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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来是因为我看到这个国家的希望——写在4.25一周年

我回来是因为我看到这个国家的希望
——写在4.25一周年

[编者按:封莉莉,现于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医学部任 Associate Professor。 主要研究方向是趋化细胞素在病理和生理中的作用,前后在医学杂志上发表了60 多篇论文,前后四次获得药物公司的科研资助。目前,她拥有三个国家卫生研究所授予的科研基金。她于前年四二五事件后开始修炼法轮功。去前圣诞节前回国探望十一年未见的父母,在深圳因炼法轮功,半夜在友人家中熟睡时被拘捕并关入监狱十多天。经在美亲友及其他科学家们的联名呼吁方得以释放。]

你们热爱生命,
因为生命是你们的修炼之田。
但为了大法,
你们又可以把生命奉献。

《给为大法献身的修炼者》作于2000年4月

我们全家都是因4.25而得法的

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去年4月25日在中南海请愿的大法弟子们,是他们用感天动地的真诚和舍尽一切的坦荡震开了我们心中通向大法的门。

合十,在中南海请愿的大法弟子!

合十,一年来用热血和生命实践着“真善忍”的无数中华的大法弟子!

合十,为千百万大法弟子和宇宙众生耗尽心血的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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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12月,我决定回国探亲。那时,我修炼法轮功快8个月了。

12月13日,我从香港赴深圳去购买国内机票。我住在一个朋友家等15日的机票。这位张姓朋友是香港的生意人,也炼法轮功。兴趣相投的朋友聚一块儿是很自然的。所以,14日与张先生相识的一些法轮功弟子来和我们相聚,我们交流了各自修炼法轮功的体会。来访者到晚11点都离去了。次日凌晨1点,我们被上门造访的三个公安惊醒。

他们三个公安坐下来和我们谈话。问我为什么要炼法轮功?什么时候开始炼法轮功的?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回来?难道你不爱你的国家吗?不知道遵守国家法令吗?我对他们的问题一一做了回答。

我是1988年去美国的。当时,我的儿子桑桑只有1岁多一点。就这样,我离开了我的丈夫和儿子,孤身一人来到了世界最著名的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当时,这个世界最大的研究所只有几个中国人。人地生疏加上工作紧张,我感到非常压抑。更糟糕的是,有些人对中国人怀有偏见,根本瞧不起中国人,我心里更加不平。有一个人公开嘲笑说,你们中国人自己国家搞不好,就想赖在别人的国家里。我有时真想一走了之,但又舍不得美国的科研条件。无穷无尽的委屈和极强的中国人的自尊使我把眼泪往肚里咽。我拼命地工作和学习,平均每天在实验室里干到16、17 个小时。有时,我累极了,就在椅子上靠一靠。就这样,我常常在实验室里过夜。有一次,我连续干了60个小时,因为我困极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我发现我的车撞到了一棵大树上,引擎和水箱被撞坏,挡风玻璃被撞得粉碎。因为我太疲倦了,即使我的脖子被安全带勒出一条深深的伤痕,人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我到美国十二年,没有休过一个假期,一个假日,甚至没有过一个周末。就过着这样的日子,我用此来表达一种中国人的自尊,遮掩着一种难以克制的寄人篱下的感觉。说到这儿,我含着泪笑了一笑,对他们说,这是我十二年来第一个假期,第一次踏上我的生我养我的祖国的热土。因为,我现在觉得这个国家有了希望。

他们在听着,有一个人眼睛湿润了。

我很快被提升为副教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没有修过美国的学位。当时嘲笑我的美国人成了我的学生。有一天,我非常认真地告诉他,我到美国来是为了教像他这样的人怎样做科研。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是对的,我实在佩服你”。

自我以后,这个研究所接受了很多中国的博士后研究生,目前至少有200多人。很多美国教授都说,你看看莉莉就知道了,中国的博士后研究生一定是好样的。当然他们喜欢象我这样的学生,我现在每年拥有近40万的科研基金,已在我的领域里很有些名声。这也是他们有目共睹的。

他们听了我的这段话,沉默不语。其中有二个人的眼里噙着泪。

我告诉他们,我是4.25以后炼的法轮功。他们很奇怪,问我为什么。他们也很吃惊,炼法轮功的人是怎么了,这么短的时间就这么不要命。

我诚恳地告诉他们我对4.25的看法。

我是在本地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关于4月25日法轮功的人到中南海请愿的一篇报导。他们安祥的举止和平和的面容令我的心悸动不已。我惊讶,面对如此严厉的政府,什么人置身家性命不顾竟能如此斗胆死谏?我感叹,什么人竟然这么天真地对有残暴名声的政府呈上这样的赤子之心?我觉得不可思议,是什么理念竟然使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显得如此地坦荡?我扪心自问,我做不到。世态的炎凉和生活的辛劳早已把曾是一腔热血的我修整得精疲力竭,谁又不是呢?

在得知这些人奉行的是“真善忍”的当天,我决定了修法轮大法。没有什么可犹豫的,能在短短的七年内使中国人变得如此不凡的法一定是超常的。我原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我更知道人性和民族性是改变不了的。这一定是神创的奇迹!

当我开始明白一点大法内涵的时候,我很快明白了去中南海的弟子们为的是什么:为了我,为了你,为了世界上千百万还没有得法的善良的人们。为了更多人能生活在公民能够正常行使合法权益的社会,为了更多人能回到讲真话、彼此善待的精神境界,为了“真善忍”能照亮更多的人心。

其中有一个人说,“为什么你们不忍一忍呢?”

我看着他们,一字一顿地说,对邪恶的沉默绝对不是忍,那是对“真善忍”的亵渎!你们知道不知道,政府和你们正在加害于为拯救你们的灵魂而舍尽一切的人。我为大法弟子舍尽一切乃至生命都不能使你们清醒感到痛心,难道人的良心竟然泯灭到这般田地?我们不在乎你们恩将仇报,只是希望你们能醒一醒,为了这个国家,也为了你们自己。

经过几个月狂风暴雨,我已经清楚地感觉到,“真善忍”正在改变着包括我在内的成千上万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改变着久已麻木的中国人,改变着长期以来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天条的中国人,改变着曾令人绝望的中国的民族性。有史以来,中国人不是逆来顺受、唯唯诺诺地做顺民,就是象陈胜和吴广那样官逼民反。自镇压以来,法轮功的人从容地承受着一切,只为了说一句真话,炼他们喜欢的功法,坦然地做一个好人。有这样的百姓乃国之万幸啊!第一次,我从心底里升起了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升起了对中国的希望。

他们说不出话来。有一个请我不要再说下去。

我后来告诉他们我回国的原因。我确实想告诉国人和政府,法轮大法好,但我的第一个目的是很简单的,是想回家给我的27年前惨死在车轮下的二弟扫墓。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我的十二岁的二弟挺身而出,保护我的父亲。我和其余两个弟弟都不敢吭声。因此,我的二弟被批斗,每天有时高达十几次。我十二岁的二弟终于无法承受,得了精神病。1972年,他17岁,由于神智不清,被汽车压死了。我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我始终在欺骗着自己,他没有死。当时,我无法去给他送葬,也从未为他扫墓。直到修了法轮大法,我的心开始得到了平静,才能面对这一事实。这次,我是想回来正式向他道别的。

他们坐着,良久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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