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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园:中共迫害文化精英实录(二)

【大纪元2016年07月14日讯】今年的7月1日是中共成立95周年建党日,与中共95年历史相伴随的,是95年来罄竹难书的罪恶。中共犯下的最大的罪恶就是在破坏了中华文化的同时,杀戮和迫害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

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反右和文革中,杀戮和迫害了几乎中国的全部文化精英。下边看看这些中华精英受到的苦难和屈辱。

1、被迫害的文化界精英

向达

历史学家,大师级人物,敦煌研究第一人,中外交通史专家。1935至1937年游历欧洲,在备受洋人歧视的情况下,于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手抄了数百万字的敦煌资料带回国内,奠定敦煌研究基础。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初被残酷批斗,66岁的他被剃光头,在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一跪就是几小时,去世时无人施救。向达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说“比如考古发掘,怎能说明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 章诒和曾回忆:“向达是右派,算‘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果然于数月后,死在劳动场所。发病时,北大革命师生无人为其呼救。”

吴宓

吴宓,原名玉衡,后改陀曼,又改宓,字雨生(又作雨僧),笔名余生,陕西泾阳人,比较文学家、著名西洋文学家。

1966年“文革”中,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戴白纸高帽游街示众,接受造反派的打骂与侮辱。其间,大量日记、文稿、藏书遭到洗劫。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他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吴宓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1年病重,右眼失明,左眼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泾阳老家。这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吴宓每次吃饭时总要问:“还要请示吗?”吴须曼告诉他说:“‘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都不请示了。”有时候夜间,他起床喊,“快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很饿,给我一碗稀饭喝吧。”1978年1月14日因突发老年性脑血管疾病入院治疗,1月17日病逝解放军513野战医院,终年84岁。

范烟桥

红极一时的江南才子,诗词小说文学批评均有极深造诣。文革中,他为避祸尽焚五十年来的手稿。但有一次念了一句“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红卫兵听到后说他诬蔑文革,对他残酷迫害,含冤而逝(也有被活活打死一说)。与他并称的才子周瘦鹃也遭迫害,他来吊唁,泣不成声,不久后投井而死。

詹安泰

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张东荪

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中国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长。1949年以后留在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控向美国泄漏国家机密情报,死于狱中。

1951年7月,建党三十年大庆,学者文人们都在报上发表回忆庆祝文章。大师张东荪却依旧沉默,此时他已因卷入美国特务案而倍受压力,叶笃义劝他趁此机会写一篇,他拒绝,表示要保持“沉默的自由”。1953年5月,他被开除出民盟。1968年,82岁的他被关入秦城监狱,后有关方面告知其家人,他于1973年6月去世。秦城监狱作为特种监狱,除了对被关押者施行肉体和心理折磨外,还会将被关押者一个个单独囚禁,数年里不能和人说话,更不能和家人通信。所以张东荪死后很久,家人才被告知。张东荪长子是北大教授、生物学家张宗炳,也被关于秦城七年,被迫害至精神失常,次子张宗燧是剑桥博士,物理学家,自杀身亡,三子张宗颖夫妻双双自杀。两个孙子亦遭判刑。

林同济

林同济(1906年-1980年11月18日),中国学者,涉猎颇广。专长于政治学,也是莎士比亚专家。战国策派主要成员之一。1958年被划为右派。长期任教于复旦大学。1949年,林父对他说“以你这样的思想,和共产党相处会遭殃的”,劝他去台湾,林同济说“中国若亡了,吾与汝偕亡”。思想改造时他被迫交万言检讨,全面否定自己,反右中被划为右派,文革中险些性命不保,1980年赴美讲学时病故。大鸣大放时,林同济说:“肃反时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理解实际上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针对中共户籍管理制度,他说:“人本来是动物,现在却成了植物,不能动了”。林同济曾在美国大学任教,出于爱国,返回国内。1930年,他同时用中文和英文发表《日本对东三省的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一书,用大量的资料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一年后不幸言中。

龙榆生

词学大师,反右时被划为右派,1961年得以摘帽,但1966年底遭造反派抄家,书稿文物被洗劫,结果含冤去世。他为何能被摘去右派帽子呢?1979年的《关于龙榆生错划右派的报告》中说,“约1961年起,龙曾协助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大师为了保命变卧底,是那个年代的固有悲剧。龙先生一生收藏大量词学文献,包括极珍贵的明代琴谱和民间艺人诗词集,抗战中散失颇多,解放后曾将大批善本、大师间来往信札手稿捐赠予各大图书馆。文革时家中收藏均被洗劫,大量文物和自作诗词稿遭毁。

李季谷

历史学家,剑桥硕士,北大教授,后任国民政府浙江教育厅长,1949年随国民政府撤退时偷偷留在上海。1955年肃反时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文革时被关入牛棚长期批斗。1968年7月25日,他被审讯一天,跪在地上被香烟烫后背和脖颈,深夜时投河自杀。与其他众多学者一样,他的个人著述基本都在1949年前出版。在他死后,有关方面还召开了对他的“批斗会”,表示“李季谷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就是死硬分子的下场”,并画了一张他的漫画像,并打了大红叉,由历史系另外两名“牛鬼蛇神”举著这张漫画像站在台前接受批斗。

杨朔

散文作家,《荔枝蜜》等作品曾入选中学课本。文革时成“丁玲反党集团黑干将”、三反分子,其作品被一一拿来作为罪证,如《荔枝蜜》中工蜂供奉蜂王是影射毛泽东。1968年8月3日死去,死因成谜,有被杀、自杀和病死三说,死后继续被批判。1975年12月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骨灰盒里仅放置了其生前使用的老花镜和钢笔。

刘永济

古典文学专家,曾任教于武大。1957年大鸣大放,他猛烈抨击湖北省委,后内定为右派。文革时,重病的他被板车拖到武大操场上批斗,含冤而死,其夫人不久后自缢。

张中晓

文艺思想家,1955年因胡风冤案牵连被捕入狱,被定性为“最反动的暗藏反革命分子”,他在狱中发病吐血,1956年保外就医,在极度的贫病交加中仍笔耕不辍,文革初不幸离世,年仅37岁。他曾在《无梦楼随笔》中写道:“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

赵树理

作家,山药蛋派代表人物,文革期间成为“黑标兵”,遭长期批斗,屡屡游街示众,曾被打断肋骨,断骨刺穿肺叶,又在批斗台上被推下,跌断髋骨,就此残废,生活无法自理。临死前几天已奄奄一息,但领导说“爬过来也要挨批斗”,于是被架到会场趴着被斗。三天后他开始拒绝进食,再三天后惨死。1970年赵树理参观大庆油田时曾写下诗句“钻林不作银蛇舞,也与天公试比高”,讴歌祖国“伟大成就”,此诗后招致极大罪名,指他阴谋改朝换代,要与毛泽东比高。此诗并未发表,只在好友间传阅过,故注定是好友出卖。

舒芜

文学评论家,上世纪40年代出道时得胡风大力提携,50年代胡风案时主动交出与胡风的私人信件,断章取义揭发其反党。此案牵连两千余人,从此“揭发”成为历届运动的关键词。晚年他以“对毛泽东的热爱比较幼稚”来搪塞此事。其妻陈沅芷文革初便遭迫害,被中学生捆绑起来扯著头发在地上拖,然后活活打死。

袁昌英

与苏雪林凌叔华并称“珞珈山三女杰”,集学者、作家和翻译家于一身,法国文学研究大家。后苏、凌分别赴台湾、英国,她留在国内。后划为右派,被武汉大学开除。次年又被判为历史反革命,交街道监督劳动,每日扫大街,其子与之划清界限断绝关系。75岁时被遣送回原籍湖南醴陵乡下,三年后死去。

白辛

作家,赫哲族戏剧家,作品有剧本《冰山上的来客》等。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在文革时被打成“大毒草”,白辛被点名批评,眼看噩运将至,又看着别人被批斗侮辱,他便对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罪”。第二天,带着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到松花江一小岛上自杀身亡。

丁则良

历史学家,史学界后起之秀,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大鸣放时正在苏联开会,没提意见自然没反党言论,但学校却硬造了“余(瑞璜,物理学家)丁、徐(理治,数学家)反党集团”,定成右派。丁返国后先到北大准备编教材,可东北人大却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随即投未名湖自杀,年仅42岁。

张沪

女作家,因对公车制度等特权不满被打为右派,其丈夫作家从维熙和同为老党员的父亲、弟弟也成右派。她在劳改中受尽屈辱,吞安眠药自杀但被抢救。出院时丈夫向院长道谢。女院长说“当时我们不知张沪是右派,不然不会费那么大力气抢救!”不久后,张沪就因“自绝于人民”被严惩,与丈夫入狱。(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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