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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受难者:上海“歌仙”陈歌辛之死

“歌仙”陈歌辛。(网路图片)

【大纪元2017年03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叶蓁报导)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十里洋场,歌舞升平,涌现出众多明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光彩夺目的一页。而当中共占领大陆,这种文化盛况一去不返,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明星也成为专制统治下的受害者。
以流行音乐为例,上海滩出了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歌仙,是40年代备受瞩目的作曲家,也是50年代中共冤判的55万“右派分子”中的一位受难者。他曾立志为辛劳民众写歌而改名“陈歌辛”,岂料事与愿违,“为辛者而歌”变成了“因歌而辛酸”。陈歌辛因自身非凡的音乐才华受到中共的利用及迫害,最终在艰辛困苦中走完一生。


陈歌辛和妻子金娇丽。(公有领域)

才华天纵的高产作曲家

陈歌辛生于歌舞繁华的上海,中学毕业后曾短暂师从梅也、弗兰克两位犹太音乐家,学习钢琴、声乐、作曲等音乐知识,十几岁时就能熟练弹奏钢琴。陈歌辛一生未进行专业系统的学习,却凭借对音乐浓厚的兴趣和与生俱来的天赋,成长为上海音乐界的传奇作曲家。

1930年,风流儒雅的陈歌辛加入“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舞团,担任钢琴教师,同时在上海的几所中学教授音乐,并从事歌曲创作。同年,他结识热爱艺术的富家少女金娇丽,并缔结良缘。美满的婚姻激发陈歌辛的音乐灵感,多年来,他的流行乐创作一直处于巅峰状态,写下许多广为传唱的歌曲。而周璇、姚莉、龚秋霞等上海歌手,大多唱过他写的流行歌,成为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

《永远的微笑》是陈歌辛亲自填词、作曲,献给妻子的歌,旋律舒缓悠扬,歌词真挚缠绵,被“金嗓子”周璇演绎得情真意切。电影插曲《初恋女》由他作曲并演唱,将诗人戴望舒的新作《有赠》改编入流行歌,成为上海乐坛的创举。而由陈歌辛作曲的《夜上海》,以其浓郁的爵士乐风格,展现了国际大都市的风情,成为上海滩最知名的歌曲之一。经典歌曲还有《凤凰于飞》《蔷薇处处开》《苏州河边》……

据陈歌辛的长子陈钢回忆,父亲写歌可谓神速,一晚上甚至能写出三四首。他常常在半夜兴奋地叫醒妻子,展示新歌,还自信地表示:“明天一拿出去,全流行。”那时,陈歌辛以作曲为主,偶填歌词,为上海电影创作插曲。他喜欢在旋律中融合中、西方音乐的特点,而且高产高质量,风格多变,他也被世人冠以“歌仙”美誉。

谱写流行音乐传奇

艺术家以高水准的作品传世留名,少年成名的陈歌辛作为上海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也在音乐史上创造一个个流行歌的奇迹,至今传为佳话。他一生创作两百多首歌曲,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红遍全球的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

1940年,陈歌辛为电影《天涯歌女》创作插曲,由姚莉首唱演绎,瞬息间风靡上海的歌舞厅和电台。二战结束后,这首歌被翻译成英文,传入美国,由当时最著名的爵士歌手弗兰克·莱恩翻唱,更于1951年荣登美国流行音乐榜的冠军之位。

当时美国人还愿出百万美金的版税寻找原作者,然而中共却在大陆大搞“清算美帝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造活动,煽动中国人的反美情绪。陈歌辛迫于政治压力,只得委曲求全,放弃赴美领取巨款。然而无法否认的是,这首歌是中国第一首走出国门、又被外国人翻唱的流行歌,陈歌辛也将凭此永享芳名。

陈歌辛多以春天和花作为音乐主题,但他并不是一个沉醉于风花雪月的浅薄才子,相反地,他在国难当头时表现出中华民族的风骨与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抗战初期,他因创作几首抗战歌曲,于1941年12月16日被日本宪兵绑架,关进“极司菲尔路76号”魔窟,受尽三个月的酷刑。

1946年初,中华民族迎来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黄历新年,陈歌辛以“庆余”为笔名,创作贺年新歌《恭喜恭喜》的词曲。这首歌只有四句曲调,却有五段歌词,像是一首回旋往复、唱不完的诗歌。歌词中“恭喜”二字出现次数多达数十次,但原唱姚敏、姚莉兄妹曾表示不会感到厌烦,反而觉得朗朗上口。后来,这首歌经邓丽君等歌手翻唱至今,成为每年必唱的贺岁金曲。

一念之差,改写后半生命运

再有才华的艺术家,一旦被中共沾染,几乎无一例外地下场悲惨,哪怕才气纵横如“歌仙”,也是在劫难逃。

早在1938年,陈歌辛在中法戏剧专科学校任音乐教员时,便和中共地下党扬帆来往密切,共同为“新华电影公司”的电影《儿女英雄传》译配苏联歌曲。虽然陈歌辛没有加入中共组织,但上海左翼文人夏衍、田汉等人都曾“引导”他创作宣传中共革命的作品。《不准敌人通过》《度过这冷的冬天》等“抗战歌曲”,便成为他生命中的一批另类作品。

在抗战胜利后,陈歌辛应夏衍之邀,奔赴“进步文人”云集的香港。1946年底到1950年,他在香港的确过了一段安逸生活,创作颇丰,但同时也因更多地与左翼文人交往,对中共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与信任。1950年,夏衍回到上海担任中共的文化局长,力邀陈歌辛回乡。他又欣然允命,却不知此举让他彻底落入比虎狼还凶残的中共手中。

在上海,陈歌辛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又受聘于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作曲配器课程。这对一个没有留洋背景、从未在音乐院校进修的作曲家来说,几乎是无法想像的,而“天才”陈歌辛却做到了。当然,在中共的政治“领导”下,他也和其他艺术家一样,凡有创作必须歌颂中共、歌颂无产阶级,他的作品已不复民国时期的艺术光辉。

而他早期的作品也屡遭中共打压,这与中共有计划地清算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在中共的价值观中,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属于“靡靡之音”,反映“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或“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流行歌曲自然也在清算名单上。1949年7月,中共在北京成立“中华全国音乐协会”,要求所有的音乐创作必须为工农兵服务。

很快,陈歌辛的《渔家女》被打成“反动”的“黄色歌曲”。文联主席还发表文章《批斗黄色音乐》,污蔑黎锦晖、陈歌辛等人的作品。等到1957年,毛泽东发动“大鸣大放”的“阳谋”罗织知识分子罪名时,陈歌辛在“未鸣”“未放”的前提下被划为“右派分子”,发配到安徽白茅岭老干农场劳作,从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歌仙”陈歌辛。(网路图片)

遭逢大饥荒,忍饥挨饿客死他乡

为何陈歌辛会被划为右派?历史的记载中,或可寻出两个原因。一是指标压力。音乐家贺绿汀曾在一次会议公开隐情,说“反右斗争”时他受到中共官员陈毅的保护,本该属于他的右派名额由陈歌辛“顶替”。还有一个原因,是他1957年的绝笔之作《梅花开咯》,在歌名与歌词内容触犯中共大忌,被判为音乐界的“草木篇”。

因受到“右派”罪名的牵连,陈歌辛的家人境况也十分艰难。继承音乐天分的长子陈钢,在上海音乐学院背负“右派孝子贤孙”的骂名,因为父亲的关系不得以和女友分手;次子陈铿是个数学奇才,原本在复旦大学读书,却被下放到江西喂猪;幼子陈东过早地缺失父爱;女儿陈小丽变得一言不发;妻子金娇丽则一人担负起家庭的全部重担。

同在农场“改造”的作家艾以,有机会见证陈歌辛生命最后的两年。据他回忆,农场的“右派分子”都住在茅草屋里,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除了白天进行高强度劳动,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围着茅草屋的通铺转,在那里吃饭、休息、“学习”。繁重的劳动,恶劣的物质条件加上孤独无助的生活,每个人都承受着身心的双重压力,生命时刻遭遇无情的挑战。

习惯了大都市的艺术生活,陈歌辛一下子来到荒无人烟的山区,生活与心境的落差让他水土不服,无法适应沉重的“改造”生活。幸好有家人给他接济食品和营养品,支撑着他勉强度日。然而祸不单行,三年大饥荒的到来让“右派”们的日子越发难过。

每逢新年,金娇丽都不辞辛苦,在漫天风雪中步行80里赶到农场,只为与陈歌辛相聚一夜。他们不能像在家里那样,“对饮红茶谈天说地”,只能“用刚洗过旧鞋的泥水放在小铅桶里煮滚而饮”。更为心酸的是,茶还没喝完,农场的哨子又吹响了,金娇丽只能“一路哭到家”。

1959年,农场的广播里忽然传出悠扬的乐曲,那是陈钢、何占豪作曲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当陈歌辛听到了长子的名字,为自己的作曲才华后继有人而无比激动。他立刻写信嘱咐妻子,要一份儿子签名的总谱一睹为快,并给儿子提些建议。然而,金娇丽根本不敢惊动儿子,让这个多难的家庭再生枝节。最后,她买了一本总谱,带给丈夫了事。

1961年,农场口粮锐减,右派的伙食压缩到每天“一干一稀”,所有人都在鬼门关前挣扎。艾以说,农场还流行一种怪病,从“四肢无力、日渐消瘦”变成恶性贫血,死前却“全身浮肿,浑身皮肤肿胀得发亮”。改造刑期漫无尽头,陈歌辛终于挺不过饥饿与疾病的折磨,在农场生活两年后,悄然离世。

1961年1月25日的早上,“右派”们按时起床,准备开始一天的劳作,只有陈歌辛没有动静。邻床的一人走到他身边,“叫他起床,没见反应,便用手推他,仍无反应”。掀开被子一看,大家才发现,陈歌辛“脸色惨白,停止了呼吸,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人世”。

在饥寒交迫、人人难以自保的时代,农场每天都有人饿死,荒山上每天都有新抬去的尸体,草草掩埋后变成野兽的食物。除了他的家人,也许没有人顾得上去关心一位艺术家的逝去。事后,金娇丽赶到农场为丈夫收尸,只能在没有墓碑的墓地里,捡回了206根遗骨。

在这场祸及四千万中国人的大饥荒灾难中,年仅47岁的“歌仙”也悲惨地成为遍野饿殍之一。他的际遇,折射出中共运动的荒唐与残酷。如果他的歌曲依旧盛传不衰,那么,他所承受的苦难也应被历史铭记。#

参考资料:

1.张成觉,《1957’中国音乐》,张成觉出,田园书屋发行,2013年。
2.艾以,《陈歌辛的最后岁月》,《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
3.东西,《上海歌仙陈歌辛的不幸》,收录于《开放》杂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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