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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4)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第二章 欧洲发端

目 录

1. 马克思信仰的是反神的邪教
2. 马克思主义出现的历史背景
3. 法国大革命与共产主义
4. 巴黎公社是共产主义在世间起家的开始
5. 共产主义向世界扩散

引言

许多正教中都留下了预言,许多也都已应验。而且这并不是一个宗教独有的现象,其它还有像法国诺查丹玛斯留下的《诸世纪》,以及秘鲁、韩国等的传世预言。而在中国,在汉、唐、宋、明代都有系统的预言,其准确性让人惊讶。[1]

预言现象说明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也就是历史并非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反而像是一个事先写好的剧本,其发展方向和重大事件都是久远年代前就已经安排好的。在历史的最后时刻(这一时刻也可能是新一个历史大周期的开始),则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在等待的事件──救世主会来到人间。

在电影编剧中有一个基本的常识,那就是「一切为了高潮」。为了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编剧要设计许多人物和安排许多事件以促成这个高潮的到来。[2]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历史这个剧本的高潮就是救世主大显神迹之前的最后正邪大战,而许多事件都是为此而做的安排。也就是说,为了最后的高潮,魔鬼在世间做了细密的安排以毁灭人类,而另一方面全能的创世主也慈悲安排了在最后关头唤醒迷失的人们、让人摆脱魔鬼的得救之路。这一切造成了人世间的复杂局面。

世界上许多正教都预言了最后创世主回到人间,也有很多宗教预言在此时将有非常可怕的事情出现,万魔出世,世间乱象丛生,人的道德也非常败坏。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实。

人的这种败坏并非一朝一夕所致,重要原因之一是无神论的盛行,并用欺骗性的理论来蒙蔽人们的头脑。这种欺骗在马克思之前已经开始出现,而马克思是集各种欺骗之大成者,并形成了一个貌似包罗万象的理论。列宁则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极权暴政。简而言之,马克思就是为了最后干扰人使人不能认识创世主的魔鬼。他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所宗奉的是邪教,他的理论是魔鬼的代言。

1. 马克思信仰的是反神的邪教

马克思一生中出版过大量书籍,广为人知的两部为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和1867年至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而鲜为人知的是,西方的马克思研究者发现,马克思经过了一个魔变过程,使得他成为魔鬼的代言人。

马克思年少时曾在作文里热情洋溢地赞美上帝,但是后来神秘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出现了。

马克思在《绝望者的魔咒》(Invocation of One in Despair)中道出了一些端倪。

「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一个灵攫取了我的所有;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我剩下的只有恨仇。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3]

马克思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一个时代已然落幕,我的众圣之圣四分五裂,新的灵必须来进驻。」「一种真正的不安占据了我,我无法让这躁动的鬼魂平静下来,直到我和疼爱我的你在一起。」

在马克思的诗《苍白少女》中,他写道:「因此,我已失去天堂,我确知此事。我这曾经信仰上帝的灵魂,现已注定要下地狱。」

马克思的亲人清楚地感觉到马克思的魔变。1837年3月2日,马克思的父亲写信告诉他:「我曾期盼有朝一日你会大名鼎鼎、获得世俗的成功,但现在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它们并不能使我快乐。只有不让魔鬼转化你的心,我才能快乐。」

而马克思的儿子Edgar,在1854年3月21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开头就是惊人的一句「我亲爱的魔鬼」。

马克思的女儿写了一本书,说在她小时候,马克思给她和她的姐妹们讲了许多故事。她特别喜欢的故事与一个叫Hans Röckle的人有关。这个故事被连续讲了几个月,似乎永无完结。Hans Röckle是一名巫师,他有一间玩偶商店,并有巨额负债。他是巫师,但他经常缺钱,因此,无论他是否情愿,他必须将那些可爱的玩偶一个接一个地卖给魔鬼。

马克思卖给魔鬼的不是玩偶,而是自己的灵魂,从而换取自己想要的成功。在《演奏者》一诗中,马克思有段奇异的自白:「地狱之气升起并充满我的头脑,直到我发疯、我的心完全变化。看见这把剑了吗?黑暗之王把它卖给了我,它为我抽打时间,并给我印记,我的死亡之舞跳得更加大胆了。」[4]

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在其《马克思》一书中评论道:「我们可以猜想,那些永不完结的故事,就是马克思的自传。他用魔鬼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也具备了魔鬼的特性,有时他似乎意识到他在行使魔鬼的职责。」[5]

马克思的灵魂走向邪恶、反对神的同时,他走向了与正教相反的邪教信仰。沃格林如此写道,「马克思知道他是一个创造世界的神灵。他不想成为受造物。他不想从受造物的生存视野来看这个世界……他想从对立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的角度,即从神的立场来看世界。」[6]

在《人之傲》(Human Pride)一诗中,马克思表达了要摆脱神、要和神平起平坐的意愿。「带着轻蔑,我向世界挑战,在世界的脸上,到处投掷我的臂铠,这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倒下、抽泣、倾没,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灭我的喜悦。那时我将如神一般,穿越已成废墟的王国,凯旋而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业,我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

持邪教信仰的马克思从反叛的视角写道:「我一直想对造物主复仇。」「神的想法是一个变态文明的蓝图,一定要消灭它。」

马克思死后不久,他的前女佣海伦(Helen Demuth)说:「他(马克思)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病重时,他独自在房间里,头上缠着带子,面对着一排点燃的蜡烛祈祷。」分析指出,马克思的祈祷仪式不是犹太教的(也不是基督教的),真实的马克思不是无神论者。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一些伟大的人物,在度化众生的同时,也奠基了几大文明。如耶稣奠定了基督教文明;中国的历史上有老子,奠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支柱──道家思想;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这些伟大人物,尽管人们在研究他们的思想来自哪里,但耶稣几乎没有上过学;释迦牟尼和老子即使读过很多书,但他们的智慧却是修炼开悟而来,并非人间的知识。

与上述那些文明初创时应运而生的觉者相比,在文明走向最后正邪大战的时候,也必有应劫而生的魔鬼代言人。马克思的知识虽然借鉴了一些前人的理论,但其最终来源却是直接来自邪灵。他在《关于黑格尔》一诗中狂妄地写道:「因为我通过冥想发现了最深奥和最崇高的真理,所以我如同上帝一般伟大,我以黑暗为衣裳,就像『祂』那样。」

马克思在邪灵的安排下来到人间创立共产邪教,以败坏人的道德为途径,最终达到让人背离神并最终被永远销毁到地狱中的目的。

2. 马克思主义出现的历史背景

邪灵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世间做了种种理论准备,包括创造出某种社会形式以适应共产邪教的传播。在这两方面我们也稍作梳理分析。

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影响。费尔巴哈就否定神的存在,认为宗教「不过是对于知觉的无限性的认识;或者说,在对无限的认识中,有意识的主体以其自身本能的无限性作为认识的对象」[7]。如果我们把费尔巴哈的理论做更通俗的阐述,他的意思是上帝不过是人造出来的,是人通过想象把自己的能力放大之后的结果。

费尔巴哈的理论可以让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出现和泛滥有一种更新的理解。也就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机器的发明、物质的丰富、医学的进步和给人提供的各种享受及娱乐能力的提升,人依靠上述物质基础也能追求到幸福。如果人仍然不满,还有一项阻碍就是社会形态的限制,因此人通过发展科技和改造社会,就会在人间建立「天堂」而不再需要神,这也正是共产邪教引导人败坏或相信其邪教理论的重要手段之一。

费尔巴哈并不是最早否定基督教的人,例如弗里德里希‧斯特劳斯(Friedrich Strauss)就在他1835年出版的《耶稣传》(Life of Jesus)里质疑《圣经》的真实性和耶稣的神性。这样追溯上去,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甚至古希腊时期。但这并不是本书的目的。

尽管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早出版了十一年,但达尔文的进化论「假说」却给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貌似「科学」的依据。如果一切物种都是自然发生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结果,而人又是最高级的生命,那么这里自然排除了神的位置(进化论中有很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甚至漏洞百出,此处限于篇幅略去具体分析)。1860年12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虽然《物种起源》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8]这本书「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9]

自然科学领域的进化论和哲学领域的唯物论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两大迷惑人的工具。

除了理论准备之外,马克思时代的社会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马克思出生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1769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欧洲从家庭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农业的发展释放出很多剩余劳动力,可以参与到工业生产中来;自由贸易的发展,让产品可以营销各地;金融革命则为工业革命注入了资本,这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化必然带动城市的兴起和人员、知识、观点的流动。在城市中,人们的关系不像农村那么密切,即使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也可以在某个城市安家立业,甚至著书立说。马克思,也就在被德国驱逐后,辗转法国和比利时,来到伦敦并居住在贫民窟中。

马克思晚年的时候,已经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内燃机、化学等相继出现。随后电报和电话的发明,让通信也变得快捷方便。每次社会变动的时候,由于人类缺乏经验,因此会产生贫富分化、经济危机等问题,这为马克思指责社会形态充满罪恶、必须彻底砸碎的言论提供了传播的土壤。而同时,这些新的科技又增强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放大了人的傲慢。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与其说这些社会变动和理论准备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和传播,毋宁说是魔鬼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和传播而提前创造了那些条件。毋庸赘言,魔鬼也利用某些既成的社会现象,达成自己的邪恶目的。

3. 法国大革命与共产主义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其影响极为深远。它不仅推翻了传统的君主制,颠覆了传统的社会秩序,更开始了一场暴民的狂欢。正如恩格斯所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10]

法国大革命后掌权的雅各布宾派深谙此道,其领袖罗伯斯庇尔实行恐怖统治,不仅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而且杀死了多达7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完全无辜的。后人在罗伯斯庇尔的墓志铭上写道:「过往的行人,不要为我悲伤。如果我活着,你们一个也别想活。」

雅各布宾派实行的三方面恐怖政策都与后来的共产党非常相似,包括政治恐怖、经济恐怖和宗教恐怖。

其政治恐怖的做法,一如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肃反。革命者改组革命法庭、在巴黎和各地设立断头台、由革命委员会决定嫌疑犯身分、中央特派员在各地方和军队中拥有一切大权、无套裤汉(即无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地位十分显赫、各革命团体对敌斗争的加强等等,是政治恐怖的主要内容。作为其代表的是1794年6月10日的牧月法令。根据该法令,取消了预审制和辩护人,惩罚办法一律定为死刑,在审判中如缺乏物证,可以按「意识上的根据」和内心观念去进行推断和判决。牧月法令的实施使恐怖严重扩大化了。据统计,在整个恐怖时期,大约有30万到50万人被当做嫌疑犯关入监狱。[11]

其经济政策的做法,类似于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例如1793年7月26日通过的严禁囤积居奇的法令规定:「凡是囤积商品或日用必需品、损坏商品质量、将其隐藏起来而不予出售者……均以刑事罪论处。凡违反该项法令者,除没收其商品外,并处以死刑。」[12]

其宗教政策,则以摧毁天主教为特征。法国原本是天主教会最大的支持者。但雅克‧埃贝尔、皮埃尔‧肖梅特和他们的支持者创立了一种无神论信仰,称为「理性崇拜」(即所谓「启蒙时代」所高扬的「理性」),其目标在于消灭天主教。[13]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废除了基督教历,实行共和历。11月10日,巴黎圣母院被改为「理性庙」,由一个演员扮演「理性女神」供大家膜拜。一个新的基于无神论的「理性教」迅速在巴黎铺开,一周之内巴黎除了三座教堂外的所有教堂都被关闭。宗教恐怖运动很快遍及全国,一批教士被逮捕,有些被处死。[14]

法国大革命不仅在做法上为后来的巴黎公社和列宁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提供了借鉴,在思想上和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也有内在的联系。

亲身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Francois Noёl Babeyf)已经具体地提出了「消灭私有制」。马克思称许他为第一个「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法国在19世纪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很深,在巴贝夫思想的影响下,秘密社团「流亡者同盟」(League of Outlaws)很快在巴黎兴起。德国裁缝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在1835年抵达巴黎后加入该社团,在其领导下,「流亡者同盟」于1836年更名为「正义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

在1847年6月的一次大会上,「正义者同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年前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委员会」(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合并,组成了由两人领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国际共运的基本文献《共产党宣言》。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欧洲就陷入了极度的动荡,各地所谓的「革命」此起彼伏,从拿破仑掌权到被推翻,之后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各地、德国、比利时、波兰等都被卷入这场大潮。到1848年时,革命和战争遍布欧洲。这种动荡成为共产主义思想迅速传播的媒介。

1864年马克思等建立了国际工人联合组织,史称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马克思是实际上的领袖。马克思通过共产主义成为了工人运动的精神领导者。《共产党宣言》大行其道。

在第一国际中,马克思是第一领导人,他一方面试图创建一个由纪律严格的革命者组成的核心,以煽动工人采取暴力行动;另一方面,他也要在这个新的组织中清洗掉那些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比如巴枯宁,他是第一个对革命感兴趣的俄国人,并狂热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但由于他的领导力吸引了第一国际的许多成员,马克思于是指控巴枯宁为沙皇间谍,并将他从第一国际中开除。[15]

第一国际领导的最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当属其法国支部领导的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

4. 巴黎公社是共产主义在世间起家的开始

巴黎公社的背景是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后,尽管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宣布投降,但普鲁士人还是围困了巴黎。普鲁士人很快就撤走了,但战败的羞辱和长期以来积累的法国工人对政府的不满却爆发了出来。新成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临时首脑梯也尔撤到了凡尔赛,由此在巴黎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

1871年,巴黎公社由社会底层的暴民和流氓领导的武装叛乱开始,其领导成员包括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激进分子。有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作为支撑,有着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直接参与,他们运用了无产者进行社会革命,毁坏了人类文明传统,要改变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他们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杀戮和破坏。毁掉了巴黎及城中的大量文物、古迹和艺术品,对法国文化造成了重大破坏。一个工人曾发问:「那些我根本没钱买票进去的古迹、歌剧院、咖啡音乐厅对我有什么好处呢?」[16]

当时的见证人表示,「巴黎公社是残忍、无情的,是1789年血腥革命的遗产。世界上看过最多的罪恶,是血腥和暴力的革命,参与的人是亡命徒、土匪、无神论者、疯子,他们被酒和血灌得大醉。」[17]

法国大革命开始,法国内部已经形成了传统和反传统的对立。巴黎公社的名誉主席说:「有两个原则把法国一分为二,一个是正统的原则,另一个是人民主权的原则。人民主权的原则团结着所有争取未来的人民群众,他们受尽剥削的折磨,所以要求打倒这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框框。」[18]

他们的信念部分来自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的仇恨,「国家少了一个劳动人民就会贫穷;而国家少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则会富裕;死掉一个富人是一件好事。」当时的氛围是「无产者像盗贼一样准备夺取财产」。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表示,「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即要求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如果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19]

巴黎公社具有共产主义的典型特征,纪念法国英雄拿破仑的旺多姆圆柱被摧毁;公社没收教会财产,屠杀神职人员,禁止在学校中教授宗教内容,给神像穿上现代的衣服,叼上烟斗(这与后来实施共产独裁的国家以武力贯彻国家无神论,给宗教和传统信仰带来空前浩劫,何其相似);在当时的右翼人士看来,公社就是收集再分配富人财富搞共产的代名词。女权主义也大行其道,女人甚至教唆男人放火破坏艺术品。中国人张德彝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叛勇不惟男子犷悍,即妇女亦从而助虐。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居则高楼大厦,食则美味珍馐,快乐眼前,不知有死。其势将败,则焚烧楼阁一空,奇珍半成灰烬。现擒女兵数百,迅明供认,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辈之谋。」[20]

由此看来,巴黎公社覆亡前夕的疯狂举动不足为奇,1871年5月23日,公社当局在最后一道防线被攻破之前,下令焚毁卢森堡宫(法国参议院所在地)、杜伊勒里宫、卢浮宫、巴黎歌剧院、巴黎市政厅、内政部、司法部、王宫(Palais Royal)以及香榭丽舍大街两旁的豪华饭店和高级公寓楼,「宁愿见其消亡,也不留给敌人」。晚上7时,社员携带焦油、沥青和松节油,多处纵火,曾经金碧辉煌的法国王宫杜伊勒里宫(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的正宫)化为焦土。纵火者还打算把邻近的卢浮宫也烧了,幸而梯也尔部队及时赶到,扑灭了火情。[21]

在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迅速地根据这个事件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对《共产党宣言》作的唯一「修改」,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5. 共产主义向世界扩散

共产主义由此变得更有破坏性,影响范围也更广大。1889年,是马克思死后六年、第一国际解散十三年、法兰西大革命一百周年,在这一年「工人国际会」复活,马克思主义者们开始重新聚集,史称「第二国际」。在共产主义指导下,打着「人类的解放」「废除阶级」等旗号,19世纪末的与马克思的名字相连的欧洲工人运动迅速成长。列宁评价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魔鬼靠谎言和灌输把共产主义输入人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到1914年,世界已有近30个社会党,各国建立大批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会会员达1000万人以上,合作社社员达700万人以上。「在这些欧洲国家中,几乎所有的社会思想,不论是否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存在政治上的联系,都明显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22]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开始通过欧洲向俄国和东方扩散,1886~1890年间,俄国的列宁开始接触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之后开始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俄语。经过被监禁、放逐之后,列宁旅居西欧,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

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成了推广共产主义的便利工具:当尼古拉沙皇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最终被推翻时,列宁被困在瑞士,半年后,列宁在十月政变中获得了权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建立了一个基地。俄国,这个横跨欧亚大陆、拥有古老传统及大量人口和资源的当时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这时,共产主义依然在全球成长,苏联和东亚邻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借着地利传入东亚,中国本土出现了共产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共产党在俄国篡夺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共产势力如洪水猛兽般地在欧亚大陆扩张。

苏共通过对世界局势的操控,用军事和外交手段,推行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斯大林表示,「这次战争和以往的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23]

「不久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罩上了阴影。没有人知道,苏俄和它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干些什么,以及他们扩张和传教倾向的止境在哪里。」[24]

在冷战期间,共产国家遍布四大洲,自由世界和共产阵营激烈对峙。整个世界却好比一个太极图,一半是冷的共产主义,一半是热的共产主义:自由世界的国家表面上不是共产国家,却在实践着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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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伟大的时代──预言中的今天》,正见网,https://www.zhengjian.org/node/14087。
[2] Robert McKee, Story: Style, Structure, Substance, and the Principles of Screenwriting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7).
[3] Richard Wurmbrand, Marx & Satan (Westchester, Illinois: Crossway Books,1986).
[4] Karl Marx, 「Book of Verse Scenes from Oulanem」, Early Works of Karl Marx.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5] Robert Payne, Marx.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8).
[6] Eric Voegel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 5, Modernity without Restraint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7] 费尔巴哈着,荣震华译:《基督教的本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11]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I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 280-281.
[12] Miguel A. Faria, Jr.,「The Economic Terro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Hacienda Publishing, http://www.haciendapub.com/articles/economic-terror-french-revolution.
[13] Gregory Fremont-Barnes, Encyclopedia of the Age of Political Revolutions and New Ideologies, 1760-1815 (Greenwood, 2007).
[14] William Henley Jervis, The Gallican Church and the Revolution, 239-241.
[15]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16] John M. Merriman, Massacre: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Paris Commun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17] John M. Merriman, Massacre: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Paris Commun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18] [法] 奥古斯特‧布朗基:《布朗基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9] Karl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20] 张德彝:《三述奇》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21] John M. Merriman, Massacre: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Paris Commune Massacr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22] Eric Hobsbawm,How to Change the World: Reflections on Marx and Marxism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3] [南斯拉夫]米‧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24] Winston Churchill, “Sinews of Peace” (Speech at Westminster College, Fulton, MO March 5, 1946).

(转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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