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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漫画开拓者丰子恺的文革遭遇

中国漫画大师丰子恺与其漫画像。(网路图片)

 

【大纪元2017年03月26日讯】(大纪元记者叶蓁报导)民国初年的刊物突然刊出这样一幅画:新月升空,房舍无人,唯有木桌、茶具、竹帘与大面积的留白。自这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问世,一大批名为“子恺漫画”的画作风行于中国,中国也从此有了“漫画”概念。

寥寥数笔,便勾勒出富含童真与禅味的画境,是中国漫画大师丰子恺画作的风格。画如其人,丰子恺对社会、对人生,也多抱以率真、随缘的心态。若非晚年生活在红色政权下,他本应过着半仕半隐、半僧半俗的潇洒人生。

中国漫画大师丰子恺。(网路图片)

绘画天才出少年

幼时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丰子恺却阴差阳错爱上了绘画。学习《千家诗》时,他被书本上的每页单色木版画吸引,便偷偷用颜料为第一幅“大舜耕田图”着色,不小心把后面数张纸浸透,招致父亲震怒。尽管如此,绘画的兴趣已在心底生根,他总是在学业之余练习绘画技艺。

十几岁时,私塾先生“搜查”出丰子恺藏在课堂的画谱,却“委以重任”,要他照著书中的形象,画一张放大着色的孔子像。在姐姐的帮助下,丰子恺先用方格放大法,按比例临摹出孔子形象,再用颜料上色。这幅画完成后,便挂于私塾堂前,成为学生每天必拜的圣贤化身。丰子恺的“小画家”名声也在家乡传扬。

1914年,16岁的丰子恺考入省城第一学府——浙江第一师范。在这所自由新潮、又充满浓郁艺术氛围的校园里,丰子恺遇到精通绘画、诗词、音律、佛学的艺术家李叔同。在他的教导下,丰子恺系统学习西方绘画理论,并坚持写生与观摩西方名画,使得绘画技艺突飞猛进。李、丰二人更以画结缘,缔结一生的师生情义。

丰子恺对漫画的兴趣,源于在一师的一件琐事。校长给学生训话时,高大的身材与矮小的讲台不成比例,丰子恺觉得这种反差很有趣,遂挥笔画出,立刻受到同学的喜爱。展现日常生活中饶有趣味的事物,正是丰子恺漫画的一大特点。不过在那时,他并不知道这种“漫画”奠定了他一生为之奉献的方向。

毕业后,丰子恺赴日游学,专攻炭笔画。一次在旧书摊上,他偶然发现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的画集,便为这种融汇西方构图技巧与东方画趣的简笔画所惊叹,更称其为“无声的诗”。1922年,丰子恺回国执教,并致力于创作漫画,逐渐为人熟知。

丰子恺作品《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网路图片)

漫画禅味一生缘

作家朱自清是他的伯乐。1924年,他第一个向丰子恺约稿,把他的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发表于自己创办的刊物《我们的七月》上,成功引起同行郑振铎的注意。郑振铎将丰子恺的作品名为“子恺漫画”,连载于刊物《文学周报》中。至此,中国始有“漫画”的概念,便是指丰子恺这样“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憨恣”的画作。

丰子恺的漫画取材于现实社会,题材多种多样,而表现普通人与民间生活是其主要题材。用一双灵慧而敏感的眼睛,捕捉平凡生活中的诗情画意,是丰子恺寻找灵感的法宝。作漫画时,他兴之所至,便随意挥洒,喜欢在表现现代生活的画作上,配以古诗词作标题,突出中国画的写意感。这类“古诗新画”大多风格简易朴实,内涵却含蓄隽永。

早期,丰子恺的画作常常在现实中抒发“温情的讽刺”,而后期逐渐钟情于儿童题材,把儿童的心态、生活细节展现在画笔下。他羡慕儿童的天真无邪,认为“人间最富有灵气的是孩子”,孩子是真正的“人”。特别是有了子女后,丰子恺更把他们当作模特,把他们玩乐、生活中的举动,定格在图画中,表现他对童心的珍视与呵护。

1918年,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剃度出家,成为弘一法师;9年后,丰子恺也随师皈依佛门,成为居士。在佛法中修行的他,时常在画作中流露出超脱尘外的禅意与悲悯众生的仁心。在丰子恺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有一部历时46年的巨制《护生画集》。为纪念弘一法师五十岁寿辰,他完成第一卷的50幅画作,并请恩师分别题诗。此后师生约定,丰子恺每十年完成一卷画集,画作数量与恩师寿辰相当,直至百岁。至1973年,丰子恺完成第六卷画集,“护生”之诺至此圆满。

这部《护生画集》既是寿礼,也是难得的佛教艺术珍品,内容多为动物漫画,包括戒杀、护生、善行三大主题,表达对生灵与自然的爱护。“护生”即“护心”,丰子恺以图像形式劝诫世人戒杀、放生,唤回人类道德与和平、仁爱、悲悯之心。丰子恺漫画中简约的形象与纯善的精神,或许正是它最打动人的地方。

丰子恺漫画《月上柳稍头》。(网路图片)

误信中共风波起

身处大师辈出的民国时代,丰子恺与李叔同、陈寅恪、沈从文等人一样,也是兼善多文化领域的博雅文人。幼年的私塾教育和一师的综合教育,培养了他多方面的才华。他不仅是漫画家,还是作家、翻译家、艺术理论家。他的妙笔,不仅能勾勒形象世界,还能用文字构建想像世界,在文学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丰子恺有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缘缘堂续笔》等,其闲适的文风与画风相似,呈现著对禅学的领悟及人性的关怀。他还有译作《源氏物语》《猎人笔记》等,艺术理论著作《丰子恺美术讲堂》《丰子恺音乐讲堂》等,可谓著作等身。

他的命运也与同时代的文化大师相似,当他们挺过抗战炮火,进入山河易主的时代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中共意识形态的专制与迫害。1949年,丰子恺定居上海,受中共邀请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起初,他被中共宣传的“共产主义”思想迷惑,以为中共将建立传统人士心中的“大同世界”,甚至以“被解放”的欢愉心态加入中共的文化改革活动。

1960年,丰子恺受命担任上海中国画院的首届院长;两年后当选为“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原本淡泊名利、远离政治的他,开始配合中共,在漫画中尝试具有政治宣传色彩的另类作品。当然,这类配合任务的作品,已经丧失丰子恺画风中最宝贵的艺术精神,也极少收录在他的画集中。

尽管被中共当局“重用”,丰子恺在最“风光”的时候也多次受挫,逐渐触及中共本质。1950年,在一场文艺界宣传方向的会议上,他直言不讳,表达对梅、兰、竹、菊等传统画的推重。他认为,“成天叫喊打倒谁、打倒谁也是很累的”,“四君子”画恰好可以“陶冶性情、松弛神经”。这番发言立刻引来暴风骤雨式的批判,说他“迷恋过去的老一套”,“妄图开历史的倒车”。

1962年,65岁的丰子恺在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做一番谴责“大剪刀”的发言。他说中共的文化政策像一把大剪刀,把冬青树剪成千篇一律的模样,破坏自然状态。很快他又成为被批判的标靶。在会议结束3个月后,有人编造出一份批判他的罪证,说他在散文《阿咪》中,提到的“猫伯伯”与“毛伯伯”谐音,影射毛泽东。

几轮批判下来,丰子恺对中共政权失望,有意退出政坛,然而在中共的专制统治下,独善其身是几乎不可能的。他不得不学会如何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下生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也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作自我检讨,把自己的过去批评地体无完肤。当党媒《人民日报》向他约画稿时,他不仅谢绝邀请,并捐出之前的稿费,以示对政治行为的退避。

丰子恺漫画《两家的父亲》。(网路图片)

日月楼中日月黯

1954年底,丰子恺一家搬迁新居,因在室内可以看到“日月运转”,便名为“日月楼”。在这一方天地中,他埋头绘画、写作,度过几年的清闲生活。然而当十年文革到来时,丰子恺在中共体制下的谨慎言行并没有让他远离劫难。由于他的社会地位与早年受批判的罪名,让他成为重点批判的对象。

1966年6月,上海中国画院出现一张从天花板垂到地面的大字报,批判的正是丰子恺的《阿咪》。后来“文革工作组”进驻画院,将院长丰子恺划为“反动学术权威”,扣上“反革命画家”“反共老手”“漏网大右派”等一系列罪名,更列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之一。他被勒令天天到单位“交代罪行”、接受批判;同时,关牛棚、游街、批斗、克扣工资等迫害接踵而至。

他的日月楼也难逃厄运。1966年底,上海房管所的“造反派”认为丰子恺已经被批斗,一家人却拥有很多房间,便强行派人占据一楼,迫使他们低价变卖楼下的家具。不仅如此,他的家还多次被查抄,电器、字画、书籍等都被运走,仅书画就装了4大箱,其存款也被尽数搜刮。

文革中最常见的自然是批斗。据丰子恺幼女丰一吟回忆,丰子恺被批斗的次数多,到过的地方也多,不仅在画院,还有少年宫、美术展览馆、造船床、车沟大队等地,恐怕连他自己都记不全。

在迫害中,他受尽精神与身体的种种非人折磨。比如“造反派”不顾他年迈的身体,强迫他爬梯子,张贴自己的大字报;把他按倒在地,在后背浇上一桶热浆糊,沾上大字报;半夜闯入丰家,把已经熟睡的他拖走游斗;剪掉他蓄了几十年的胡须。

1969年秋,丰子恺以72岁高龄,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改造。恶劣的环境、高强度的劳动及长期的高压生活,迅速压垮他的身体。不久,他感染风寒,高烧不退,才被送回上海。

面对无休止的欺辱,起初丰子恺有过短暂的不解与痛苦,但很快便用乐观洒脱的心态应对。他横下一条心,把关“牛棚”视如参禅,被批斗看作演戏;半夜被游斗,他说是“浦江夜游”;被下放劳动期间,他更笑称自己“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造反派”为罗织罪名,还对他的画作断章取义,做出《打倒美术家反共老手丰子恺》之类的专刊加以污蔑。丰子恺亦超然视之:“那些猴子批判我的画……连起码的知识都欠缺,却出来批这批那,往往使人啼笑皆非,所以我也就泰然了。”在以苦为乐的精神支撑下,丰子恺克服重重阻力,竟以过人的毅力完成《护生画集》与《缘缘堂续笔》两部重要作品。

在十年浩劫中饱受苦难,丰子恺终于在第9个年头被无情打倒。1975年8月,他因患肺病住院,于9月15日撒手人寰,终年78岁。这个文化大师,因为说了几句为艺术负责的真话,便被扣上一顶顶帽子加以批判,最终被折磨致死。这场由中共一手发动的文革运动,非独丰子恺一人之厄运,更是加诸所有知识分子的灭顶之灾,及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悲剧。#

参考资料:

丰一吟,《爸爸丰子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

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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