的西医难望其项背的。实际上中国古人是通过打坐修炼而体察到经络的运行的，明代李时珍在其所著《奇经八脉考》中就说“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中国古代科学讲究天人合一，是把人的物质身体、人的精神和整个宇宙视为有机的一体，直接进行整体研究的。
很显然，一旦需要把人类本身的精神活动也纳入研究对象的整体环境时，实证科学所要求的重复试验过程、分解还原等等手段都不再适用。从这一点来看，那些抡起实证科学的大棒子打击中国传统修炼文化的人，自以为真理在握，实际上恰恰是被党文化一叶障目，把现代科学宗教化、权威化，甚至政治化了。
8） 实证科学的局限
由于现代科学已经渗透人类生活相关的几乎所有领域，这使得中共很容易就采用僵化的思维方式来灌输现代科学，以至于许多人不自觉地把现代科学等同于真理，而“不科学”的也就成了谬误的代名词。实际上科学（Scie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原意是“学问”的意思，和真理根本不是一回事。广义上讲，科学是探索和不断接近宇宙规律的方法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现代科学是以形式逻辑和实证方法为基础的认识和探索物质世界规律的一套方法及其知识体系，在这里我们称之为实证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证科学并不等同于终极真理，它应当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事实的检验，并伴随着人们认识能力和事物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同时我们也不能保证现代实证科学的探索方法就是探索宇宙真理的唯一方法。
现代科学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已经逐渐给人类带来许多头疼的难题。一批有远见的科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现代科学的局限了。来自西方的实证科学的哲学基础，是把一个完整的世界划分为两个独立的范畴：物质与精神，由此而建立的自然观把人和自然、人和世界、心与物分割开来。其后果就是不能实证精神活动的本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而人的生命恰恰是精神与物质的一体。
这样一来，精神活动游离于现代实证科学的视野之外，道德更是没有物质基础的纯粹说教，人和自然也不再是完整的一体，其后果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由人主导的科学发展却有着很大的盲目性。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由此引发的工业革命带来大规模利用化石燃料的能源新时代，谁也没想到200年后的人类会因此陷入温室气体带来的窘境；杜邦引以为傲的发明——氟利昂，作为当时最理想的制冷剂，给人类带来无数便利，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由于它对臭氧层的破坏而几乎成为毁灭人类的杀手；可卡因是临床上局部麻醉的良药，因为发现了它，才有更多的生命从无影灯下被拯救。然而今天，可卡因的吸食者以千万计算，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可卡因毁灭的生命比它拯救的还要多；爱因斯坦发现质能方程（E=MC^2）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几十年后“核威胁”成为人类头上挥之不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对人类是福还是祸，不能由科学本身来解决，只能由人自己来解决，在这一点上他想不出，除了传统宗教之外，还有什么能与之相媲美。他说“如果我们从先知者们所建立的犹太教和耶稣基督所教导出来的基督教中，把所有后来附加上去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传教士所附会上去的那些东西统统除掉，那就留下了能够医治人类社会一切弊病的教义。”在此，爱因斯坦已经认识到了现代科学由于将精神和物质分离而带来的局限。
尽管普通民众，特别是许多受中共党文化灌输而相信现代科学无所不能的大众，尚不能认识现代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危机，许多清醒的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了。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有各国首脑参加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一封有12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签名的信送到了大会，引起反响。信中说道：“人类与自然已经处于强烈冲突之中。人类活动导致了环境和关键资源的严重破坏，而这种破坏经常是不可再恢复。如若不进行检讨，我们的许多活动将把我们所希望的人类社会和动植物王国的将来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而且可能把这个生命世界变成不能维持任何我们所知道的生命方式的世界。为了避免将要到来的冲突，本质上改变(人类活动)已迫在眉睫。”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无意指责现代科学。在这里指出现代科学的局限，是为了澄清党文化造成的误区，揭示中共灌输现代科学的真实目的——压制信仰、灌输无神论，最终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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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五千年文化是从天地、神明和人的关系而确立的自上而下的价值体系，敬畏神明、相信天命和善恶报应、讲求顺应天道、返本归真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共高举“崇尚科学”、“破除封建迷信”的大旗，把这些的核心价值一概贬为“封建糟粕”，同时通过灌输未经证实的进化论和灌输片面化、宗教化的现代实证科学为手段，以残酷的政治斗争为暴力依托，而达到其推行无神论和斗争哲学的目的。虽然今天的中共出于装点门面也不得不表现出推崇传统文化的样子，但因为其无神论的基础已在中国确立，对神的信仰几乎已成为人人皆可嘲笑的“愚昧迷信”，无论其装修多少庙宇、建立多少“孔子学院”、提出多少诸如“八荣八耻”、“构建和谐社会”之类动听的口号，中华文化的神韵早已被中共抹杀。这种失去了内核价值的文化形式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共借暴力之威强行用“无神论”改造人们的思想，敬天敬神、道法自然的传统文化几乎被中共连根拔起，以至于今天的社会秩序仅仅是靠着老年人遗留下来的一点传统道德观念维持着，而缺乏信仰的道德与文化显得如此苍白和弱不禁风，随时会被横流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纵欲主义所彻底湮灭。当华夏的美德被洗劫一空，当善恶有报的信仰被贬得一钱不值的时候，人们不再探寻生命的价值，也无须追求人格的完善，人们心中没有任何顾忌，所剩下的只是“活在当下”的“潇洒”、感官的满足和对欲望的无度追求。中共思想改造的结果，使中国人的心灵没有了归宿，使中华民族丧失了立命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