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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公务员控告江泽民败坏道德、破坏法律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四日】(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近日,吉林市前商务局公务员曹小为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要求两高对他的犯罪事实正式立案侦查,还道德和公正于天下。

曹小为修炼法轮功,获得身心健康,成为一名廉洁奉公的公务员。可是他因为坚持信仰说真话,就遭到江泽民集团的迫害,被非法劳教,毒打折磨。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败坏道德,破坏法律,曹小为要求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将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曹小为六月二十四日把控告江泽民的诉状用顺丰速递,分别寄给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在网上查询已经被两高签收。

其实,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国各级政府对法轮功已经非常了解,国家体委也做过调查,包括公安部也都调查过,都知道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功效和能使人心向善的社会影响,使人道德回升的事例层出不穷,给中国社会已经带来安定祥和的局面。曹小为就是一九九五年看了《中国体育报》介绍法轮功的好处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

曹小为作为一名政府的公务员,在学了法轮大法后,下属机关的礼金不收了,兢兢业业的工作。有一次有个单位在过节时,给他所在的处室每人一份礼金作为过节的表示,因为每人都有,就只好收下了。正好当时吉林市正在建设解放大路,他就把钱捐给了这个工程建设。

可是在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中,他为了向政府反映情况,表达心声,却遭受了三年冤狱,期间又被开除了公务员职务。种种迫害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以下是曹小为在控告书中陈述的部分事实和理由:

一、修炼大法身心受益,道德品质提升

我是一名国家公务员,一九九五年看了《中国体育报》介绍法轮功的好处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当时法轮功是国家提倡的好功法,得到国家机关的褒奖。我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身心受益,首先是身体好了。之前由于经常喝酒,饮食不规律患有严重的胃炎,不能吃米饭,不能吃喝凉的东西;二十七岁得了支气管炎,在东北是地方病,很难治愈,每年都犯病;还有关节炎、腿疼。这些病都是不好治愈的疾病,修炼后,这些病都不翼而飞,身体健康,为国家省了很多医疗费。

在工作上我不计较个人得失,兢兢业业。下属机关的礼金不收了,这一点下级机关的工作人员有目共睹。有一次有个单位在过节时,给我们处室每人一份礼金作为过节的表示,因为每人都有,我只好暂时收下。可我并没有揣入自己的腰包,正好当时吉林市在建设解放大路,我就把钱捐给了解放大路的工程建设。

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脾气不好,经常和妻子打架。自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家庭和睦了,无论妻子说什么,做什么从来都是按“真、善、忍”要求自己,不和妻子发生口角。仅举一例,自修炼法轮大法后,家务活全包了,一次做的饭妻子不满意,把饭碗扔到地上打碎了,我不但没生气,自己打扫后,又重新做了两次饭,妻子才同意吃。是修炼法轮大法使我这样做的。

作为后备干部,下派到蛟河市河南街,工作期间从来不接受吃请,一心为基层干好事。有一次为了向农村推广日光温室技术,带车回吉林市购买日光温室用的“纸被”,我们车上坐了四个人,在蛟河天南乡附近落入山涧,有十几米深,不但没有车毁人亡,而是人车安然无恙,车子只是把倒车镜刮掉了。因为车子在下落时,我心里喊着“李洪志”师父的名号,才使我们四个人化险为夷的。还有一次,我骑自行车,被一出租车从后面把我撞到了人行道上,只是把自行车撞坏了,我也是毫发无损。我告诉司机我是炼法轮功的,没事。这种实例每个真心修炼大法的人几乎都有体会。

二、说真话身陷囹圄,身心遭受摧残

即使这样一种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的好功法,一九九九年七月,嫉贤妒能、阴险毒辣的江泽民也容忍不了,毫无理性的发动了一场及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对信仰“真、善、忍”民众的残酷迫害。

迫害一开始,当污蔑的新闻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亲人立刻过来给我施加压力,本来在大法中身心受益的亲人此时不但自己不敢坚持,还反过来给我施加压力。在文革中遭受屈辱的老叔过来打我,甚至还有的亲人说要给我送精神病院。妻子的哀求、老父的威胁、孩子的啼哭撕碎了人的心。然后就是来自单位的压力,领导找谈话,甚至副市长都来找我,让把书交出来,并且要求写决裂、保证书。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我为了把自己真正想法表达出来,去了北京,到了北京才发现,一切都被江泽民操控着,不是不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信访办成了抓人的地方,根本不是想了解民众心声和疾苦的国家机关,成了江氏的帮凶。无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我看到一些人,在广场上大庭广众之下毒打法轮功学员,我上前质问他们为什么打人,并高喊“法轮大法好”来表达我的心声,结果,也是被抓,被打。

被劫持到天安门附近的派出所后,那里已经抓了大批的法轮功学员,派出所屋里已经满了,后被抓去的都在院里,有老人、妇女、学生、孩子。这些善良公民,没有任何过激行为和冲动,充分相信是政府不了解情况,才这样做的,都在等待着政府能公正解决问题。可是等来的是编号分流,分别送往了北京的各地派出所审讯后,又把我关到看守所。

后来,被吉林市的驻京办事处带去,把好几十人,不分男女的关在一个封闭的没有窗户的黑屋里,晚上一个挨一个的躺下后,居然有一个人躺不下,多大的密度可想而知。几天后,突然从吉林市来了很多警察,带着各种械具,冲进关押我们的地方就开始打人,往大客车上抓人。我被一个警察打倒在地,用脚踩我的头,抓着头发往车厢上撞。然后又把我塞到大客车的第一级上车的踏步处头顶在地上,身体夹在车厢的踏步处无法移动一点,在这种情形下,用脚踩着我的后背,无法起身,就这样从驻京办事处一直打到北京火车站。恶警打我的时候,全车内的女同修都在哭。后来又给我戴上了手铐,强行拉到发往吉林的火车上。

回到吉林后,先把我关押在吉林市拘留所,拘留十五天,十五天后转押到吉林市看守所,大概四十多天后,被非法批劳教三年,关押在吉林市欢喜岭劳教所,每天长期坐板,双腿劈开成人字形,前面的人坐在后面人的两腿中间,使后面的人两腿无法合拢,以此类推的做成一列,使人难以忍受。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四日,欢喜岭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了一次集体迫害,后来被叫做“3.14”惨案。起因是欢喜岭劳教所在长达一年多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强制转化中,不但达不到目的,大法弟子反迫害的壮举此起彼伏,劳教所为了维持能够继续迫害,策划了一场令人震惊的更残酷的迫害,对外谎称法轮功学员暴动,准备大量警力和枪支以及各种器械对我们实施了一场邪恶的迫害。仅严管一个中队就打昏或打休克了八名法轮功学员,拉到市医院(劳教所指定的定点医院)抢救的三名,全大队重伤害的六十五名,一般被打的一百零五名。其中没抢救过来的一名。还有一名被铅沙棒打碎肺叶(市运输队的侯占海),高烧不止,分流到外地后仍高烧不退。一透视两肺全碎,都已变得腐烂,随时都有死亡危险,当地司法局出车连夜送回家,第三天就去世了。我被用狼牙棒打和剥光用电棍电,臀部被打坏。

惨案发生的第五天上午九点紧急集合,通知:“上大客车马上出发,到什么地方,不准问!谁该下,到时通知;不能自理的用担架抬上车;行动不便的由人背上车;半自理的一人扶上车。不管多难受也要忍受几小时,都不能大声说话、喊叫、只要活着还有口气就得走!这是命令!”

我被转押在九台劳教所,到达九台劳教所后,首先就是把衣服脱光搜身,接着就是白天强制劳动:插秧、挖沟、建筑、拆楼、挑瓜子等。晚上谈话、施压,不断的被告知不转化就别想出去,到期也要加期,不让家属接见。九台劳教所在二零零二年针对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发起了一次暴力强制转化运动。恐怖笼罩在整个劳教所,给法轮功学员的感觉是不妥协就会被打死,给那些“普教”人员的感觉是在这里即使是打死法轮功学员不但不会得到惩罚,反而是得到减刑。在这次迫害中,据我所知至少有一人被打死,打伤多人,由于信息封锁,无法统计。由于我坚持信仰,被严管多日,具体时间已记不清了。严管期间,不准和他人说话,不能随便去厕所,每顿饭只给其他人的一半。每天长时间坐板,早晨五点坐到晚上十点。还以检查危险品为名掀被,干扰睡觉。

二零零二年底我被关在九台劳教所的“少教队”期间,看到那里未成年的劳教少年,强制他们劳动,劳动时间长达十二小时以上。有一次,晚饭后,因我没劳动,夜班的警察把我带到管教室,用拳头击打我的头部、脸部很长时间,我指出他打人违法时,他居然说:“谁看见我打你了?”然后给我关进严管小号。

我被强制劳教期间,于二零零二年春天,我原单位吉林市商务委员会派人到劳教所开除我的公职,单方解除我的国家公务员职务,理由却是说考核公务员不称职,没给我一分钱的补偿。

从二零零二年被开除公职至今已经十三年了,直接经济损失虽然无法准确计算,但至少也得四、五十万元,也许更多,其实更大的伤害是精神层面的,首先在拘留、看守、劳教期间遭受的人格上的屈辱,强制法轮功学员直接坐在地上,看那些污蔑大法污蔑师父的录像,要剃光头、要穿罪犯才穿的衣服、要面对警察蔑视的眼光,甚至出外工到乡村去干活,以前到这些地方我是以公务员领导的身份来的,此时却成了阶下囚,那种心里的侮辱伤害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劳教所里给犯人起的污蔑性的绰号叫“秃子”,而要管干警叫“政府”,完全把这些人弄到了政府的对立面,根本没有一点人格尊严,他们可以任意的打骂侮辱我们。对于一个在正常生活中备受尊敬的人,在这里却遭到如此的蔑视羞辱,其中的伤害是无以言表的。

在劳教所这些关押大法弟子的地方,最残酷的是在长期的精神、肉体折磨后,在恐怖的高压氛围中,被迫做了违心的事,做了最不愿意做的事后,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那种苟且偷生的卑微,那种没有骨气、没有尊严、没有人格的良心的谴责,使人活的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三、冤狱期满,为生活四处奔波

三年劳教迫害期满,回到家中,依然没有安稳日子,除了警察、社区的骚扰之外,更令人难以承受的是来自于社会、家庭、亲人、朋友的另眼相看,本来这种坚韧的意志,对真理的坚持应该得到世人的尊重,可是却遭到了世人的不理解、歧视、甚至嘲讽。随之带来的更有生存的危机,为了生活,重新择业出外打工,背井离乡,其中的艰难不仅是自己的不容易,更难的是妻子和孩子,本来自己在被关押期间,她们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赡养老人、照顾孩子,重担都落在妻子一个人身上,此时回到家中本想好好照顾他们,可是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出外谋生,把重担又一次压在了妻子身上。所有这些生活的磨难都是这场迫害带来的。

更让我无法释怀的是,孩子在这场迫害中受到的伤害,三年无法陪在孩子身边,不能看她成长,不能给她良好的教育,不能承担起父亲的责任,而她还要在同学面前掩饰自己父亲不在身边的这种痛苦,每次写作文都写我的父亲。这场迫害,对孩子的感情、是非的观念、人生的理想等诸多方面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伤害无法弥补。其实这么多年所有的家人一直提心吊胆,几乎每天都生活在恐惧担忧之中。如果哪次电话打不通,那种恐惧担心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还有,冤狱期满回到家中,到现在已经十三年,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社会保险,没有养老保险和任何社会保障,给妻子和孩子多大的精神压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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