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2月28日讯】

一、关于标题

此文献给三十年前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被打杀和被打后自杀的老师们。大规模的打老师的暴行，发生于当年八月。故题为“八月祭”。

二、历史的缺失之页

那是远在三十年前的死亡，然而这却不是年复一年重复了三十次的祭奠。

现在在图书馆里，可以看到1966年夏天的中国报纸。报纸那时天天为红卫兵的行动欢呼叫好，却没有一个字提到老师们的死亡；在当时制作的画报和纪录影片上，可以看到千千万万年轻学生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含着热泪，高呼口号，兴高采烈地走过天安门广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现场纪录。在这类文字和图像的资料中，红卫兵最激烈的行为似乎只是改换商店和街道的名称牌子，却没有被打死的老师们的死亡记录。

那些对人的殴打、残害及虐杀，真的发生过吗？就在我们校园里吗？今天的人们会觉得难以相信。在历史上，有些古代的故事在时间的冲刷下渐渐模糊以致消失。但是，1966年八月的教师之死，从一开始就未被记录。于是，后人也就无从知晓。

这种事实记录的缺失，使得仅仅依赖已有的文字或图片记录所作的“文革”研究，可能凭空而来，意义不明。这一记录的缺失，在“文革”时代，是由于无情的忽略，还是有意的隐瞒，或者，根本就是对大规模暴力迫害的一种非直接的指导提倡？在“文革”后，又是为什么呢？多年来，当我向数百位在学校中经历了“文革”的人了解和记录他们的故事时，这个问题常常萦绕脑际。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至少应该是寻回这一段缺失的历史的时候了。八月又已经来临。年复一年，你们的亲人会一一哀悼你们的死亡。但是，这一次，我希望可以一起哀悼你们中的每一位。不但哀悼你们之中我已经了解到的名字，也哀悼我还不能知道名字和人数的全体受难的老师们。

你们是怎么死的？你们因何而死？

我们无法询问死者。你们已永远沉默。

但是活着的人应该说出事实。

三、第一位受难者

八月五日，196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红卫兵学生发起“斗争黑帮”。学校的三位校长、两位教导主任，被揪到操场上，跪住地上被“斗争”。学生给他们戴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把墨水倒在他们身上。接着，又要他们敲著畚箕自报“罪行”游街。又逼他们“劳改”，在小操场上挑重担、打扫厕所。有学生用带钉子的棍子打他们，用开水烫他们。在两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校长卞仲耘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这时打人者们才歇手。两个校工把她放在一辆垃圾车上，推到校门旁边。医院就在学校对门。这辆手推车在校门边停放了两个小时。等送到医院，人已经死去多时。

卞仲耘校长那年五十岁，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十七年。

同一天被打的其他四位老师，都受重伤。教导主任梅树明的背上血肉模糊，衬杉上布满钉子钻出的洞。胡志涛老师身上被打出十四处骨折。

这所学校的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7月31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于8月5日。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一百万红卫兵，这所学校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带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臂带红卫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报纸头版，还被印成彩色宣传画到处张贴。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之后，毛泽东说：“要武嘛。”这段对话发表在报纸上。以后，连人带学校，都一度改名为“要武”。

死者已经化为灰烬。将来的历史学家，很难发现卞仲耘校长的死亡记录，更不要说她的死亡经过及原因。她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在“文革”被“否定”后，曾努力想在学校里为她刻一块石碑或种一排树，以作纪念，未果。

1993年夏天，我去这所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看到1966年校长被打死的地方——一座五层的学生宿舍楼门前的台阶上。楼房依旧。住在楼里的三个十七岁的高中学生，问我：“真的吗？以前的校长被打死在学校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四、公然的普遍的暴行

你们的死未被记载，并不是因为无人知晓。这些暴行都是在人们面前公然施行的。暴行也不是只在一两所学校发生。在我所作的一项涉及八十五所分布于各地的学校的调查中，未发现有一所学校未发生打老师的暴力行为。打的方法，有拳打脚踢；戴高帽子游行；在胸前挂大牌子，牌上写有“黑帮”“反革命”等罪名及人名，人名上都打着红叉子，有如法院布告上的死刑犯；用带铜头的皮带抽；在“斗争会”上低头弯腰，两臂后举，被称作“坐飞机”或“喷气式”；剃去女老师的半边头发，专门的名称叫做“阴阳头”。

在每个学校都有“牛鬼蛇神队”，又叫“专政队”或“劳改队”。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老师被打入其中，每日被罚做重活或脏活，并且被打被侮辱。侮辱之一是唱“牛鬼蛇神歌”。歌词如下：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牛鬼蛇神
我有罪
我有罪
我对人民有罪
人民对我专政
我要低头认罪
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
把我砸烂砸碎

这个歌又叫“嚎歌”，因为被逼唱者不被当作人，故只能“嚎”而不是“唱”。这个歌由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所作，迅速传开，全国都有。

1066年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音乐堂”开“斗争会”。在舞台上，在数千观众面前，高呼口号，拳打脚踢，挥舞铜头皮带。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粱被打断三根肋骨。第八中学副校长温寒江被打得昏死在台上，血流了一地。据目击者说，被打的数十人，面部肿胀，五官不清，头大如斗，“都不像人样了”。

在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百米远的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把音乐教室改建成一座监狱。房顶上建有岗楼，有一大功率电灯泡彻夜长明。监狱墙上写有“红色恐怖万岁”。这座监狱存在了三个多月，长长短短的关进校里校外的不少人，在其中打死过三个人。有九名这个中学的老师从头至尾被关在那里，其中一人被放后一个月便死去。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不但被毒打，被剃头，有一天还被命令跪在一张桌子上，一个学生站在她的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出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的“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姿势，由《北京日报》的一个记者专程前来拍了照片。拍完照片，这个学生把她一脚踢下桌子。刘美德当时怀孕。后来，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因先天受伤而死去。

打老师的暴力虐待从北京传往各地。在上海，在天津，在江苏，在四川，在广东，在福建，在浙江，在陕西，在山西，类似的事情都发生了。上述故事不是零散的偶然的意外事故，而是一场大规模的迫害的一部分。

实际上，这些暴行因其能公然施行而更显威摄力。这些暴行都曾在“革命”的名义下大张旗鼓地进行。无人抗议，无人记录。

五、死者的名字

1966年8月17日，北京一零一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打死。8月22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萍被打死。8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内，一天内打死了三个人，语文老师靳正宇，共产党支部书记江培良，一个学生的母亲樊希曼。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被打死。10月1日，北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邱庆玉被打死。北京第六学的一个孤身老校工徐霈田也在那个夏天被打死，他的死日还没了解到。

根据政府的统计，1966年8月、9月两个月中，北京市有1772人被打死，但是他们未提其中有多少是教师。

还有的老师在受到侮辱或毒打后自杀了。这里能举出的名字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钱，服杀虫剂“敌敌畏”，死于1966年6月11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共产党总支书记程贤策，服“敌敌畏”，死于1966年9月2日；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校长高万春；北京中古友谊小学教导主任赵光谦，跳楼；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赵香蘅，跳楼；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化学教师刘树华，跳楼，死时二十六岁。

有的老师在受折磨后死去。1966年8月4日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吴兴华在校园里被“劳改”时，有学生强迫他喝一条穿过校园的水沟里的脏水，以作惩罚。北京大学附近有一个化工厂，厂里的污水排在这条沟里。他被迫喝了污水以后就病倒，送到医院未能救活，当天晚上就死了。时年44岁。

以上不是1966年夏天校园全部的受难者，只是我现在能列举出来的死者名字。你们已经离开人世三十年了。虽然人死而不能复生，我希望将来能列出每一位受害者的名字。即使我们还不能把牺牲者的名字一一地刻在大理石碑上，至少应该白纸黑字地印在书上。这是为了每一个受难者的生命都应该得到深切的尊重，也为了将来的每一个生命能得到平等的保护。

六、生命的尊严

你们死于非命。所以，这不仅是为了追怀死者，如同通常祭文所为，也是为了谴责不义。

你们死去了，不是被砍头或者用子弹射杀的，却是被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打死的。杀人是残忍的，但是这样的杀人更残忍。事实是，残暴和虐杀并不一定总会被指为不义，甚至还可能被美化成“革命”名义下的德行。你们的死亡被忽略与忘却就表明从道德方面来为你们伸张正义还远远不够。

你们的死，从未被公开记述报导，像一些大人物的故事那样。这是因为你们太普通太平常吗？可是，正因为你们是普通人，一方面，你们并无任何特别的权势或武力可保护你们自己；另一方面，你们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起，用你们的劳动，供养了政府和警察。你们的生命和安全是应该得到保障的。可是，你们成了“文革”中的大规模暴力迫害的最早的受难者。

你们的死，标志着生命的尊严被毁弃。这不仅仅只是一个逻辑的推理的结果，而且也是已经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随着你们的死，随着无人敢为你们表示抗议或不平，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迫害，受到非人道的对待。甚至连那些迫害了你们的人，也会遭飞来横祸，遇灭顶之灾。你们的死是一个开始，其后就是一场长达十多年的一浪又一浪的迫害。

如果在三十年后，这种虐杀还被视为小的事情甚至对的事情，它就会再次发生。我们已经在现实中目睹并经历了这种过程：两千年前，秦始皇“焚书坑儒”。我们在学校读历史，在语文课本上读唐朝杜牧的“阿房宫赋”，对秦始皇多多少少有个“暴君”的反面印象，虽然我们没有学习系统的理论来批判 ，也不知道什么法律制度可能控制秦始皇式的暴行。1958年，毛泽东说秦始皇“只坑了四百五十个儒，……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到了“文革”，毛泽东又说“焚坑之事待商量”。当秦始皇在理论上成了英雄，“焚书坑儒”被说成了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应该做的事情，对你们的虐杀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

现在的有些学者大惑不解，要我解释出中学生怎么就能变成打死老师的凶手。其间当然并不是一步之隔。除去心理、环境、社会压力等方面的原因，理论上的原因也是重要的。在那些打人者的明确意识里，就认这些老师是该打的，打他们是革命行动，这些老师宛如该坑之儒。

七、文明的价值

你们死去了，不是被互不相识、言语不通的异国异族人杀死的，而是被你们教过的学生打死的。

杀人是野蛮的，但是这样的杀人更野蛮。

你们是教师，从事的是一项在中国已经有了数千年历史的职业。我们古代的圣人孔子不是宗教领袖，却是一位教师。在传说中，他有过三千学生。我们可以在《论语》中看到他们师生之间的谈话，常常理智而风趣。学生群起攻打老师，不是中国的习惯或传统。文明通过教师而一代一代传承，则是常识。可是，在1966年的八月，你们被用野蛮残忍的手段杀死，更多的老师被侮辱折磨，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施行。

回顾历史，我们看得见文明可能如此脆弱。在“文革”的铁蹄下，你们死去了，而且，大学中学停止上课三年到六年，考试制度废止了十一年。年轻人不必追求知识和专业训练，但是也失去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甚至连学校的玻璃窗也和你们一起受难——1975年，在陌生的城市，人们告诉我：要发现城里的中小学相当容易，那些窗户尚没有玻璃的建筑物就是，因为所有的玻璃都被学生打碎了。

你们的死标志着文化价值的毁弃。

你们死在1966年夏天。那个八月曾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红八月”。至今为止，有些人还把它当作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加以缅怀。但是，现在当八月又将来临的时候，虽然已经太迟，我还是认为应该说出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悲剧，以及一个道义判断：这一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是错事，是坏事，是可耻的事。

这样的论断可能是无力的。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一次又一次有人批评“焚书坑儒”，实际上却难以阻止暴力虐待的再次发生。但是，我们也看到明显的事实：如果相反的论断可以流行，它将大大鼓励暴虐的重新发生。让我们通过祭奠你们，强调这一道义判断。

八、个人和历史

卞仲耘，一个剪著整齐的短发的，稍稍发胖的，总是和气微笑的五十岁的中学校长，四个孩子的母亲，几小时内死在女学生的乱棒之下，尸体上布满伤痕。

在保存下来的一分油印的“揭发批判”她的“大字报”的抄编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罪行”的一系列小标题：“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这些罪名不是捏造，就是根本不能成立，或者与“罪”毫不相干。但是，这样的罪名也可以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什么或怎么可以致人死命。

她死了。这样的“革命”非但未被制止，反而受到鼓励。于是，更多的与她相似的老师也死了。她的死，在当时似乎不值一提，未被报导，未被记载，对死亡的反应只是寂静，甚至是对更多的受难者的威胁之声。

她的死标志着生命的尊严和文明的价值被摧残。在这标记之前，人们已经亦步亦趋地走向黑暗，但是在八月五日，当一个中学女教师被活活打死时，当“文革”用暴力杀死了它的第一个牺牲者时，一道深渊裂现了。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这道深渊，埋葬的也不是一个人。要经过旷日持久的磨难，人们才得以走出这道深渊。

她的死是一个历史的黑色的标记，尽管是用一个女教师的红色的血造成。

七百年以前，在关汉卿的剧本里，当一个无罪的女子窦娥孤立无援，诉冤无门，被处死之后，六月暑日，上天突然降雪，雪片掩埋了窦娥的尸体。晶莹纯洁而奇异的“六月雪”，寄托著剧作者的同情，也共鸣著观众的悲悯。

1966年八月五日当卞仲耘老师被打死之时，当另一些老师在她之后也被折磨死之时，也正值阴历六月。现实世界，当然不会同于文学的想像。在那个被称为“红八月”的夏天，到处可见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本，到处可见红卫兵的红色袖章。

大雪未曾降临，奇迹也没发生。一件又一件大冤大屈发生了，不能感天动地，甚至不能得到些微的同情。三十年后，又值炎夏，让我们为死者祈祷一场理念的、道德的、精神的“六月雪”。

九、旁观者的耻辱

杀死你们的手段的残忍和野蛮，自然是发动者和施行者的残忍和野蛮，但是，也加重了旁观者的耻辱。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当殴打和折磨进行之时，没有人站出来制止，当死亡发生之后，没有人伸手安慰死难者的家属。在当时，人们因为害怕，因为胆小，因为对暴力的恐惧而充当暴行的无言的旁观者，袖手旁观，听任如此残忍野蛮的的事情发生并且持续。这不能不是耻辱，无论我们承认与否。

三十年来，多多少少，“文革”的故事被印在纸上。这是难以抹去的历史，人们想要写出来，甚至加以结论。可是，另一方面，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关于“文革”的记忆正在模糊、消退，以及被简化、扭曲及变形。

“文革”中的害人者以及通过害人获利者不愿意事实被写出，假设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回避历史事实对他们的利益有好处，因而也就相当合理。可是，这样的人并不是大多数。受害者加上旁观者，所占的比例应该更多。那么，三十年后，为什么你们的死还是不被提起？为什么不向你们表示道歉和悔意？除了各种复杂的原因，是不是纵容罪恶带给旁观者的耻辱也在暗中阻止他们面对历史呢？

你们已经去世三十年，永远沉默，未有一言责备我们。为我们在那个夏天缺乏勇气、良心和正义感，我们已经遭受了事实的惩罚——在你们以后发生了对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学生的迫害。但是，这种受苦不能抵消旁观者的耻辱，却只能是对旁观态度的反讽，即旁观者很可能变成受害者。

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死亡提醒着我们的耻辱。可是，如果旁观者不能说出事实或者不能表示歉意，这种耻辱也永远不能解脱。

十、问题和答案

面对你们的死亡的事实，这是不能不问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要把你们打死？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

三十年前，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和暴力的恐怖之中，除了成为受害者、帮凶或沉默的旁观者外，人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再后来的十年，“运动”一个接一个，迫害一场接着一场，“文革”似乎成了一架庞大的独轮车，一旦停住，就会翻倒，于是就只有不断进行，直到发动者死去。在那时，这样的问题不准提出，更不准回答。

三十年后，这样的问题还会被问起，因为还未被回答。

事实似乎太有讽刺性：从1966年6月学校停课闹革命到8月你们被打死，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要写出事实和作出分析，却需要三十年都不止。

为我们亲身经历的历史作出见证和解释，这不是你们留下的课后作业，可是现在还交不上一份很好完成的答卷却使我深深自责。

请提醒我们吧，在每一个八月。你们的故事不应被欺瞒、忽略或遗忘。你们中每一位的名字，都意味着永远的教训：抵制所有在“革命”名义下出现的暴行。

呜呼哀哉！

文章来源：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www.chinese-memorial.org，成文时间：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